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安全世界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非盈利组织，以预防暴力冲突，构建安全生活为己任的独立国际组织，通过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民合作，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开展广泛的研究和分析，其项目遍及非洲、中东、亚洲和欧洲的近20个国家和地区。由中英冲突预防领域专家组成的冲突预防工作组（简称CPWG）在两年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交流和讨论，本报告就是工作组在中英冲突预防对话的主要成果之一。2016年2月29日，更安全世界与察哈尔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中英对话：21世纪冲突预防”研讨会，并在会上共同发布了本报告。报告分析了中英双方在冲突预防方面的携手合作是否与双方意愿契合、符合实际、并/或具备可行性，对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该工作组的一些观点。
中英在冲突预防领域的现有合作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冲突预防方面，虽然中英承诺携手合作，但目前的尝试非常有限。2004年，中英首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繁荣和开放的世界”。在此关系下，两国致力于加强反恐合作以及在联合国框架下更广泛的合作。中国还要求加强与英国在中东和伊拉克问题上的磋商。
2009年，英国在《英中合作框架》文件中阐述了对中关系的新政策，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对英国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如国际发展和冲突管理）的影响。文件指出英国将推动中国崛起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在外交政策上重视同中国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虽然这表明改进关系的动力来自英国方面，但这一关系实际上是双向的，中国有一定的响应。这一点从2010年启动的中英战略对话已持续多年便可见一斑。战略对话旨在加强双方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的高层往来、战略沟通和合作。之前会晤讨论的焦点包括非洲的发展、维和、军队改革以及叙利亚、伊朗和南苏丹的安全形势等。
中英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项目致力于以高层交流为基础，探寻两国合作实现共同国际发展目标的可行路径。在2011年签署的《关于加强发展合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搭建的合作框架下，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全球发展事务和减贫工作，包括冲突预防均有合作。
之后一系列的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些承诺。例如，2014年6月，中英双方同意“主动推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乌克兰、叙利亚、中东和阿富汗等热点地区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加强联合国维和任务上的合作”。然而，直到最近这一双边关系才又有了新进展，其主要的推动力来自英国2015年10月的努力，英国希望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虽然这一关系发展的基础主要是经济，但两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会继续通过联合国等多边论坛加强冲突预防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新的发展伙伴关系，这将推动“冲突上游预防”，解决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新的伙伴关系旨在让中英更密切地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促进非洲经济发展，支持全球健康倡议，推进赈灾工作，为女性和女童创造机会。虽然这些都建立在已经存在的承诺之上，但现在判定新的伙伴关系能否落到实处且带来显见的效果仍为时尚早。
另外，中英双方在维和方面的合作也显示出两国在推动和平与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英方为位于廊坊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CPCTC）提供了技术援助。英国还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提供培训，并与该培训中心及加纳科菲•安南国际维和培训中心进行三方合作，进行警力培训。此外，中英通过“共享共识，降低冲突”（SHADE）倡议共同参与到了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之中。
对未来中英“冲突预防伙伴关系”的设想
英国“海外稳定建设战略”明确提出英国需要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传统伙伴建立“预防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御与安全评审>2015》中的连贯主题，被视为英国在各领域维护国民安全、促进繁荣的关键，包括反恐、反激进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情报分享、全球健康、危机应对和国防生产力等众多领域。
英国政府采取主动措施的动因同其具有远见的国际发展政策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意愿有关，因为中国开始越来越全面地参与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之中。从根本上来说，英国把消除贫困视为一项兼具道德和现实意义且对自身有益的任务，因为贫困与动荡是相关联的。另外，英国认识到各国需要合作才能实现持久性的变革。然而，中国在该领域同英国形成伙伴关系的动因尚不明确。
根据对在该领域英国与传统伙伴之间关系的各种形式的了解，可以推想未来理想的中英冲突预防伙伴关系可能具有如下特点：
•通过建立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援助协调机制（可能类似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加强冲突上游预防协调
•增强各个层面上的信息和分析的共享以提升预警能力
•增加国家层面的联合分析，增进相互理解，以便在危机情形下更易寻求共同立场
从历史上来看，英国一向热衷于主动、迅速地向海外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中国至少在口头上保持着不干涉他国的长期原则。近年来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阿富汗，尤其是利比亚的干预行动所带来的争议，使得“冲突预防”一词更难让中国对话者接受。从安理会对如何实践“国家保护责任”（R2P）的不同阐释也能看出这一差别。指导国家保护责任实践的三大“支柱”：
•国家承担保护国内民众的首要责任
•国际社会敦促并协助各国履行义务的责任
