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社会学分析工具：“次级政权”概念的提出及意义
平等是托克维尔分析美国社会的起点，自由才是他的目的。托克维尔热爱民主①，但尤为关注平等下产生专制与暴政的危险倾向。因此，如何在必然到来的民主社会里建立起自由而不是沦为专制，成为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主要目的。但是与其他政治学者不同，托克维尔采取了从“社会状况”的进路去谈论民主与自由。为此，他不惜花费巨大篇幅，在上卷着重描述了美国民主社会不同于欧洲的那些重要元素，在下卷分析了民主对于智力活动、情感、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深刻影响。虽然上下两卷的写作风格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主旨思想并未改变，最终在下卷第四部分进行了集中阐述：平等容易产生专制，民主必须重建自由，而重建的路径在于恢复国家的“次级政权”。
在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这一社会分析工具之前，托克维尔就于国家和个人层面之外提出了社会层面的重要概念“次级政权”，有的译为“中间权力”(intermediate powers)和“次级权力”(secondary powers)②。正是借助“次级政权”概念，托克维尔突破了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只专注于“个人—国家”关系的结构性缺陷，勾画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型：贵族社会、专制的民主社会、自由的民主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着平等与自由的不同分配：在贵族社会，没有平等但保留了臣民一定的自由；在专制的民主社会，有平等而无自由；在自由的民主社会，平等之中发掘出自由。
托克维尔并未对“次级政权”作出明确界定，但从其论述中，不难理解这是一个集社会意义和政治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在社会意义上，“次级政权”是一种介于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组织性力量(powers)，复数意味着这并非单一的力量形式，而是包含传统贵族阶层③、政党(通过办报和结社)④、乡镇组织和乡镇行政机构⑤、基于公民结社建立的各种社团⑥等在内的综合力量复合体，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构成；在政治功能上，“次级政权”既表现为寻求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性力量，又暗含着通过自治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提升社会公共精神的组织和建构性功能。可见，托克维尔使用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包容性，既可用来分析传统贵族社会，又可描述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
近年来，学界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比较热，但很少将其政治理论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少许文献虽有论及但也没有系统把握其分析框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次级政权”概念。通过下文的分析将不难看到，“次级政权”不仅很大程度上能够丰富我们对政治社会的理解，对于培育健康活泼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自治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民主与自由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同时作为一个学术分析工具，“次级政权”开辟了从社会结构研究民主政治的路径，从而奠定了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二、专制下的自由：贵族社会里“次级政权”的存在
托克维尔分析民主社会，是以传统贵族社会为参照系的。在对待贵族制国家或社会上，托克维尔又显现出明显的矛盾心迹。对于贵族社会存在的不平等，托克维尔极力贬斥，对贵族那种基于血缘而形成的特权十分不满。正是站在与欧洲传统贵族社会不平等的对立面，他发现了美国社会中所蕴含的身份平等的价值所在，并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和持久的历史方向。
但对贵族社会中的一些有益成分，托克维尔丝毫不顾忌表达自己的好感。这种有益的成分，就是在不平等的专制之下，仍然为臣民保留了一部分自由。他认为，除了与统治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外，其他事务多由公民自行处理。皇帝必要时可以独断一切，但“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般并不受皇帝的控制”⑦。这样的描述是符合客观历史现实的，孟德斯鸠也注意到贵族阶级和中间团体对于制衡君主权力、维护社会自由的重要作用⑧。中国历史虽然奉行皇权至上，但在乡村却始终保留着自治的空间，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这里，托克维尔为我们勾画出了无平等却保留了部分自由的贵族社会控制图(如图1所示)，在君主、贵族与臣民之间存在先天性不平等，也形成了控制的等级结构关系。而在这种专制结构当中，能够为臣民保留部分自由的关键因素就是贵族阶层。一方面，君主并不独揽治理公民的所有任务，而是将其交给一些贵族成员，从而在实际治理权上呈现出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这些代理君主进行治理的许多贵族也不总是受君主控制，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权力不是来自君主，而是源于他们的贵族家庭出身。也就说，在君主与贵族之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双重关系，贵族阶层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次级政权”，发挥出对专制的制衡和约束功能。正是这种“次级政权”的存在，使得贵族社会的暴政虽然残酷，但其范围往往并不会深度波及全体臣民。
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君主制下的贵族阶层构成贵族社会里的“次级政权”，这一阶层的存在客观上成为皇权直接压制民权的有效阻隔力量。但是，托克维尔忽略了贵族与皇权利益一致时的结盟，这种结盟很可能强化了专制而非拓展了自由，所以托克维尔在后面分析自由的民主社会时，也缺乏对“次级政权”可能与国家权力连为一体的警惕；同时，托克维尔也没有继续分析贵族阶层与臣民之间的统治关系，贵族如何对臣民进行专制，同时又为臣民在生活上留下独立自由的空间，都缺乏仔细的论述。这里，可能的作用机制暗含在托克维尔对贵族特点的描述中，贵族往往并不在乎臣民真正关心什么，这种忽略、轻视与淡漠，放松了对臣民进行彻底专制的可能。可以看出，贵族对臣民有单向控制，但臣民缺乏反制贵族的手段，使得臣民所享有的自由只是君主无法干预而贵族又根本不想干预的那一部分，这构成了贵族社会专制下的自由结果。
