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4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高考恢复30多年来，我国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机会不断增长，多数省份录取率已达到80%。大学录取率不断攀升，上大学已非难事，但是考生和家长焦虑情绪反而不断增加。应该看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各阶层之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距日益凸显，这直接影响青年学子能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能力。教育焦虑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之中的心理反应，“高考工厂”现象反映社会底层的教育焦虑。
一、“高考工厂”是阶层固化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扭曲反映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其位置的容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从深层次上折射社会结构既定利益格局重组和阶层利益关系急剧变化的过程。社会学者李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型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大量社会底层处于社会结构底部位置，社会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困难较大，当下的“富二代”“贫二代”就是社会流动固着化的集中表现。代际间发生职业改变、地位升迁的机率降低，突显了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和分层中的决定作用。社会资源先天性缺失而又得不到公平教育机会保证的底层子弟，升迁的难度将数倍于“富二代”阶层。当前社会阶层分化较为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社会中上层集中，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影响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高考工厂”模式则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表征。201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评论，直指社会底层子女在教育方面向上流动面临困难，其子女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减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亦在下降。教育向来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阶梯。“高考工厂”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样本，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化、扁平化的产物。
我国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甚至班级之间都存在着明显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根据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显示，北京普通高中生师比为9.0，而河南生师比高达17.5，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县镇教师供给不足。高中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差异明显，城乡教育差距显著成为不争的事实。农村教育资源远不比城市，高考竞争实际上是城乡学生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高考形式单一的情况下，农村学生通过刻苦攻读可以取得高分，进入重点大学，而当高考形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时候，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就有所下降，学生的家庭资本和所在区域的教育条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背景下，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可谓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安徽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90%以上。2013年河北衡水中学104人升入北大、清华，囊括河北省文理科状元。
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媒体将此类中学称为“高考工厂”，不仅规模大，吸收大量农村生源和社会底层子女，而且升学率极高。“高考工厂”的教学管理模式特征主要是：①学校实施严格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②视学生为学习机器、考试机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多为学生上课、补课所占用；③学习方式主要是围绕高考科目而展开的魔鬼式训练，非高考科目基本边缘化；④主张高分是硬道理，不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因材施教。
应该看到，“高考工厂”模式明显偏离了国家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背弃了素质教育基本理念，被媒体和教育界所诟病。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评判此类学校是采取典型的应试教育。他认为这些通过县城、乡镇高中严格管理升入重点高校学生的视野狭窄，通过这种闷罐式、圈养式、流水线式的培养之学生精英，素质肯定是不全面的。从都市知识文化精英和国家素质教育价值取向分析，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这样的“高考工厂”，通过不断加强军事化、绩效量化教学管理，强化应试能力，提高高考成绩，与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完全相悖。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校长完全有理由批判以农学生为主体的“高考工厂”违反教育规律。但是农村地区的高中办学水平相较于城市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位于县镇的“高考工厂”教育管理方式固然缺乏人性化，但是农村学生及家长对其趋之若鹜。事实上，所有家庭都希望子女快乐地成长，但是农村学生受制于农村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匮乏的影响，在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条件下，其受教育环境不如城市学生，必然在起点上落后于城市学生。
在城乡教育格局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资源匮乏的县镇地方高中必须在学生管理和纪律上下工夫，与大城市雄厚的教育资源相比，县镇地方高中必须在加班加点、题海战术等方面下工夫。因为取得同样成功机会，农村学生比大城市学生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当前对“高考工厂”的批评未考虑到农村考生师资的贫乏、教学设施和条件的简陋。高考实际上是农村与城市的一种竞争，以贫乏的农村教育资源和雄厚的城市教育资源竞争，农村学生更多的是依靠自身勤奋苦读，甚至是复读多年才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高校扩招的结果之一是大学生稀缺度的急剧下降，名校效应、高学历等在未来职业选择时的影响力由此凸显。处于教育质量低端的农村子弟，最可能的发展路线就是以低端的学业成绩、迈向低端的高校，然后是低端的就业市场和城市社会的边缘化生存，为获得更高层级的流动机会及理想的投资回报，高考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对名牌大学的竞争。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对高层次、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
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凸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愈发困难，恐惧和慌乱情绪在底层群体蔓延，最普遍的表现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家长之所以拼命将子女送到“高考工厂”经受考试机器式的训练，是对子女获得重点大学机会，谋求更高社会职位的期盼，亦是社会阶层固化的被迫之举。
“高考工厂”折射社会底层渴望通过升学改变命运，避免阶层复制的祈求，然而，近年来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加剧社会底层对公平的忧虑。
高考改革中的分地域招生、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和加分政策等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农村学生和社会底层子女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数据显示，家庭背景对考生获得保送资格、自主招生名额、高考加分优惠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子女获得加分机会是农家子女的7.5倍。高考改革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利于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村家庭和低收入阶层获取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地域招生使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进行分布，各省考生在其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并按高考分数择优录取。但是，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的分布极不均衡，在高校所在地的招生人数较 多。如2009年上海生源考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值的53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2011年北京大学录取数据显示，每万名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比例北京为52.5，安徽仅为1.27，贵州仅为1.48，北京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安徽的41.3倍、贵州的35.5倍。这样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使高校较多的大城市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名校。