•若国家政府无能力保护民众，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干预（包括动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义务
两国都明确遵循保护人民不受大规模暴行侵害这一原则，然而分歧在于对上述三大支柱的实践，尤其是涉及武力使用时。这并不是说中国反对在保护平民任务中动用武力，只是中国为武力使用的正当性设立了较高标准，且相对于动用武力，其在政策上更关注前两个支柱。
利比亚问题破坏了国际共识。2011年联合国同意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 部分认为是实践国家保护责任的最高等级标志）后，中国等国家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之后推动政权变革的行动严重逾越了权限。中国在利比亚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随后发生的骚乱导致中国投资损失惨重，进一步恶化了分歧。安理会内部互信严重受损。
然而，中国和英国自此之后一直致力于合作解决共同安全问题，显示出中英已重新建立在该领域的相互信任。这或许归功于双方都有付诸行动的努力。
毋庸置疑，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维稳军事干预受挫后，英国目前正处于政策反思阶段。一个明显变化是转向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国家安全工作的优先等级对其国际发展工作的驱动作用愈来愈强。这种变化有内在风险，包括关注短期安全，牺牲了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的需求和长期发展目标。然而这种变化的好处在于，随着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关注增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冲突上游预防的重要性，或者说对国家保护责任的前两个支柱的重视。这也被视作是在向中国立场靠近。
中国的“不干涉”原则似乎抑制了对冲突预防战略的全面性思考。然而，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其需要以主动的姿态保护不断增加的国家经济利益，更好地维护海外公民的安全。
中英都意识到了贫困和动荡之间的联系。英国认为和平、治理和建立强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中国则倾向于相反观点，即以经济发展带来长治久安。两种方式都有依据支撑，但在实地推行发展项目时，所做的选择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明确划分。如果能够以积极方式推动国家层面的合作，中英两国的发展工作能够更好地相辅相成。英方对亚投行的热情或许也显示出英国发现了与中国一致的新理念，即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推行良好将惠及全球，这也是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最后，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关注其自身政策，解决经济发展监管不足和对冲突环境不敏感的负面影响。
目前，中英在冲突预防的前景和路径上存在可有作为的积极轨道。但由于该领域的政策会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因而这一轨道必定会随之变化。
中英一致的利益
冲突预防伙伴关系不仅依赖趋同的政策，还有赖于一致的利益
非洲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中英双方的关注重点。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英国的双边援助项目也一直着重关注很多非洲国家。
有些特定领域中，中英两国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冲突预防和维护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都参加了非洲维和行动，都支持非盟的发展，加强建设维和工作的区域能力。两国也都参与了南苏丹持续和平进程，打击非洲之角海岸的海盗势力，为西非埃博拉爆发地区提供救济。近期，英国国际发展部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一份关于提升非洲国家贸易水平的谅解备忘录。英国2015年《战略防御与安全评审》中也列出英国同中国建立更密切伙伴关系以解决全球挑战的目标，包括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英加强在非洲的合作不应有什么障碍。两国在经济上都有参与，但在如南非和尼日利亚等投资目标国以外地区并不存在直接竞争。冲突预防工作组认为中英在非洲的合作潜力巨大，尤其是若能建立起同中国现有及发展中的参与方式相契合的有效模式，如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地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及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东
中东地区（包括也门、利比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暴力冲突持续增加，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伴随着动乱滋生的极端主义团体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令人越发担忧。中国2015年3月在也门，2011年及2014年在利比亚不得不进行耗资巨大的撤侨行动。中国同这一地区内国家的经济纽带愈发增强，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联系将更加紧密。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表示中国致力于推动中东地区稳定工作，“一带一路”将推进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虽然加强中东热点地区冲突预防工作的动因明确，但因地缘政治的敏感和在该地区干预活动的争议，中英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将比在非洲等其他地区面临更多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
2015年英中贸易协会和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发布的《英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作用——在中国及境外地区的新机遇》报告表达了英方对于助力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意愿，强调英方将同中方携手促进互联互通、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一带一路”为英国商业界提供了更多的新机会。“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为重点，但也将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途经多个受冲突影响及脆弱国家。
中国政府强调“一带一路”虽然由中国主导，但仍是一个多边性的倡议。英国是最早签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之一，显示出英国至少在西方大国中是其最大的支持者。因此两国均有重要投入和共同利益。在脆弱区域的“一带一路”开发上，双方都努力避免因对冲突不敏感而造成隐患，都可以提供有益且互补的分析报告，共同行动消除可能的负面影响。
