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印度官员对于农民自杀问题的评论又将这个长年萦绕印度社会的顽固问题推向舆论中心。国大党中央邦立法会成员塞兰德拉·帕特尔向印人党中央邦内政部长布庞德拉·辛格发起质询，要求后者澄清其选区瑟霍尔以往3年的农民自杀案件数、死者详情、以及导致自杀的原因。然而，在回应文书中，内政部长辛格居然将部分农民自杀的原因归为“撞鬼（possession by ghost）”，还声称 “生计困难”不是导致农民自杀的原因。
在看到这则新闻的同时，有一条评论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条评论下“点赞”和“点踩”平分秋色，足见争议。观察者网网友评论道，这是“牺牲农业喂养工业，工业起来之后再反哺农业的道路”，属于“新兴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可避免要经历的阵痛”。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用中国现成的工业化成功经验来套印度的“糊涂账”合适吗？这种农民大规模自杀究竟是“印度特色”还是新兴工业化历程中“必要的恶”？
要解答这个问题，要先讲讲印度农民的处境。每年，印度农民自杀潮像印度洋季风一样如约而至。虽然印度早就对这一顽疾关注有加，近年来各种研究、论文、评论层出不穷，但农民自杀案例多、频率高、地域分布广的现象并没有明显改观。美国马萨诸塞大学2016年1月份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每10万农民中自杀案例数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上升之中，不管是邦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皆是如此。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中心（NCRC）的数据，单是2014年就有将近12400宗自杀案例，比2013年高了近5%。更悲哀的是，很多人对这种现象已经渐渐出现“注意力疲劳”，要不是这次中央邦内政部长“撞鬼”的荒唐之论，农民自杀恐怕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虽然中央邦政府避重就轻，不承认“生计困难”是导致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但是多项研究表明，粮食歉收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务负担是印度农民自寻短见的主要因素。在导致粮食歉收的原因中，季风异常导致的洪灾、旱灾是首要因素。目前，40%的印度家庭依赖农业为生，占比高达55%的印度劳动力受农业部门雇佣。然而，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印度45%-70%的农业用地都不同程度依赖印度洋季风降水维持生产，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
季风降水一多就成了洪灾，一少就成了旱灾，迟了早了都会扰乱农作物生长周期。印度农民首当其冲成为异常季风的受害者。而通过影响粮食和原料价格，季风对印度经济关键指标（比如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有超强的影响力。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甚至打趣，比起辛辛苦苦研判经济数据以制定合适的宏观政策，不如直接去求神拜佛，以求风调雨顺，毕竟季风带来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缺乏宏观调控 涉农投入落后
可以说，印度农业、农村、农民抗风险能力低下的核心原因是其涉农投入整体落后。在印度独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大党政府确实曾经集中资源，修建了大量灌溉管网、山塘水库，并推广农机，对印度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当时印度的这些努力可以说是与其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有关，毕竟只有农业现代化才能源源不断为工业产生原始积累。
与推广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和小麦）、农药、化肥和先进园艺的“绿色革命”结合在一起，印度农业不仅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还使农作物收获水平在短时间里出现爆发式增长。由于亩产提高，印度人口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快速增长。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系下对农业的不断投入,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人口增长的滞后效应，农业部门面临的问题并不严重，印度农业甚至在很多场合被称为“绿色革命”的典范。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印度政府用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行为变得难以为继，甚至很多地方由于长期投资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出现严重的退化。在强调政府计划“有形之手”缺失的条件下，鲜有市场资本会选择投资低收益、高风险、长周期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些地主、富裕农民对涉农基础设施进行投入，也很难达到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那种“普惠”效果。恰恰相反，这些零星的投入不仅难以填补大型基础设施老化留下的空白，还常常会恶化其他农民的处境，产生“负外部性”：少数使用电动泵井的农民超额取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使得大量使用普通水井的农民在枯水期无水可用；少数农民使用强力农药导致害虫迁飞，使得大量其他农民遭受害虫之苦……
