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印度_智库_爱国

印度，全称印度共和国。这个坐落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印度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宗教、文学和艺术成就，佛教文化影响遍及整个亚洲的东部和北部。如今，印度又挤身世界新兴大国行列，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九，被公认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从地理环境来看，印度地处欧亚大陆南端，北连喜马拉雅山脉，西邻阿拉伯海，东濒孟加拉湾，向南则隔拉克代夫海与斯里兰卡相望。印度是名副其实的印度洋大国，其国土如一把“尖刀”直指印度洋，既是连接亚洲、中东和非洲的重要枢纽，又是扼守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海上通道的战略力量。与此同时，印度又是中国在西南方向最大的邻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汇聚之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印度至关重要。

一、印度国内政治概况

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近代史上曾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度是“英王皇冠上的宝石”。1947年印巴分治，印度获得独立，并于1950年建立印度共和国。印度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经常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诩。议会总统制下的印度，总统虽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不掌握大权。现任总统为普拉纳布·慕克吉。总统根据议会选举结果，任命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以总理为首的内阁行使国家行政权，现任总理莫迪系2014年大选上台。议会掌握立法权，上院为联邦院，下院是人民院。司法体系方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是最高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审议国家重大事项、解决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的争议问题、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情况等。除此之外，各邦设有高等法院和高等检察院，负责本邦事宜。

政党制度方面，印度实行多党制，但实际上国大党和人民党力量明显占优。国大党是印度老牌政党，曾领导印度反英殖民斗争，长期执政并深得人心，但在2014年的印度大选中败给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人民党是印度的新兴政党，创建于1980年，是印度第二大资产阶级政党。除国大党和人民党外，印度还有共产党、泰卢固之乡党等小党。

此外，印度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众多宗教在印度都拥有大量信众。在历史上，宗教变革是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但宗教之间的矛盾也屡屡引发流血冲突。与此同时，时至今日印度种姓制度犹存，社会结构等级分明，这无疑是制约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印度国内投资环境及中印经贸关系分析

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印度近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自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印度在之后的20年内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增长率一度超过9%，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4年印度GDP总量达2.049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九位。（见表1）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政府加快经济改革，兴建基础设施，努力发展制造业，实施智能城市建设计划，并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为印度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印度贫富分化严重，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10年，印度极贫人口占全球极贫人口的比重高达33%。除此之外，印度的文盲率为24%，儿童营养不良率超过了40%，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从产业结构及吸引外资情况来看，印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进展。在产业布局上，农业是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印度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耕地面积约1.6亿公顷，居亚洲之首。印度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大米、小麦、玉米、高粱、油籽等。经过自独立以来一系列改革，印度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见表2）印度制造业总体发展滞后，主要以采矿、制药、汽车加工、化工、石油等产业为主。（见表3）近年来，印度的电子制造、航空工业等新兴领域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大的亮点，印度目前已成为全球电脑软件、金融等服务业的重要出口国，班加罗尔被誉为“亚洲的硅谷”。除了软件领域的成功，旅游业也是印度政府大力支持的产业，尤其以泰姬陵为主的一批历史文化景点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客。

从吸引外资情况看，印度是新兴经济体中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根据印度商工部工业政策和促进总局（DIPP）的统计，2000年至2014年9月，印度累计利用外资3450.73亿美元。莫迪政府通过改革进一步优化外国投资环境，助推印度经济发展。2014年8月，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将外国直接投资在铁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上限提高至100%，允许外资参与印度城郊公私合作模式的铁路走廊建设、高速铁路系统、铁路电气化、信号系统等项目。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印度在引进外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僚审批程序复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民众市场意识不够健全等。此外，印度投资环境的区域差异明显，以新德里为首的西北地区、孟买为主的西部地区、加尔各答为主的东北部以及班加罗尔为主的南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对较好。

近年来，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13年，印度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659.5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45.6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4.7%，印度自中国进口513.9亿美元，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1%。此外，中印同为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两国在改善国际经济环境、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展开了积极合作。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印之间的贸易起步较晚，总量偏低，且结构失衡。印度出口中国的是原料、初级产品和半成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则主要为机械制造和机电产品，这加剧了印度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印度的贸易保护行为、外资审查制度、劳动力市场不成熟等因素也为中印经贸合作设置了障碍。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印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软件服务外包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