可能的合作方式
基于两国充分的政策趋同和利益共通，本节重点提出可促成冲突预防伙伴关系的方式：
双边合作
中英战略对话能推动两国冲突预防伙伴关系的发展。对话直面双方关注的问题：网络犯罪和其他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双边贸易和投资机遇等方面的合作。对话中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国家和地区安全问题，但交流似乎还仅局限于阐明各自立场。
保持前进动力的关键是双方都作出努力。两国近期进行高层外交活动后对战略对话皆有强烈意愿，然而中国对发展伙伴关系的态度似乎仍不太确定。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决策者对将双边谈话扩大到涉及第三方国家或地区仍感不安。在将双边对话升级到讨论在第三国或区域内合作，构建冲突预防伙伴关系方面，两国间显然存在着理念上的障碍。中国当前的政策是仅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保持有限的合作，并且其关注能力建设的工作基于受援助国的要求，因此中国基本不需要同其他国际发展参与方进行合作。但是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增加，中国政府面临的主动维护利益的压力也会增加，合作的需要会更加突显。
多边合作
英国多年来一直在多边论坛和联合国安理会上推动对其冲突预防的整体性认知的重视。2015年11月，英国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进行了由英国国际发展大臣贾斯汀•格林宁主持的关于“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的讨论。讨论强调了解决脆弱和冲突根源的重要性，推进了国际社会需要“从维和转向和平建设”的理念。
对中国而言，安理会是探讨其狭义概念下的“冲突预防”正确且恰当的场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将从军事角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参加的前线任务越来越多（如在南苏丹和马里的行动）。
有迹象显示合作将呈加强趋势。中英战略对话已被用于帮助中英在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双边论坛下加强协作的平台，比如通过在安理会会议前推进有关伊朗的讨论，采纳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决议。在2015年《战略防御与安全评审》中，英国列举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破坏后建立共识所面临的困境，这成为英国安全政策的重大挑战。该文件也明确支持中国加强参与国际组织。
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合作框架
2015年9月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给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如何实施冲突预防和发展的机会，并使共同冲突预防文化在国际社会内再度兴盛起来。议程中的第16项目标关注和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创建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中国认同2030年最终议程中的第16项目标，因为该目标认为发展和安全是相互依存的；但中国仍认为讨论和应对冲突及安全事务的最佳场所是安理会。因此，未来各国如何在国内落实议程并制定海外参与工作还有待观察。
人文交流
两国在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地区内的商业活动都十分活跃。两国对如何在这些困境下以具有“冲突敏感性”的方式开展工作，都有经验可以分享。中英商业界及私营部门在冲突预防和转型方面有着积极贡献，是双方都可从中汲取经验的范例。现有学者专家之间的“二轨”对话能够卓有成效地提升相互理解，也能有效探讨不同层面工作起点的优势。然而，要让这些讨论内容真正并且可持续地融入到两国的政策决策中，则需要更多部门的参与，使之进入到官方对话进程。
建议
英国政府应保持现有意愿，实现同中国建立恰当可行的战略和行动层面上的冲突预防伙伴关系。中英政府应以现有战略对话和近期再度加强的发展伙伴关系为平台，积极发现冲突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互信和相互理解。各方应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1、引入中英冲突趋势分析机构间的信息分享机制，使冲突预警和应对更为有效，为长期维和及发展工作提供信息。此外，还应该利用这一机制探索双方在激进主义、反恐、性别、和平与稳定以及冲突敏感性参与等共同关切/利益的联合分析。
2、引入中英国家层面发展合作机构间的信息互换和协作机制，促进冲突上游预防和发展工作的联合。这一对话可以纳入2030年议程的实施工作之中，并视具体情况开展。
3、共同审视经济和金融对话下国际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对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分析基础上审查亚投行的防护机制。
4、通过更密切的合作来支持非盟工作，提高其和平支持行动和其他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干预活动的能力。
5、审视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上更紧密的合作，一是提高非洲自身的维和能力，二是实践以人为本而非军事行动导向的新式国际维和愿景。尤其应考虑在维和行动中聚焦平民和其技能，将当地人民的需要视为行动中心，加强危机预测，保护平民安全。
6、提供机制支持中英双方以及受冲突影响地区和国家的智库和学术机构参与更广泛的冲突预防“二轨”对话，从而增加国家层面的联合分析，提升相互理解，拓宽官方正式合作的起点。
结论
在维护受冲突影响地区和国家的可持续和平、稳定和发展方面，中英需要合作。若给予充裕的时间，这一合作是现实可行的。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以及国际社会对冲突的有效预防需要国家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对冲突预防进行重新阐释，促进更加持续的和平。
实现中英冲突预防合作的重大发展必定充满挑战，两国皆面临着众多障碍。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特别是冲突预防，远比现有的中英经济合作困难。这需要双方增进互信，合作不可能在朝夕间完成。两国对某些概念的理解差异以及部分不同的价值观会对合作形成障碍，这需要谨慎处理。然而，若能充分做到去政治化，这些差别也并非不可逾越。推动合作的步伐也已向正确的方向迈出，其重要性不应被轻视或是忽略。双方政治意愿的加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合作，两国的前景和路径将会有更多重叠。近期的联合声明表明双边关系继续升温，应利用这一态势以及双方的共同点，促进冲突预防上伙伴关系的发展。
中英两国的冲突预防合作虽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可实现，并且各自采取的方式也仍会有所差别，但两国在利益共通的地区和领域上有着推动合作、实现共同或相似目标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