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仅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还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思想观念的障碍、体制机制的痼疾、利益固化的藩篱等。国内外形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社会转型加速，易滋生安全责任事故高发、劳资冲突不断、社会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加深等社会风险因素，且易造成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特征。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切实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构建社会安全风险防范及其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风险社会的认知
“风险”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尼克鲁斯•卢曼提出，认为它是指一种客观的危险，一种不可抗力发生的可能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在相关著作中从政治变迁、个体化社会、科学危机、信任与安全、社会心理与风险认同等各个方面对风险社会的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展开。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考察风险社会；学者斯科特•拉什从风险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风险社会；学者莫里•科恩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约瑟夫•休伯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试图找出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探讨了风险社会与生态民主问题；学者莱恩•威尔金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学者大卫•丹尼分析了世界和全球风险；学者马克•海恩斯•丹尼尔提出了逃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
我国学界在翻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主要著作的基础上，对该理论总体或其中某个学者的理论进行述评，同时著有一些将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具体领域风险治理结合探讨的文章。国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总结和比较。如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杨雪冬的《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周战超的《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庄友刚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周涛的《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述评》、章国锋的《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汪建丰的《风险社会与反思性现代化》等。一般认为，风险是被感知到的对人类的威胁，由于客观条件的不确定，造成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和人们的预想目标发生偏离。
第二，将风险社会理论放在中国现实背景下进行具体分析，如分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风险的特殊性及其风险类型，重在研究其成因和社会根源。主要有潘斌的《社会风险论》、田道敏的《“风险社会”内涵的哲学思考》、曹勇的《现代风险的历史演进及其哲学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风险的内涵、特征进行概括总结，有利于在准确把握现代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风险规避；熊光清的《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李俊的《当前我国社会风险的体制根源》、李诚的《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着重分析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面临风险的表现和特征，并对转型风险的控制提出相应对策；夏玉珍的《社会风险问题研究》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及其源起、分配、承担及传递进行剖析，指出目前中国正进入社会风险时代，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再适用，建立适应风险社会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第三，注重探寻应对风险社会问题。如陈岩的《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陈磊的《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李永超的《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风险治理》、吉龙华的《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宫娜的《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李新的《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分别对群体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第四，探讨风险社会的评价、预警和责任问题。如肖群鹰、朱正威在《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风险评价》中提出风险评估机制设计、风险预警评价等；刘婧在《风险社会与责任伦理》中认为责任伦理的确立是人类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有效途径；钱亚梅在《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探讨了政府、专家、媒体、公众等的风险责任问题。
我国理论界在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与现实的结合，重点探寻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路径选择。虽然学者们提出诸多风险应对的思想，如公民治理、复合治理等，但对安全风险防范及预警、诊断等还缺少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亟待加强。对于社会风险的研究需要准确把握风险社会时代特征，建立安全风险防范及风险预警机制，并以此有效应对社会安全风险。
社会风险有多种分类方法，按表征显示可分为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按形成根源可分为内生型风险和外生型风险，按激烈程度可分为激进的风险和温和的风险，按发生领域可分为生态风险、科技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等。
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无危则安，无缺则全”。安全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系统，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强调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有机的统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强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强调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面；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已密不可分。
我国面临的国内风险
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风险：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系统退化，使我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可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如同战争威胁一样。
科技安全风险：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在芯片、操作系统、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方面以及重点产业领域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经济安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水利设施老化，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供给与需求存在矛盾等。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等关键和新兴产业受到外资并购等方面威胁。涉及交通、矿山、能源、食品等领域的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信息网络安全风险：信息产品的“后门”、漏洞一旦被用于网络攻击，可能产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计算机病毒、木马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网络欺诈、黑客攻击、侵犯知识产权、滥用或盗用个人或企业信息等不法行为大量存在，利用网络进行金融诈骗等，严重损害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