另外，贵族社会里的“次级政权”，对于国家权力的制衡只是为了避免公民的消极权利不受国家侵犯，而忽略了这一中间力量在社会自治的参与、建构性价值上的严重缺陷，臣民没有反制贵族的通道。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分析更显宏观大略，而不如哈贝马斯关于封建代表制公共领域的分析那么周延具体。哈贝马斯也分析了依附封建贵族阶层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但他认为其中所谓的公共性是对封建贵族特权的公开展示，从而表现出对贵族阶层“伪公共性”和“伪代表性”的批判。建立在这一批判基础上，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公共领域建构时私利化的风险，并否弃了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重建路径。
三、平等上的专制：专制的民主社会里“次级政权”的消逝
与贵族社会不同，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是身份平等。而平等之所以能够取代专制，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往往是通过革命实现的。因此，托克维尔分析民主社会时，是以对革命的分析为底色，并始终关注平等与自由两项价值。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就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专制深感恐惧。他认为大革命开始时，平等和自由两种激情碰到一起，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但是后来，人们对自由的热爱渐渐让步于对平等的热情，专制政府遂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由于“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得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⑨，所以平等容易产生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让人们逐渐丧失对专制的警惕。于是，人们在自由平等旗帜的引导下发动革命，最终建立起的却是一个平等外壳下的专制。
大革命为什么带来的是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平等时代，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每个人都忙于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因而他们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提供秩序与安定。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参与治理，而是放心地将所有权力都交予政府。由于革命同时消除了贵族社会里能够制约暴政的结构性力量，完全平等的分子缺乏“次级政权”的中间组织，所以当政府出现专制反过来侵犯到人民权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没有任何组织性力量予以对抗。原本在民主国家里，只有联合起来的公民才能对中央政权进行有效的抵制。但平等社会里的人们却对结社怀有一种恐怖与嫉妒的情感，于是出现了平等下的专制。托克维尔并不否认平等取代专制的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但他更担心的是这种平等本身蕴含的专制风险。
对于专制的民主社会的分析，托克维尔的理由更多源自对美国观察上的智识担忧，而这用于解释法国大革命则不充分。对此，阿伦特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她认为，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奉行正当的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一信条，但二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背后的原因则在于：法国革命意义上的人民不是被构建起来的；美国革命者则是“建构的实体”，这里“建构”的意义不光是人们走到一起，人民还通过承诺、立约和相互誓愿来缔结契约，从而产生正当的权力⑩。这种正当的权力在具体运行时，就不得不忌惮随时可以立约的人民力量。
在决定是专制还是自由的关键命题上，阿伦特提出“建构的实体”，与托克维尔提出的“次级政权”概念高度融通。也就是说，传统贵族社会经过革命之后，身份的不平等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贵族在统治结构中所代表的“次级政权”，于是在中央政权与公民之间出现了真空，使得中央政权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统治和控制(如图2所示)。法国大革命出现“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就是因为“次级政权”消失，而人民又缺乏美国人民那样的“构建的实体”予以及时补充。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欧洲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革命和反革命，都动摇或破坏了地方的“次级政权”，而唯独把中央集权留为己用。由于没能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权力全被集中到统治者手里，统治者把指导每个人一生的责任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老百姓也“时时刻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11)，结果是民主国家趋向另一种专制的极端。
对于这种平等上的专制，托克维尔显现出比贵族社会还要惊恐的表情。他花费了不少笔墨分析民主社会里被解放出来的个人的种种弱点，认为民主社会缺乏中间团体的结构性缺陷，使得民主社会的自由面临严重的潜在威胁。统治者“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12)。
那么怎样消除这种恐惧呢？托克维尔首先批驳了寄望于民主选举制的天真想法，认为接受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的妥协，“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并不能根除中央集权的弊端。“使公民们如此依附于中央政权之后又让他们去选举这个政权的代表，是徒劳无益的”(13)。他怀疑缺乏主体性的国民在丧失了自治习惯之后，还能否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政府。相反，托克维尔将希望放在了自治与结社上，这种自治和结社不是去重建传统的贵族社会，而是努力从民主社会内部去发掘自由。不难看出，他是在寻找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密匙，而所谓的内部发掘自由的奥秘，就在于从政治社会内部重建“次级政权”。
四、平等中的自由：自由的民主社会里“次级政权”的重建
如何防止平等上的专制？又如何从专制型民主走向自由型民主？托克维尔的政治理论始终围绕着平等与自由，苦苦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