除了整体投资不足和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外，60、70、80年代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对土地资源的挤压也慢慢显示出来。在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工业、服务业又无法吸收足额劳动力的情况下，很多原本并不合适农业生产的土地——比如边坡地、沙荒地、沼泽地、盐碱地——也被大规模开辟为农业用地。虽然由于自然禀赋限制，这些土地抗风险能力极差，容易遭受旱涝灾害，但是不断尖锐的人地矛盾却依旧不断将劳动力向这些边缘土地挤压。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生存博弈中，那些经济水平最低、社会境遇最差、政治地位最低的群体就容易成为最先被挤到这些土地上。无法被原有的“普惠”大规模基础设施覆盖，又缺乏资本对这些边缘地块进行改造投资，这些弱势农民往往就成了季风异常等自然灾害面前最容易受害的人群。
印度特色的“体制问题”
明知道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业抗风险能力低下，农民自杀人数连年高位盘旋，印度政府为什么不有针对性的增加“三农”投入呢？这就牵扯到了印度特色的“体制问题”。
文章开头网友的评论有一定道理。的确，除了那些依靠殖民、掠夺的老派工业国家，现在有志于工业化的国家多多少少都需要通过自身“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原始积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搞“工农业剪刀差”并不意味着忽视农业投入；与此相反，农业现代化是几乎与工业化同等重要，且需要协同进行的步骤。这是因为只有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的农业才能跟上工业化的投入需求，只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农业才能为工业提供效益最优的“剪刀差”。例如，即使是在中国推进工业化最猛的时期，对于农业技术、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不曾间断，合成氨、拖拉机、小水电等涉农项目则一直都享有较高的优先级。
那位网友根据中国的经验得出的判断——目前印度农村、农业、农民历经种种磨难只是“不可避免要经历的阵痛”——显然低估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异质性，高估了印度政府经济决策的执行力。与他的观察相悖，印度独立初年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工业化高歌猛进，这时恰恰却是农业现代化推进最快的时期；而近年来印度对于“三农”的投入并不算低，但大规模投入并没有带来“三农”问题明显改善。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印度的“体制问题”。
在与三农相关的各种“体制问题”中，印度的“庇护主义”尤其值得一提。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研究，在参加印度选举的1000多个政党中，绝大多数政党都是影响范围小，且奉行小团体利益至上的地方族群型政党。这些地方族群型政党的目标选民群体非常明确，因此很容易结成明确的“恩惠-选票”庇护关系，暨统治集团和政治精英为特点群体提供各种恩惠，以换取这个群体对恩主的支持、忠诚和默认。比方说，在泰米尔纳德的一次选举中，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DMK）候选人承诺，向选民派发搅拌机、笔记本电脑、冰箱、洗衣机；而反对党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DMK）则又扩大了礼品规模，除了赠送各种家用电器外，还向每个贫困家庭提供四头羊，向6000个村庄发放60000头牛，并开通免费的有线电视等等……
在这种庇护主义的影响下，原本就对政治抱有怀疑心理的选民就变得更加保守和狭隘，他们常常不得到即期的现实利益就不投票，毕竟比起遥遥无期的宏大承诺，老老实实接收送上的赠品还货真价实一点。同时，庇护主义使得选民的公共责任观念变得极其狭隘。比起周期长、回报少、但是又极其重要的公共项目——比如修建灌渠、治理土地等，选民往往更倾心于能快速变现的短平快项目——比如赠送牛羊、电费补贴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历来印度各政党对农村、农民、农业不乏大举投入，但是却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大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都被花费在迎合选民上，而没有投入能够真正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项目中。显然，如果“勒紧裤腰带”把农业剩余积累关键项目的投资上，工业化才能切实推进；而如果“勒紧裤腰带”只是为了竞相满足选民的消费需求，那只会适得其反，浪费了宝贵的资源。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并不是所有历经的磨难都会有意义。网友在评论说道，“希望网友们看到这种印度农民高自杀率新闻时，别动不动就恒河水民主国家之类的没心没肺地嘲讽……不说要你悲天悯人，至少希望你对这些为了工业化而做出牺牲的可怜人表达出起码的敬意”。倘若印度真的踏上了工业化的阳关大道，那么就如同他所指，这些农民短期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敬佩的，因为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真正从根源上去除农民自杀的社会和经济土壤。然而，倘若印度并没有径直奔向工业化的方向，而是迷失在他印度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做布朗运动，那么当代这些付出生命代价的农民就和几千年来印度小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生存博弈的失败者，并不蕴含什么特别伟大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