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在“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努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双一流”建设的制度设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建设目标上将大学建设分类为大学的一流建设和学科的一流建设；二是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更注重建设绩效、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等。应当说，“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新形态，也是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政策的新导向。实际上，“双一流”建设这一新形态和新导向隐喻了这样一个现实命题：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既相关联又不相同，其中的“关联”表现在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而“不相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大学分类发展的建设思路，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种“形而下”的建设方略。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而这一关系又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相联系。
众所周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即它们是从大学之间比较得出的。而“比较”就有一个比较对象和比较范围，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等表达。具体而言，形式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源于大学排行榜，即在人为设定的指标体系下排名靠前的大学和学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排出来的。这也是本文选择大学排行榜作为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关系的主要依据。
从一般意义来说，大学与学科的关系是比较明晰的，而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也具共识，即一言以蔽之：“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显然，从这一认识可解读出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高度一致性。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也与一般意义上大学与学科的关系认识并无太大差别。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可选择曾担任过著名大学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学者等几个有代表性的认识作一考察。如牛津大学前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依靠声望、知名学者、学术成就，且在各个领域都能表现卓越，但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代表大学目前的发展的水平。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认为：美国的哈佛、麻省、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剑桥，日本的京都、东京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出版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教师的国际化；生源广泛、多样；课程教学、项目研究的世界性、普遍性。主持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的刘念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共同特征：世界一流的学科、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世界一流的生源和人才培养，世界一流的校长和管理水平，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战略，强大的财政实力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等。武汉大学邱俊平在其《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竞争力评价报告（2013-2014）》中将前100名称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称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两者合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以上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比较共同的：一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是密切关联的，除了标明“世界一流的学科”这样的直接关联外，教师、课程、科研成果、学生质量等也都是学科的要素；二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跟大学排行榜有较大的关系，如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多少名才被认定为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实然状态，本文选取最新发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学科领域排行榜（ARWU-FIELD）；《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前100名的大学及学科进行考察，通过对比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学科作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
从大学排行榜排出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现实样态来看，不论是何种大学排行榜，虽然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的名次，未必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总体来说呈正相关趋势发展，换言之，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大学排名一般来说也相对比较靠前，反之亦然。由此来说，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
实际上，从三大排行榜所设计的指标也可看出大学与学科排行密切相关：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校友、教师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论文引用率及工业收入；QS排行榜中教师论文引用率。无论是诺贝尔奖（和平奖除外）还是菲尔兹奖都是授予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论文数量及引用率，这些指标也都是在特定学科领域中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中的学科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位次，学科水平提高了，这些相关指标的得分也会提高，世界排名位次就会随之上升。
能进入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其学科不一定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行前100。如在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其中有20所大学的理科、工科、生命科学、医科、社会科学同时进入学科排行世界前100，其他80所大学却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名前100，如洛克菲勒大学、日内瓦大学等，虽然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都有不少学科排在100名以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有19所大学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艺术和人文、临床-预防-健康学同时进入世界前100名，其他81所大学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世界前100名。即使是排位第一的加州理工学院，其艺术和人文学科、临床-预防-健康学，都未能进入前100名。QS排行榜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全部进入世界前100名，例如有10所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12所大学的工程与技术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
（三）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
纵观三大排行榜排名前100的大学，有的大学，尽管一流学科的数量不多，但并不影响其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以7所同时进入了三大排行榜前10名的世界顶尖大学为例，其中有5所为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芝加哥大学，2所为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这些世界顶尖大学的非一流学科都占到了一定的比重，仍然不影响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一流学科的质量（包括学科科类、学科排名等状况）对于大学排名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在QS排行榜中加州理工学院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一流学科（100位以外），社会科学的排位也不靠前（39位），但它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生命科学分别排在第1、2、5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有5所进入前100的大学虽然只有一个学科领域进入世界前100名，但是学科排位都比较靠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排位12，卡罗林斯卡学院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13；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的生命科学排位16；美国的埃默里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38，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27。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日内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古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仅理科为世界一流学科，其世界排位分别是33、51-75、35、51-75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在地图上标出2015年世界排名中最杰出的国家
如前所述，中国“双一流”建设，实际上也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问题，但这是在一种特定的政策话语背景下的关系认识，似乎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又有些许别样。这个“别样”主要是对“双一流”的建设对象作出一些策略上的划分，如有些大学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而建设，而有的大学则主要是致力于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策略上的划分也释放出以下信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还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如果这种“区别对待”仅仅是出于资金资源投入上的“有限目标”及其绩效考核的针对性等这些策略方面的考量（因为资金资源总是“有限”的，从而决定了一定时期目标的“有限”），并无可厚非，甚至是必须的。但若因此把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及其建设人为地割裂开来，不仅在学理上难以说得通，而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践也可能产生误导，最终不利于“双一流”建设及其目标的达成。所以，当前亟需从认识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内在本质联系和“双一流”建设的一体联动关系，避免政策的误读；从实践层面上也要精准把握和正确理解“双一流”建设政策释放出的信息，力求避免由于误读政策而出现的行动误导，始终“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牢牢抓住学科建设这一龙头，来促进和带动大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实然状态的简要分析，实际上也为如何思考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向度，即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基础，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当一流学科的建设成果丰富到 “一定程度”，世界一流大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而所谓的“一定程度”，既有数量上的意义，即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大学便自然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时也有非数量上的意义，从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状态分析中也可看出，有些大学一流学科虽不多，但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甚至顶尖大学之列。这一非数量意义的 “一定程度”，实际上也昭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选择和多样选择，即如何根据各大学的性质与定位来选择重点建设的学科及其路径。正如《总体方案》所指出的“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可依据的标准以明确和引导建设方向，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便可以是这样一个标准。但由于各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大学的排名也不尽相同，如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4所，进入QS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9所，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中，却没有中国大学进入前100名。应当说，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现代大学建设的认识及其价值理性的不同。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选择对标的大学排行榜或指标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对大学排行榜的选择，其主要依据在于排行榜所设立的指标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方向，是否遵循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当前一些大学在选择对标的排行榜时往往依据的是该排行榜是否将其排名靠前、是否有利，这种选择取向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显然是无益的。值得提及的是，大学排行榜并不能（会）将涉及到一些大学内涵发展状态的因素排位出来，如体制机制、大学文化等内涵因素是难以用量化方式作简单排名，而这些内涵因素对于一流大学建设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把大学排行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方向的缺陷所在且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注：
博士生管弦对此文有贡献，特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