首先，托克维尔极为强调政治结构中的自治，这种自治一定程度上型构了“次级政权”。在分析美国民主社会时，他注意到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分权，使联邦政府不能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甚或行政专制。而在州的控制结构里，乡镇自治的传统和自由结社的普遍化，让美国人在接受平等之后，有效捍卫了自由的空间。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乡镇和县一级的自治制度像一座座暗礁，延缓或消弭了中央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力，使得政府缺乏施行暴政的完备手段。因此他把乡镇自治的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托克维尔还发现，在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14)，这种差异明显体现出不同民主社会里“次级政权”对中央政权的不同功能：一个是代理中央政权进行对下控制，一个则体现出“次级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反制特征。
与乡镇自治紧密相连，托克维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自由的目标锁定在公民结社上。他相信通过普通公民的联合，能够建立起与传统贵族不同的“贵族性质的法人”，这是一种消除了身份不平等而又保留了自治自由的社会组织。在托克维尔心中，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团组织，就像一个个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15)。因此要防范政府的专制暴政，就不能把从贵族收回的社会管理权全部交给主权者，而应部分地分给这些不同领域的社团组织。
可见，立基于公民结社而形成的社团力量，被托克维尔视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次级政权”。经过结社而出现的社会组织的崛起，有助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合法性的双向供给，有效整合社会秩序，均衡社会利益多元化冲突，提供反思性的对话协商机制，从而将平等且分散的公民联合起来，实现对自由的保障。19世纪末期，各种结社组织蓬勃发展的趋势，为托克维尔重建“次级政权”提供了注脚。
无论是乡镇自治还是结社自由，托克维尔所构筑的自由的民主社会控制图，都在于在中央政权和公民之间恢复了“次级政权”(如图3所示)。与贵族社会里“次级政权”的构成及意义不同，自由的民主社会所要重建的“次级政权”，剔除了身份不平等的单一贵族阶层，是由身份平等的公民自发构建起来的实体构成，包括基层的自治性组织，基于公民结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形成的社团力量，以及新兴贵族(托克维尔认为法学家、律师和法官就是美国的新兴贵族，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报刊和宗教团体等；在政治功能上，重建的“次级政权”更侧重于社会建构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培育公民的政治品格、组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代替国家承担部分职能等。
与传统贵族阶层更重要的差异还体现在作用机制上，重建的“次级政权”代表着公民直接行使权力，在政府、自治组织和公民之间打通了控制与反制的双向通道，使得平等之上实现了控制与自由的和谐共存。恰如吉登斯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16)在这个意义上，“次级政权”完全超脱了传统贵族阶层的消极式自由机制，更凸显出积极自由建构特点，与今天的公民社会概念获得了价值一致性，托克维尔也由此揭示出了重建“次级政权”在现代民主自由政治中的功能。
虽然托克维尔没有明确指出“次级政权”的重建路径，但是其对自治、结社的强调暗含了民主的自由社会的努力方向。同时，托克维尔在抵达自由的民主社会目标征途上，还十分看重出版自由和司法权。一方面，“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17)，只有实现了出版自由，公民在自己遭受迫害时，才能借助报刊向全社会呼吁求助，以形成对专制的抗衡；另一方面，面对统治者事无巨细的普遍干预，柔弱的个体无力自保又孤立无援，此时独立公正的司法权对于捍卫自由而言乃是必需品。因此托克维尔断言，“在民主时代，如果司法权不随着身份的日趋平等而加强和扩大，个人的利益就永远处于危险状态”(18)。
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在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与防范“次级政权”变成国家权力附庸之间建立足够的联系，也缺乏对“次级政权”作用机制的详细分析。而随后的政治实践证明，社会组织的国家权力化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公共性和拓展自由的追求。与托克维尔一样，哈贝马斯也是从研究社会结构来获得民主理论贡献，但其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公共舆论为机制的第三空间，主要由公众、“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三大要素组成(19)。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公共领域不是一种建制或组织，而是被描述为一个关于信息与观点交流的网络。虽然哈贝马斯提到了“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及其构成(20)，但他强调的是这些组织所能提供的机制，即主要通过自由、理性、批判性的讨论，形成一个蕴含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的交往结构，实现提升民主的功能目标。很明显，托克维尔侧重于组织的实体力量，更强调中间组织的“自治”；而哈贝马斯侧重于由这些组织形成的场域空间，更看重公共领域的“商谈”，这种机制一定程度弥补了托克维尔对“次级政权”作用机制的论述不足，有助于防范重建的“次级政权”与国家权力“穿同一条裤子”。
五、民主的自由艺术：重建“次级政权”的中国价值
“次级政权”虽然是从欧美的经验出发，但对于晚清以降孜孜以求探寻民主自由道路的中国而言，仍具有极强学术与实践意义。在中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次级政权”？背后有没有相关的思想学术养分？它又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政治进路提供什么动力？我们该如何重建“次级政权”呢？借鉴这一重要概念，我们可以深入对中国实现民主的自由艺术的探索。
在学术意义上，“次级政权”概念可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勾连近现代中国相关的思想理论观点，并为中国提供一个政治社会转型的解释框架。分析中国的社会演变，无论是先秦时期“礼失而求诸野”，还是封建朝代“皇权不下乡”，实际上在民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自治性力量，典型的就是士绅阶层。近代以后，随着皇权体制瓦解，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任务，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上的断裂。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随后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中却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与托克维尔重建“次级政权”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贯性。
