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回顾21世纪历史的时候，他们大概会发现，恐怖分子拉登原来开启了世纪新历史。不管人们对拉登痛恨得如何咬牙切齿，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纪的历史。“9·11”事件既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人们总结上个世纪历史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起点。上个世纪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纪又会如何发展，人们不得不从拉登开始。
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
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美国卷入世界事务开始的。在此之前，美国基本上是个孤立的国家，专注于新大陆的建设，享受那里所具有的无穷的资源，世界事务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所以有人说，美国当时进入世界事务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有些不得不那样做的味道。大英商贸帝国的衰落造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真空，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似乎毫无止境。美国当时所拥有的实力决定了美国必须取代大英帝国充当新世界的霸主。
不管怎样，美国进入了这个世界体系。一旦进入，它就开始了建立一个民主帝国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已经是个强国，但它的行为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扩张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民主帝国真正的开始是在二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也是一个帝国，到处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在这个时候自然成了民主世界的代言人和领导者。美国的行为似乎变得仁慈了一些。首先，美国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来做出行动的。面临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外在威胁，民主国家阵营显得非常的团结，他们能够协调行动。其次，国际组织成为美国行为的行为机制。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等都是在美国权力的支持下运作的。尽管美国凭借着这些国际组织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整个自由世界也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得到了相应的利益。
在和自由世界的竞争中，共产主义阵营最后败下阵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瓦解立即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这个局面使得民主自由的信仰者欣喜若狂。美籍日本作家福山当时就宣称“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自由民主竞争了，共产主义的解体表明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
的确，苏联的解体把从1970年代开始的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据统计，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
“历史的终结”并没有为人们带来多少和平。反之，随着美苏两极世界的解体，外在威胁的“消失”，两个阵营内往日强制性的举措不再有效，局部战争因此而起。但这些都不足以打击美国人对“历史的终结”的信任。真正对“历史的终结”信念的打击应当是拉登的恐怖主义阵营的形成及其外化的“9·11”事件。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顾名思义，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的主题。亨廷顿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都不足以改变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关系的本质。尽管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但是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也为世界带来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的宗旨还是要扩张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如果不能在全球实现，西方的使命就不能完成。亨廷顿在随后的文章中又把民主和宗教联系起来，认为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都和基督教相关。或者说民主自由只是基督教精神的外化而己。亨廷顿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是在说，民主的扩张带有宗教扩张的味道，或者说，扩张西方式民主是基督教的使命。
亨廷顿说得对。我们现实世界上的很多价值观都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和其它所有大大小小的宗教都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确立了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都有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宗教无所谓优劣，它们都是人们的信仰。当全球化来临之时，各种宗教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碰撞的机会也就自然增多，各种和宗教相关的冲突也在所难免。
但是，亨廷顿错了。文明之间的冲突绝对不是可以依赖西方文明的扩张而能解决的。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会来自伊斯兰教和儒家的结合。他甚至牵强附会地说亚洲的日本、朝鲜，甚至台湾，尽管属于儒家传统，但已经民主化，进入了西方阵营。言下之意就是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大陆和伊斯兰世界的结合。
“9·11”恐怖主义事件说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是因为基督教文明冲击了伊斯兰教文明，还是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方式出了问题？这是美国人迄今还没有想通的问题。人们可以往好处想，把“9·11”事件看成是特例，一个例外，一个个别事件，而尽量不把“9·11”事件的恐怖主义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是，追根到底，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9·11”事件对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并非任何一个个别事件所能显示的。
任何形式的帝国都有其独有的代价，无论是以往中国式儒家文化帝国还是现在美国的民主帝国。对任何一个帝国来说，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帝国的无限扩张。在冷战期间，因为有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帝国的制约，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旦冷战结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主的“第三波”。但实际上，在欢呼“第三波”到来的同时，很多危机已经潜伏其中，只是人们不想去正视罢了。
冷战一结束，美国在全球到处扩张民主的同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要实现“历史的终结”就必须把中国“西方化”。克林顿对中国实行“拉”的策略，即把中国拉入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用各种体系的规则来制约中国。当时，克林顿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与其围堵中国，倒不如让中国崛起，分享中国崛起的果实。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想法。
