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风险突出的体现在企业杠杆率过高。杠杆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衡量，一个是宏观角度衡量的债务与GDP的比例，另一个是债务占资本金的比例。无论从哪个角度，中国的杠杆率都是偏高的。
杠杆率一般可分为五个方面：私人部门杠杆率、企业杠杆率、政府部门杠杆率，金融部门杠杆率和对外杠杆率。中国私人部门杠杆率不高，相对安全。
由于中国没有次贷，按揭贷款风险也较小。根据不同机构的估计结果，中国的企业杠杆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社科院的估计是160%以上。
过高的企业杠杆率是内部风险的主要表现
企业杠杆率过高引发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根据我们对企业杠杆率动态路径的研究，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2020年中国的企业杠杆率会达到200%，但在短期之内却不一定会引发危机。日本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经验值得注意。
1990年代中期，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93%左右。由于已经超过了欧盟60%的标准，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不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会陷入公共债务危机，因此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但财政紧缩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公共债务危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
现在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50%，但当年担心的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我认为中国在明年不会因为企业杠杆率过高而产生重大金融危机，但是，杠杆率估计还会进一步上升。去杠杆必须同时兼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去杠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降低其增速，然后才是降低杠杆率。而降低杠杆率不但要考虑分子——债务余额，还要考虑分母——经济增长速度。如何把握去杠杆的速度是对决策者的重要挑战。
中国金融系统另一个问题是，从整体来看， M2占GDP比例的确很高。这种状况有其历史原因，而且同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关。尽管很难说这个问题会很快导致金融危机，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金融的重要软肋。处理这个问题的难点同降低企业杠杆率类似：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降低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今年中国经济风险可能主要来自外部
特朗普当选导致世界形势不可预测性增加。但是，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提高，美联储在今年三次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已经成为共识。更重要的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提出了一些扩张性的政策意向。
现在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美联储升息的同时，应注意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大幅上调。这种上调是由于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未来预测和判断的结果。这种变化导致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倾斜。
虽然短端的联邦基金率会往上升，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收益率曲线的斜率改变了，这种斜率的变化对美国资产配置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会传到其他国家。美国的利息率会上升，美元指数也会上升，但至少在今年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走强。
与美国相比，较低的利率水平将增加资本外流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转化为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所以，2017年资本外流、外逃，和人民币汇率是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挑战。这种情况下，只要应对得当，并不会出现危机。
首先，作出的承诺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将损害国家信用。我原来主张资本账户开放不能进行过快，但既然已经放开的资本项目条款，不能轻易收回。从长远看，丧失信用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第二，面对汇率的贬值压力，中国应该选择保外储，而不是保汇率。汇率贬值本身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干预汇率不可避免将损失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跌破门槛的时候，贬值压力就会更大。外汇储备是拿来用的，但把外汇储备用于汇率维稳是得不偿失的。
今年中国经济的风险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这些风险在今年可能还不会爆发。在短期内，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于外部，资本外流，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的上升。如果外汇储备进一步流失，市场对汇率稳定丧失信心，会导致国内金融的不稳定。
稳定汇率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汇率尽快找到合理均衡水平。一方面，央行应尽快停止干预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要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最后应该强调，尽管存在诸多风险，2017年经济增长依然能够保持较好势头。
注：本文为余永定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首届国家发展论坛的演讲内容，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