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凤凰国际智库全球观察员专栏的第三篇文章。本文由凤凰国际智库法国观察员夏国涵撰写，同时，凤凰国际智库也邀请了情报专家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黎江和G4S情报主管Faraz对法国7月14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暴露出情报体系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致命问题进行分析，仔细考察了促使恐怖袭击发生的情报缺陷以及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分析法国情报体系存在的问题，下篇主要分析法国的体制问题。
“非典型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逻辑
笔者称伊斯兰国为“非典型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典型恐怖主义组织”如塔利班、基地组织等基本会遵循两个生存原则：第一，打非对称游击战，不要有固定基地；第二，恐怖袭击主要针对特定国家，不要在同一时间树立多个敌人。
而伊斯兰国完全颠覆这两条看似符合逻辑的原则，首先，它建立了“大叙利亚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地点在叙利亚境内。主要的正规战敌人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其建国成功的内部因素是叙利亚内战，各种域内域外势力勾心斗角，形成了社会动荡和战略真空；然后，它的敌人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国家和信仰，包括同为伊斯兰信仰但不同流派的教徒。伊斯兰国袭击、绑架的对象从美欧到中东，从日本到中国，一句话，它在与全世界为敌。
伊斯兰国的领袖巴格达迪据称拥有博士学位，这样一位恐怖分子应该比本拉登这种“土豪恐怖主义”更聪明。为什么伊斯兰国要选择这种看似“作死”的战术呢？笔者认为IS并不傻，它是权衡利害后决定这样做的：
西方诸多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主要将恐怖主义的成因归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冲突”，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实际上从“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东的“新干涉主义”和后来“恐怖主义全球化”的同步发展状况来看，恐怖主义者的极端化并非源于“信仰对立”，而是源于“对外国势力干涉和外国军队入侵的仇恨”，这也解释了为何恐怖袭击者都笃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因为他们把自杀式袭击看作“针对外国侵略者的卫国反击”，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
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中东地区的武力干涉造成了两个恶果：一是使得伊斯兰世界整体仇视西方，极端主义思想就有了传播的温床；二是打乱了中东旧有政治格局，之后又无法有效控制混乱，给恐怖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温床。实际上，伊斯兰国本来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它开始的壮大就是利用了美国打掉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陷入了混乱割据状态。后来IS挺进叙利亚还是因为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势力介入叙利亚内战，让叙利亚陷入地缘政治分裂的机会。所以可以说，IS是美国人自己创造出的“孽种”，它生存发展的土壤就是混乱。
而IS之所以“建国”，是因为建国后虽然要从非对称战争转为对称战争，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建国的恐怖主义组织，IS很自然成为了全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信仰灯塔”。“打游击”的话敌人自然找不到你，但是盟友也找不到你——这就是IS建国的考量。根据联合国2016年2月发表的一份评估IS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旬，世界各地已经有34个组织宣誓对IS效忠。
IS之所以与全世界为敌，就是为了在全世界制造混乱，通过恐怖袭击引发其他民族对当地伊斯兰信仰者的恐惧和仇视，这种环境是IS圣战分子诞生最好的温床，这也解释了欧美的恐怖主义由“外源型”逐渐转化为“内生型”的原因。IS的目标是“所有伊斯兰信仰者都变成圣战分子”，这样一旦它在叙利亚主战场战事不利，可以立刻选择出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备胎区”，如中亚的阿富汗。
从“外源型”恐怖袭击到“内生型”恐怖袭击
“外源型”恐怖袭击，即恐怖分子由外国进入本国，有策划有组织地实施恐怖袭击，2015年发生在巴黎的两次袭击和一次未遂袭击（袭击者从布鲁塞尔乘火车去巴黎，途中被两名美国士兵成功阻止）都属于这种。据欧洲刑警组织（The European Police Office，Europol）的数据，欧洲目前有3000-5000名已经潜入的“圣战”分子。
“内生型”恐怖袭击，即恐怖分子是本国公民或持有本国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即本土人由于各种原因自发变为极端恐怖分子，自己策划发动袭击。这种袭击案件美国是高发区，2016年6月的奥克兰恐怖袭击和2015年12月的加利福尼亚恐怖袭击都属于这种，只不过美国官方会视情节严重程度选择将其定义为“恐怖袭击”还是“枪击案”，以减小民众恐慌心理。欧洲之前一直是外源型恐怖袭击占多数，但这次尼斯的恐怖袭击者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是突尼斯裔“法国人”，31岁，很明显是“内生型”的。这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内部有本土公民开始受极端主义思潮影响，自发策划实施恐怖袭击攻击自己的国家。