正当中国“高高兴兴”地接受美国西方的规则而准备进入这个体系的时候，布什政府上台了。布什更多地继承了冷战的遗产。他一上台，马上就想与中国为敌。美国的强硬派根本就不相信美国自由主义的做法，不相信拉中国入世界体系就会使中国俯首听命于西方世界。强硬派喜欢的是冷战时期的做法，相信只有用强力才能制约中国的崛起。在他们看来，让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只会让中国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与其让中国崛起来挑战西方世界，倒不如造就一种新冷战来制约中国。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美国强硬派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布什政府不遗余力营造围堵中国的世界力量的时候，“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中国还没有来得及被迫成为“敌人”，拉登捷足先登。美国又不得不转移其战略重心，把眼光从中国移到了“看不见”的恐怖主义者身上。
如果美国做得不当，让反恐怖主义战争演变成了宗教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如果恐怖主义变成一种精神而存在，那情况更为糟糕。
尽管很多人都会认为，美国帝国的扩张是过度了；美国要保持这个民主帝国盟主的地位，必须收缩、整顿和巩固。但是，很少美国人会这样想，正如往日中国的文化帝国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过度扩张那样。
“9·11”事件以后，美国和西方世界联盟反戈一击。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冷战后美国原先所想象的世界。因为迷惑，美国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关系。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论就是这种反思的产物。
新帝国主义论者把今日世界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美国、西方等后现代国家，第二类就是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现代化中的国家，第三类就是那些前现代化国家，如车臣和阿富汗。在美国西方人眼中，第三类国家简直就是糟糕透顶，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如贩毒、犯罪和恐怖主义。
而要保证第一类国家的安全，保证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就要实行往日帝国的统治方式。巩固帝国内部的团结来对付邪恶世界。因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敏感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正式使用这一理论，但美国已经提出了所谓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鲜邪恶轴心”说，这可说是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形象表白。向这些所谓的“邪恶根源”开战相信是美国今后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显然，美国在重整民主帝国。但是，这样做能够阻止这个民主帝国的衰落吗？作为民主的霸主，美国的弱点在于没有国家能够阻止得了美国的行动，也没有国家敢于这样做。美国的命令一出，谁敢不从。
尽管很多国家对布什“要不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不就是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边”的两分法大表不满，因为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或者黑社会逻辑。但是，实际上，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每一个国家出于私利，出于自保，都纷纷拥护支持美国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是这样。
不管各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会加速美国民主帝国的衰落。各国的支持使得美国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反思自己以往的扩张政策，不必来节制自己的行为。进而，尽管很多国家都能给予美国的反恐怖主义运动这样那样的支持，但美国本身必须负大部分代价。一旦当美国和各国因为利益关系而达不到共识的时候，对美国的支持和合作就成了问题。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美国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个平常的霸主国家了。二战以后，美国对扩张民主充满信心，其行为也显得有些仁慈的味道。但现在国家面临威胁，美国人也就收起了仁慈的面孔，霸道又在重现。一旦美国订下了目标，无论是否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总是要行动的。如果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就转向盟国的支持；如果连盟国的支持都得不到，美国就采取单边主义。不管做什么，达到目标就是胜利，这是美国现在的行为逻辑。
不过，或许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的这种行为仍然是合乎冷战的逻辑的。美国界定“邪恶轴心”，把一些主权国家确定为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认为推翻了这些邪恶国家的政府，天下就会太平，美国人可以安心了。实际上则不然。美国人正在对付的是一个比其想象要复杂得多的世界。
无形的“恐怖帝国”
对美国来说，对付恐怖主义比对付有形的主权国家难得多。无论是美国所界定的“邪恶轴心国”，还是美国从前对付过的苏联，或者美国曾想当成敌人对待的中国，都是有形的。对有形国家，美国可以有明确的策略，如对苏联的“军备竞争”策略，对中国的“围堵”策略等等。那么，对美国所界定的恐怖主义者呢？在很大程度上说，恐怖主义者是无形的(invisible)。
可以这样认为，恐怖主义也几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帝国。美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摧毁阿富汗政府。但是，根据很多国际组织的估计，恐怖主义组织基本上健全，恐怖帝国现在又成形了。
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我们经常把全球化看成是贸易、投资等等的自由流通，似乎每一个国家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但实际上，全球化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邪恶”的传播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何控制“邪恶”因素的传播呢？没有人会相信，美国及其同盟能够控制得了他们所说的“邪恶”。到最后，对“邪恶”的控制还得依靠各个主权国家。但是，全球化正在迅速弱化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因为全球化，很多穷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主权，这些国家的政策并非本地政府所制定，而是为外国大公司、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所掌控。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内部事务的能力也越来越弱。一些国家接受了民主，但政府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能力的。结果，国家流于无政府状态。尽管有政府，但没有能力管制社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来自内部。各种极端主义的出现正在严重挑战当地政府的统治权威。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国内的极端主义一直在挑战着美国政府。
随着全球化，这些极端主义也流向了全球各国。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各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主权国家和非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主权国家面对的不仅仅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而是无数变化无常的社会力量，其中不乏“邪恶”的力量，美国和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就是属于后一类。
这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纪了。用过去帝国的方式能否解决像恐怖主义那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美国正在做试验，没有人会对此试验的成功有很大的把握。如果恐怖主义这样的事件是个案，那还好。但是，如果美国做得不当，让反恐怖主义战争演变成了宗教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如果恐怖主义变成一种精神而存在，那情况更为糟糕。
所以，人们在谴责恐怖主义者的同时，是否也要考虑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呢？
来源：郑永年：《通向大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