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恐袭并非“绝地反击”
最近，在中东地区，以美国为主导、多种力量参与的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行动可谓捷报频传，不断收复失地，“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正日益缩小。在反恐形势看似大好的情况下，在土耳其、伊拉克、孟加拉国、沙特等地先后发生了多次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这些恐怖袭击，有的“伊斯兰国”很快发表声明负责了，没有宣称负责的，也被当事国指控为“伊斯兰国”所为。这种形势是不是表明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
对上述情况，存在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在反恐战斗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伊斯兰国”选择了外围突破与报复，它越是搞自杀式的恐怖袭击，越是证明了其面临的惨败状况；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将这两者作为因果关系来看，需要看到“伊斯兰国”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它一方面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着很多共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它也有其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领土诉求以及在被占领土上的治理行为，这些特点注定了它既要侵占与捍卫领土，又要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两者并行不悖，所以，近来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频发不能被用来证明反恐形势是令人乐观的，它只是“伊斯兰国”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举动。
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遭受恐怖袭击为例，其背景是土耳其与俄罗斯突然地宣布要修复去年因飞机事件而降至冰点的两国关系，而俄罗斯在打击ISIS方面一直很高调；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土耳其在打击ISIS方面也越来越改变其“暧昧”态度，更加积极了，它不但开放自己的军事基地供美国打击ISIS使用（甚至最近还有土耳其可能让俄罗斯使用其军事基地的传闻），而且在地面战场上也日益与美国加强协调，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包括与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 Peshmerga )紧密合作。分析认为，伊斯坦布尔机场遭遇恐怖袭击与土耳其的上述转变有密切关系。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超过200人。“伊斯兰国”是利用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才得以立足，并在那里开疆拓土。“伊斯兰国”领导人早就定下了策略，要通过挑动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达到乱中取利、浑水摸鱼的目的。通过屠杀和袭击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国”加剧了伊拉克本已趋于恶化的教派关系。这次袭击，自然更会激起在伊拉克掌权的什叶派穆斯林的复仇情绪。而在这之前，在新近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的地区，当地的逊尼派遭到了伊拉克什叶派政府的刁难和打压。这种情况对于“伊斯兰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资本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对抗与撕扯
以上是一些形势上的延续、变化或调整。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对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可不察。这既包括社会-经济的原因，也有宗教方面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本杰明·巴贝尔（Benjamin Barber）提出了一个主张，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其特征是：“吉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 在这里，“麦当劳世界”指的是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代表的是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吉哈德”原系阿拉伯语“奋斗”的意思（现通常被翻译为“圣战”），作者借用这个词来指以特定的传统或传统价值为基础的宗教或部落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正统论以及神权政治等。巴贝尔认为，这两股力量完全相对，但又奇怪地纠缠在一起，正在撕裂世界，瓦解民主制及其所依赖的民族国家。
进一步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与技术的全球化击穿了民族国家的疆界，造成了多孔化的局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治理能力，全球化又以自己的快餐文化冲击和瓦解传统价值，将世界上的不同人群驱赶到统一、乏味又缺少规制的市场上；这自然会激起传统的反应，人们急于在这个日益失去意义的世界上维护自己的身份、价值与认同，所以种族的、宗教的、族群的或部落的归属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带着对全球化的仇恨卷土重来，这又不可避免地将政治撕裂为更小的单元，但它能够通过排除掉“外来者”获得一种团结感和对身份的保护。
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时代，认同政治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核心问题。不只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解读，就连川普在美国的出现、欧洲的右倾化、英国人投票要退出欧盟，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因素。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也是高风险社会
另外，还需要重视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一位研究宗教救赎运动的学者曾经指出，探讨那些范围广、影响深的宗教运动，只从经济-社会原因着手，是远不够的，必须对其宗教上的传统、主张和诉求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认清其本质。循此理路，对“伊斯兰国”这种有着宗教背景、打着宗教旗帜的极端主义现象，如果对其宗教性的主张不熟悉，则易陷入所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者被其吸引的片面认识。最近孟加拉国恐怖事件的参与者多为“富二代”“官二代”这一事实，就是一个新的反证，更不必说“基地组织”的前头目本·拉登原为阿拉伯富豪。
在中东历史上，长期存在极端主义的宗教主张和实践。比如，7世纪时在阿拉伯人中出现的哈瓦立吉派，这一派中就有一股崇尚暴力的极端势力，认为只有自己对伊斯兰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并强行推广自己的宗教主张。18世纪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派，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人士称为当世的哈瓦立吉派；在1970年代，埃及有一个宗教极端组织也被埃及媒体称为当世的哈瓦立吉派；而在当代，还有穆斯林学者称“伊斯兰国”为当代的哈瓦立吉派。尽管今天在阿曼的哈瓦立吉派分支并非极端主义教派，但不断使用哈瓦立吉派作为参照的说法，也部分地说明了极端主义现象的某种历史延续性。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将长期存在。人类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伴随着恐怖主义的威胁进入21世纪的。本·拉登的灭亡丝毫没有减弱恐怖主义的威胁。这越来越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越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同时也是高风险的社会。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与传统社会中人主要面临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风险的“人化”，即越来越多的风险是由人及其活动本身制造出来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风险也日益全球化，恐怖主义就是典型。“伊斯兰国”就非常善于使用先进的技术和全球化的传播手段，比如，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招募，据研究过这些问题的学者说，其宣传品的“洗脑”水平很高。
《“伊斯兰国”简论》一书的作者曾经提出，打击“伊斯兰国”需要形成共识与协作，并应主要借助于当地的穆斯林力量。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具有高度共识，各国在表态上也都很坚决和积极，但就连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至今也还没有达成一致：“法律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可以说，反恐需要全球共识与协作，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