乡村建设理论中最突出的当属“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梁漱溟与托克维尔具有很大的相同点，同样对传统社会里的贵族式结构十分留恋。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构造被破坏深感痛心，认为这是中国政治难以被有效组织起来的重要原因，所以他开出重建中国政治的道路是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构造，由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以启发民众自觉组织自治团体。“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充分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21)。不难看出，乡村建设理论旨在根据中国的国情，从广大的农村着手重建“次级政权”，因而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放权复苏了经济组织，客观上为中间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与此相伴，学术界大量援引公民理论以指导社会自治性组织发展，如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热衷，黄宗智针对中国提出的“第三领域”的概念等，其中都不难找到与“次级政权”相关联的政治社会理论基因。
在实践意义上，“次级政权”的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向度，有助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重建，促使我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与政治自由实现的动力机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具有积极意义的自治性力量被摧毁，政权直达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被严重压缩，国家与社会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均衡在转型期的后果就是国家自主性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展示出不同的面貌：当强不强，当弱不弱，显示出尺蠖效应。这种尺蠖效应是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渊薮。”(22)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改变，从中孵化出民主与自由的组织性力量，成为中国政治现代性的重要任务。
当然，重建“次级政权”并非只有单一的进路，民主与自由的获得，也不可能单纯依靠自治性力量的崛起自发实现。重建过程必须关注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诸多治理困境，需要以中国问题的视域整合相关理论资源。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并解决中国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公共危机事件中，借助网络往往都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由于这种公共意见在营造公共空间的同时，缺乏足够带有“次级政权”特性的组织力量，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进步中呈现出无力感，需要吸收托克维尔重建“次级政权”的理论养分。
今天，我们已不可能通过“再封建化”而获得自由，我们所谈论的民主也远远超出托克维尔思想中局限于平等的内涵，而是包含了代议制、选举制、宪政与法治等诸多价值。所以在借鉴托克维尔的理论时，又需要避免“次级政权”单纯反制国家权力的消极自由的缺陷，拓展社会中间力量实现公民积极自由的社会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建构公民身份、激发自治力量、参与民主政治的功能。同时，在国家—社会—个人的结构关系中，图3所示的控制与反制关系也需重新定位，在法律规范下呈现组织指导与参与建构的关系，“组织”取代“控制”、“参与”取代“反制”，从而形成积极的民主与自由空间。
总之，身处由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托克维尔，准确把握了社会演进的“民主铁律”，并在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提出了人类如何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重获自由。这对奉行“爱平等甚于爱自由”的中国人而言具有更强的启迪。当然，即便建构了一套政治社会的分析模型，托克维尔基于对民情一贯的重视，仍然对未来有着一种不确定性的清醒认识：“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23)
注释：
①实际上，托克维尔对“民主”并没有一定清晰一贯的定义，而是把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很大程度上，民主与平等可以互换。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49页。
②杜涛：《浅析托克维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沈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5期。
③④⑤⑥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74，202，67、301～302，875页。
⑦⑨(11)(12)(13)(14)(15)(17)(18)(2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67，252，855、857，870，872，73，875，876，876，885页。
⑧[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18页。
⑩[关]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5～167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83页。
(1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20)[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29页。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转引自张瑞东：《梁漱溟的“理想国”——读〈乡村建设理论〉》，重庆：《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