上海于2000年率先实施高考自主命题，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分省命题相继在多省份实施。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思路，但并未充分解决按地域招生带来的城乡不公平，甚至会加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自主命题只是从本省挑选命题人员，相较于全国命题，命题人员与学校教师有较大的互动概率。近两年有省市反映，城市中学高考题押中率增高，自主命题的城乡高考信息占有量不对称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也较别国更为强烈。
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制度，规定特长生、三好学生、少数民族等在高考中有获得加分的权力，这有助于鼓励个性发展，破除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却逐步异化为学生家庭资本的较量，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很早就为孩子打通门路，使孩子在学校评优过程中取胜。新闻媒体曾多次披露优势阶层 暗箱操作，为子女变更民族身份、伪造体育特长生和获奖身份等获得高考加分的事件，相比之下，农村及社会底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则很难获得评优加分。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愈演愈烈应试教育的修正和补充，但是逐步变成优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剥夺的利器。
自主招生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以高校自主选拨录取为导向，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但是由于城乡社会底层子女早期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很少有农村学生和社会底层子女会通过自主招生被录取。重点高校自主招生标准强调考生综合素质，要求考生知识涉猎面更为丰富，强调想象、语言表达、发散思维等多种能力，侧重考查特长优势和天赋。农村孩子和社会底层子女很难表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学业成绩。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显示，48.8%的人认为自主招生“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的学生更不公平”，66.7%的人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近年来媒体报道自主招生舞弊现象，映射其家庭社会资本较量，社会底层子女获得同等录取信息都困难，更何况想在自主招生中占有优势。
高考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一些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各类资本交换攫取保送名额，使得保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异化为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保护某些优势阶层子女利益，剥夺社会底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手段。
三、高考改革应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是关系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对于文化资本及社会阶层背景存在明显差异的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说，高考招生和命题方式的改革与他们休戚相关。
2014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开始启动，浙江省和上海市率先成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价值导向，改变唯分数论的录取标准，增强人才选拔的多元化。但是高考录取标准的多样性是否会损害高考公平性呢，对于社会低阶层子女来说，分数是他们可以在教育竞争中获胜的唯一途径。但是当前社会人情和关系仍然存在，金钱和权势可能侵入高考招生，高考承载广大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期望，无论如何改革，都应该坚守其公平性。
丹麦社会学家曹诗弟在山东邹平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村学生和家长倾向反对对传统高考招生进行改革。安德鲁·基普尼斯曾指出：“一个更狭窄的、考试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及高考招生与命题方式改革，是从教育文化发达的大城市发起的，在城市精英的知识语境中，批评高考选拔标准偏重记忆，缺乏想象力，命题呆板，缺乏创造性，这些批评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加大高考试题的灵活性、开放性，是不是可能损害农村学生的利益呢?在以前侧重考察学生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读书和死记硬背可能提高学生高考成绩，然而当高考注重考察学生想象、思维和创新性等素质的时候，农村孩子和社会底层子女因其视野狭窄，知识面局限于书本，学习方式呆板等因素影响，根本无法与城市孩子相比。
城乡同构的教育体制为学生提供统一教材、统一的评价标准，但这是以城市文化为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很容易在文化资本、学校场域和习性等方面导致农村弱势家庭子女学习困难。应该看到，隐藏在教材、课程和考试标准中的城乡文化区隔实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这些符号暴力容易被农村弱势家庭子女“误识”，在“误识”惯习的诱引下自我放弃，选择终止学业，完成被支配阶层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即便社会底层子女学业取得成功，但是后天获得的文化习性过于学究化和迂腐，加之烙上早期文化资本匮乏的印记，因此，社会弱势阶层子女通过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代价，努力适应城市化的课程和考试，取得学业成功，依旧无法抹去文化资本匮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根据巴兹尔·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早期生活中会发展出不同的符码（codes），这种符码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学校教育能够将工人阶级子女的“限定符码”和中产阶级子女的“精密性符码”固定化，学校也有一套适合后者的教材和教学语言。这使得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够更加容易在学校教育中有更好的表现。通过课程、教学甚至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学校教育将阶层结构差异传递并固定在子代身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他们的学业表现。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一般不会在要求广泛的文化视野和丰富想象力的考试中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上层子女的教育背景。
当前对“高考工厂”教学管理的批评，无疑忽略社会底层家长和学生的声音。实际上很少有农村家长和学生抱怨学习负担沉重，教学管理方式严格。农村家长坚决认为，“只要能上好大学，什么都值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家长和学生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渴望，也体现出农民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现实祈求。在农村学生升入重点大学比例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通过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这些非人道教学管理方式，去和城市考生竞争这些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当前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与农村资源的一种竞争，以农村匮乏的文化教育资源与城市竞争，农村学生必然付出非人道的代价。浪漫主义式幻想无法提升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竞争力。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满足了农村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需求。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下，教育改革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注乡村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倾听来自县镇中学教师、农村学生家长的声音。让“沉默的大多数”参与到教育改革讨论中去。
教育公平是最具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机会均等是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破除“阶层固化”的基本保证。高考改革必须固守公平，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诉求，通过各种倾斜政策，确保社会底层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政府在确保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加大对社会底层子女的教育补偿力度。面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政府应坚持“优先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选择，大力扶持城乡薄弱学校，缩小校际间的教育差距，提升农村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建立农村教育和社会流动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