法国总理Emanuel Valls公开承认“恐怖袭击将是伴随法国人生活的常态”，他也因为这种态度而受到包括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内的诸多法国民众批评，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而且暂时政府并没有好办法。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中东地缘格局巨变：欧洲变成了“弃婴”？
欧洲恐怖袭击频发伴随着美国两个大的国际战略转移：全球战略收缩和“亚太再平衡”。
“9.11”事件后，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成了中东地区的霸主，但其自身实力也因过高的战争成本而遭遇极大的消耗，直接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执政之初就宣布要从上述两个战场撤退。实事证明，虽然美国仍然陷在中东泥潭，但是奥巴马确实在尽力履行诺言，至少他执政8年美国没有再陷入一场新的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实际上是法国人打主力）。奥巴马执政期的另一个核心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普遍认为是针对崛起中国的遏制战略。具体做法是把美国海军大西洋对太平洋的军力配比由5：5变为4：6，减持欧洲，加码东亚。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解释为：美国并不是“加码东亚”，只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都缩减了，只有东亚地区没变，所以比例上显得多了而已。
奥巴马始终坚持不出动地面部队入侵叙利亚，这个战略决策符合上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但是，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西方制裁俄罗斯导致普京直接出兵叙利亚为分水岭，产生了两个意外结果：
一是欧洲难民危机。美国没有出动地面军队进攻叙利亚无意间给全世界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性暗示：战略放弃欧洲。实际上美国希望把中东安全框架的责任交给欧盟来管理，但无奈欧盟实力非但搞不定，反而被难民折腾得死去活来。
二是中东战略真空。这个战略真空被普京敏锐地捕捉到了，美欧都没有想到俄罗斯会突然出兵叙利亚，现在的结果是中东由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稳定变成分权并立的动荡格局，这也加重了难民危机。而在接纳难民的问题上，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几乎是完全拒绝的。“背锅侠”只有欧盟一家，这也直接导致了英国公投脱欧事件。
以上种种让欧洲感觉既成了美国的“弃婴”，又被迫要独自承担难民危机的苦果。这其中，在叙利亚问题上最积极配合美国的法国最终成了这个局中最受伤的国家。
从戴高乐时代，法国就坚持有别于英美的独立自主外交的传统：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跟新中国建交、曾经愤而退出北约、“布雷顿森林时代”挤兑金本位美元导致“尼克松冲击”等等都说明法国是西方世界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国。
除了北非是法国的“自留地”以外，在中东问题上，法国基本坚持了一贯的独立自主的政策：阿以战争中戴高乐曾明确声明支持阿拉伯国家；巴以矛盾中法国同情巴勒斯坦而批评以色列；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萨达姆私交甚笃，并曾帮助伊拉克建造核反应堆；两伊战争期间，法国也坚定支持萨达姆；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英美制裁伊拉克，法国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下与伊拉克签订多项合作协议；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准备入侵伊拉克，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判断对伊战争将带来严重后果，加剧地区紧张，所以明确反对对伊动武，后来闹到联合国安理会，法国威胁使用一票否决权，还引发了欧洲大规模反战游行，只有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三国坚持追随小布什，以德法为首的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立场严重分裂。最后，英美在未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强行发动“伊拉克自由”战争，入侵了伊拉克。结果果然如希拉克所料，美国不但深陷伊拉克战场，而且伊拉克战争打开了中东的“潘多拉魔盒”，地区动荡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刚刚公布的《伊拉克战争报告》指出，战争造成数十万伊拉克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前首相布莱尔承认“情报错误”并深刻道歉声称愿负全责。但为时已晚，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国已不国，而小布什和时任美国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至今也没认错。
