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14日，法国正值国庆之际，却再次遭受恐怖袭击。这无疑是继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案之后，法国反恐斗争中的又一次“滑铁卢”。在国庆这一敏感时期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却未能做出任何预警，作为反恐前沿哨兵的情报机构难辞其咎。从历次案件相关调查报告来看，法国反恐情报对抗失败主要有情报能力不足、对抗形势不利以及恐怖分子的拒止三方面的原因。
情报机构：反恐监视能力不足
在反恐方面，法国情报机构曾一度非常高效。1996—2012年间，当国际恐怖主义风起云涌之时，法国却未被恐怖分子成功袭击。仅“9·11”事件之后，法国情报机构就已经挫败了数十起恐怖袭击。但自2012年后，法国接连遭受恐怖袭击。出现这种局面，从情报机构自身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法国国内情报机构刚刚经历了大规模改革，情报能力有所削弱。2008年，法国开始国内情报体制改革，撤销了普通情报局，将其从事反恐情报工作的人员全部并入领土监护局，合并为国内中央情报局（后提升为国内安全总局）。有“法兰西晴雨表”之称的普通情报局从此从法国情报界消失。普通情报局历来以公开的方式掌握社会动态，对可疑人物、组织、活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各类情报档案。其情报力量分布在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当地社会各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及时掌握各种社会动向。普通情报局构建的完善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其核心能力。然而，这次改革并未能将普通情报局的人际关系网络监视能力纳入到新成立的国内中央情报局之中。从监视方面来讲，这次改革实际上造成了法国情报能力的下降。
同时，改革磨合期间，法国国内中央情报局中央局与地方局之间还存在互动不畅的问题。改革前，领土监护局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在各省的情报力量非常有限。改革后，普通情报局中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员，主要被并入或用于组建新的地方局。所以，新成立的国内中央情报局，就出现了地方局中原普通情报局的人员占大多数而中央局仍由前领土监护局主导的局面。这种中央与地方下属机构的互动脱节，在2012年的梅拉赫恐怖袭击案中就明显表现出来。2011年1月，国内中央情报局曾要求其图卢兹分局对梅拉赫进行一次深入调查。图卢兹方面的调查结论是“穆哈默德·梅拉赫有明显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征”。但这一结果报告给中央局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与指示，因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12年1月以后，梅拉赫不再是国内情报机构的优先目标，不再受到监视。由于国内中央情报局中央局的判断失误，以及地方局没能及时采取措施，最终导致了那次恐怖袭击的发生。
其次，法国情报机构监视能力建设跟不上反恐斗争的需要。法国情报机构的情报获取与监视手段发展缓慢，尤其是在网络反恐的情报获取与监视方面，更是长期无法实现合法化和现代化。法国议会情报代表处曾多次在其报告中提出，应该赋予情报机构更先进的情报获取手段，革新情报机构的监视手段。但由于法律的限制，法国情报的现代化建设仍是步履维艰，最终导致法国情报机构的技术监视能力难以应付日趋复杂的反恐斗争形势。
在通讯监视方面，法国情报机构受到严格的限制，其在国内实施监听活动的申请程序非常复杂。为了对涉恐分子进行监听，情报机构需要得到总理（或其代表）批准，再交由总理下属的部际监察小组具体实施。在互联网监视方面，法国一直到2015年《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才通过《情报法》，赋予情报机构这方面的权力。没有法律赋予相关的权力，法国情报机构在网络通讯方面就不可能获得电信运营商的配合，难以形成有效的网络通讯监视能力。
法律限制：情报对抗形势不利
在反恐情报对抗的形势方面，面对涉恐分子，法国法律没有赋予反恐部门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权力，而在边境管控方面，开放边境政策又成为情报机构对涉恐分子实施监控的一大难题。
首先，法国法律在打击涉恐分子方面过于宽松，给情报机构的监视工作造成了太大的压力。法国立法部门认为，并非所有的极端分子都是恐怖分子。尽管有人去过叙利亚、伊拉克，有犯罪记录，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极端言论，但警方都不能对他们进行逮捕，只能由情报部门对他们进行监视。据法国情报人员称，法国目前有数千人被列为“S级”（危害国家安全）的监控对象，这是仅有3000多人的国内安全总局难以应对的。以制造《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库阿希兄弟为例，尽管法国情报机构对他们的涉恐行为都已经掌握，并将其列为“S级”危险人员，但是，他们都得以顺利回到法国，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只是分别受到监视。相比之下，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则赋予了反恐部门更大的权力。
其次，开放边境政策给法国情报工作造成了监视盲区。法国是申根国家，根据《申根协定》，涉恐分子一旦获准进入“申根领土”，就可自由进出法国。另外，一些申根国家受恐怖威胁较小，打击力度不大，造成了恐怖分子常常盘踞在这些国家伺机对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局面。比利时曾一度拒绝收紧《申根协定》，拒绝实施旅客名字记录系统。为此，法国情报机构要对涉恐分子进出法国进行有效掌控，几乎不可能。从欧洲“大力士”列车恐袭未遂案、犹太人博物馆枪杀案和巴黎连环袭击案等恐怖袭击事件都可以看出，法国情报机构对恐怖分子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流窜几乎无法做到有效监控。
恐怖分子：拒止无所不用其极
从法国遭受的恐怖袭击可以看出，恐怖分子在应对情报机构的监视方面采取了多样化的拒止措施，手段也越来越专业，这大大削弱了法国情报机构对恐怖分子情报获取与监视的效果。
首先，为了躲避情报机构的通讯监视，恐怖分子一改传统的电话联络方式，使用更加隐蔽的网络通讯手段。而对网络通讯的监视正是法国情报机构能力的短板。法国直到2015年才通过《情报法》，赋予情报机构网络监视能力，允许情报部门要求电信运营商安装数字“黑匣子”，自动收集敏感信息。在网络监视方面，法国起步很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网络监视能力，要收集到涉恐信息并从中分析得到有用的反恐情报，还有一个长期的能力形成过程。
从巴黎恐怖袭击案的情况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所采用的通讯手段，已远远超出了法国情报机构的监控能力。警方调查显示，恐怖分子使用了多种非常规的通讯手段，其中有一款“Telegram”即时通讯软件。该软件具有强大安全加密性能，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即时通讯应用”。用户可以互相交换加密消息、照片、视频和文件。在使用过程中，连管理人员都无法访问通讯的内容。同时，该软件还具有“阅后自焚”功能，消息被用户阅读后，便立即自动销毁。除这款软件外，恐怖分子还使用了游戏平台进行联络。对恐怖分子而言，这种科技含量相对较低的系统比传统的加密电话、短信和邮件更为安全。
其次，恐怖分子在行踪方面也采取了规避手段。如恐怖分子通常采取绕道飞行的方式，躲避情报机构的追踪。制造布鲁塞尔犹太人博物馆枪杀案的法国人迈哈迪，为了逃避情报部门的跟踪，就精心设计了长长的回欧路线。除此之外，恐怖分子甚至还利用难民身份作为掩护，渗透到欧洲从事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在拒止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