三、中印外交关系浅析

自近代以来，中印同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建立公正国际秩序方面相互理解、彼此支持。中国和印度于1950年建交，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印外交关系进入蜜月期，双方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一起反帝反霸，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中印关系逐步恶化。两国因边界争端升级而兵戎相见，双方围绕西藏问题又进一步交恶。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印关系成为中国与苏联战略对抗的一部分。直到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外交关系逐步恢复。此后，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1993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应邀访华，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然而，1998年印度以所谓“中国威胁”为理由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发生逆转，也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基本稳定，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联系也日益紧密，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卓有成效。不过，由于边界争端悬而未决，西藏问题不时浮现，以及两国国力差距带来的心态失衡，中印关系的发展隐忧犹存，如果有效管控分歧、积累互信仍考验着两国的政治智慧。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国家总理，开启了中印合作共赢的新时期。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并把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作为首访第一站，以示友好。2015年5月，莫迪回访中国，并将习主席家乡西安作为首站，可谓意味深长。根据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介绍，莫迪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45项文件，包括24项政府间协议和21项商业协议，合作领域涵盖航空航天、地震合作、海洋科考、智慧城市、网络、金融、设领、教育以及政党、地方、智库交往等各个方面。中印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龙象共舞、互利共赢。随着中印孟缅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逐渐落地，中印合作大幕将徐徐拉开。

四、中国对印度投资政治风险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逐渐走上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大力推进以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此背景下，印度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希望通过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然而，时至今日，印度国内的投资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2位。在政治风险角度看，我国对印投资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挑战。

第一，印度政治和社会治理不容乐观。

在政治层面，印度政府对外商投资设置了较高门槛，审批程序复杂，行政效率低下。印度保护外资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一旦出现商业纠纷难以找到合理的维权渠道。印度国内官员腐败猖獗，寻租现象比比皆是，贿赂成为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据印度官方公布的一份有关“行贿成本”的报告，印度每个城市家族一年大约花4400卢比（约合人民币429元）用于行贿，而农村家庭的数字约为2900卢比（约合人民币283元）。在社会层面，印度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运输管理混乱，电力严重短缺，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的成本。此外，印度部分地区社会治安较差，尤其西北、东北和东部地区为甚，犯罪率颇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妇女在印度的社会地位较低，公共场所性侵、强暴事件时有发生，而政府对一系列事件的处理远不尽人意。这些都构成了外商投资印度的潜在政治风险。

第二，印度的宗教差异经常引发教派冲突。

正如前文所言，印度是各类宗教的汇聚之地，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宗教在印度都拥有大量信众。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教派冲突频频发生，尤以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为甚。在印度，印度教徒人口占82%，而穆斯林信众约占12%。印度教长期敌视穆斯林，声称要“赶走穆斯林”，摧毁穆斯林庙宇、屠杀穆斯林信众。1992年，极端印度教徒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随即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一周之内就有1097人丧生、4085人受伤。2002年，印度的穆斯林信众纵火烧死58名印度教徒，教派冲突再次上演。2012年，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先后4名当地穆斯林遭到杀害，引发了当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血腥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四百多个村庄化为灰烬的悲剧。可以说，宗教冲突如挥之不出的梦魇，成为影响印度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构成外国赴印投资的重大风险因素。

第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带来的安全隐患。

印度深受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苦，从印度东北部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数十年来一直充斥着各种极端暴力活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了印度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泛滥。在位于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名中，印度在全球162个国家中位列第六，仅次于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亚利亚和叙利亚。“从2012年到2013年，印度的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了70%，死亡人数从238人上升至404人。”为消除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印度政府一方面采取多种军事措施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启动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谈判进程。然而，印度国内的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增加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

第四，中印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不可低估。

尽管当下中印友好合作是主流，但是两国关系中一些潜在的负面因素不时浮现，势必对中国企业在印投资造成影响。中印边界争端始终悬而未决，1962年双方因边界冲突爆发战争，近年来还发生了中印帐篷对峙事件。莫迪访华期间中印两国达成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不过，边界问题短期内仍然难以解决，甚至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西藏问题也是中印关系中的隐忧，印度对藏独势力的支持由来已久，其目标是希望将西藏制造为中印之间的“战略缓冲”。尽管印度官方宣称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或明或暗的动作仍在持续。此外，中印双方在心理层面存有芥蒂。1962年的战争失利成为印度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时映射到对中国的评价上来。再加之中印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威胁论”在印度国内甚嚣尘上，对中国的负面评价经常见诸报端。再者，国际第三方因素也是干扰中印关系发展的变量。在中国看来，美日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拉拢旨在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反过来，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友好关系也被印度视为安全威胁，并进行过度炒作。以上因素成为中印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也为中国赴印投资平添了不少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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