一直以来，法国以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赢得了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好感，根据前文分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的主要打击对象都只是“美国”。但是从萨科齐时代开始，法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转向，似乎是希望与英国争夺美国在欧洲的第一合作伙伴身份。国际著名风险咨询公司G4S情报主管Faraz Nasir对笔者表示，法国针对北非萨赫勒区域（Sahel，即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超过3800千米的地带，从西部大西洋延伸到东部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9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吸引了很多来自伊斯兰组织的威胁，包括基地组织（Al-Qaeda）、伊斯兰卫士（Ansar al-Dine）以及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组织（MUJAO）。法国历史上曾长期介入大部分北非穆斯林国家事物，如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这些干涉主义行为激发了当地人的仇恨。法国对伊斯兰国（IS）一直持攻击性政策。面对美国针对叙利亚的空袭同盟，德法表现迥异，德国表示支持同盟却出工不出力，而法国则积极加入空袭行动。实际上，法国也是继美国后唯一一个向波斯湾派遣航母直接对叙IS基地进行空袭轰炸的国家。据统计，大约有600名法国士兵正在叙利亚或伊拉克与伊斯兰国战斗，在荣归故里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成为袭击目标或潜在恐怖袭击者——这也是欧美国家“内生型恐怖主义”的一大来源。
由于北非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而欧债危机后法德在欧盟内部的领导权明显出现了有利于德国的偏向，所以萨科齐寄希望于利用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对冲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根据前述理论，在中东北非穷兵黩武的法国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最佳帮手，但当美国整体战略转向东亚西太平洋后，中东北非乱局这些年给当地人民造成的伤痛和由此产生的仇恨也由“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美国转移到了“门户大开”的法国身上。
内政不力：面对恐怖袭击，为什么法国如此脆弱？
“多种族共存”和“反对种族歧视”现在已经基本成了西方社会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性”底线，在法国和美国尤甚，法国国旗的三个颜色代表的就是其立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liberté）、平等（égalité）、博爱（fraternité）。但是这掩盖了两个社会管理问题：
第一，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种族融合。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做到真正在种族间消除隔阂，比如新加坡，但也是在政治强人李光耀的强力维持下才达成的。其他多种族国家政府一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强制不同种族融合，多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样就容易形成相对隔离于主流社会的“自然聚落”国中国，如法国到处都是阿拉伯社区、黑人社区、犹太人社区。这些国中国多半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习俗，自给自足，与主流社会缺乏交流，甚至有自己的学校体系（2012年，法国南部省会城市图卢兹的一家犹太学校遭遇枪击案，造成4名学生、3名教工死亡，袭击者是坚定的排犹主义者）。
第二，政府无法管控主体民族和少数族裔的生育率差异导致的人口消长问题。一般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少数族裔生育率远远高于本土白人，长此以往少数族裔和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会失调。民主机制下，成规模的少数族裔一定会追求政治话语权，这样自然威胁到主体民族生存空间。但是在前述政治正确性的掩盖下，主体民族被迫不断对少数族裔妥协，美国社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也解释了美国频发的白人警察和黑人公民相互仇杀事件的动机。2016年欧洲杯，主场法国队的主力阵容构成大部分都是阿拉伯裔和非洲裔黑人，本土白人球员很少，法国队原来的前锋本泽马（Karim Mostafa Benzema）就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
G4S的Faraz也指出，在社会学意义上，法国存在严重的社会融合问题，很多非法裔国民——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北非穆斯林以及更多的新进移民——成为在大城市周围贫民窟的“蜗居者”（Ghettoised）。2005年肇始于巴黎进而蔓延全法的暴乱标志着法国社会经济生态的分裂，这也成了少数族裔的激进化的催化剂。的确，近年来卷入暴力事件的个体都有着类似的鲜明侧写：年龄在18-36岁，有犯罪记录或坐过牢，属于低收入群体甚至贫困人口。这被看作是一种针对穆斯林的非象征意味的态度，如2010年的“面纱禁令（Banning the Burqa）”（为贯彻“世俗主义（secularism）”法国在2010年萨科齐总统执政期间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在公共场所佩戴任何遮蔽脸部的纱布或面罩。“公共场所”定义相当广，包含街道、学校、商店、公园、公共交通工具等，只有少数情况例外。虽然没有明确指向，但多数人认为这项法令是针对穿戴Burqa衫——伊斯兰文明一种遮住脸的罩衫——的伊斯兰女性的禁令。），后者导致了法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和愤怒、失望以及潜在激进主义情绪的蔓延，尤其在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中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