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部分领导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腐败的危险十分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趋于多元，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一些腐化落后的观念滋长泛滥，冲击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社会安全风险：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潜在风险上升，局部地区出现过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的情况，加之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仍旧艰巨。就内部环境而言，在改革攻坚期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清除体制性障碍的同时，仍有不少“地雷”“险滩”，潜伏着很多风险隐患。
我国面临的国际风险
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局部战争威胁：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新的发展，围绕国际权益、利益的斗争趋于激烈，边界领土争端等热点复杂多变，一些地区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危机频发。“颜色革命”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非传统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发展、金融危机、网络安全、能源与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
海外利益风险：随着我国国家利益迅速拓展、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安全等问题凸显。
战略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和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存在安全隐患。
我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风险，外部阻力和挑战多，不确定性、复杂性大，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繁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涉及陆地、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利益、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
社会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威胁社会公共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刑事、暴力恐怖事件，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等方面，涉及生产、工作、生活各个环节，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而且关联性、复杂性、敏感性增强，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加之受社会心态、网络炒作等因素影响，一地问题可能演变成多地问题，引起连锁反应，产生辐射效应。
不确定性是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并且已成为社会的常态。例如核设施建造、基因工程、化工技术、生态环境中存在潜在风险，以及由于经济波动、文化冲突、社会矛盾等导致的风险。社会风险具有扩散性，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前提下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和扩散，甚至引发危机。一般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问题、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与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交织叠加，境外问题引发境内问题，一地矛盾引发多地矛盾，一些单纯利益冲突事件引发非直接利益群体参与等特点日趋明显，由此容易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
风险悖论的存在，使社会安全风险呈现复杂的情况。如减少风险的措施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人员造成更大的风险；减少风险的政策可能给所有行为者带来不安全；为某个社会行为者创造安全的举措可能给另一个行为者带来更大的风险；消除暂时的风险可能带来更长远的风险；等等。
社会安全风险的生成有多种原因，社会因素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是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基础，社会结构转型是激发社会安全风险的主要因素，社会系统变迁包括社会矛盾、冲突等是社会安全风险的生成动力。
社会风险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造成一定的损失甚至灾难，但对风险的处置也提供了未来发展可能的选择。在我国风险社会特征日益显化的背景下，面对各种潜在的现代安全风险，必须发挥智库的作用，努力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公众参与，进行风险防范和预警研究，全方位应对社会安全风险。
建构风险诊断及风险防范机制。必须系统把握社会风险，全面认识风险感知、风险控制，从观念、制度、实践等层面理解社会风险，建构风险诊断及风险防范机制。以特定的社会风险为研究对象，对社会风险监测识别、诊断分析、预警预控，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制风险。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结合，对社会风险进行前瞻，培养风险意识，建设风险文化，建立有效防控和治理风险的机制，实现规避风险、预见未来的目标。尽早发现并尽早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风险，避免矛盾过度积累和演化。针对发展中的风险，高瞻远瞩，提出预测风险、抵御风险、化解风险的对策。
制定相关应急、防范预案，守住底线。构建社会安全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包括风险预测、数据管理、信息分析、专家咨询、动态模拟、预警演示、预控对策等内容。通过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防止和消除一些重大风险甚至危机事故的发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危机的范围、程度，使其不至造成严重灾害，做好面临最坏结果的打算，向最好的方向努力。要抓住重点风险隐患的“牛鼻子”。对于那些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重大风险，或者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从应对最困难的情况思考并制定相关应急、防范预案，预备相关应对措施。一旦出现重大险情，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加以处置，避免风险蔓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
建构系统应对安全风险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社会安全风险要在社会系统之中把握，应用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社会安全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前瞻性研究，注重体制机制的规范化、程序化，突出可行性、操作性、实效性。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进行总体分析、预测，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反馈、调整。安全风险防范要求对全过程全面把握、全盘考虑。事先对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和研究。应充分考虑：现实中存在哪些风险？未来可能引发哪些风险？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预测。风险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要预测、评估潜在风险的危险性，按照危险度大小进行分类，并确定相应的对策。在方案实施前，应准备一定的应急措施，以便问题发生时能将危害减至最小。一分预防胜过十分补救，对未来进行预测是规避风险和利用风险的重要内容。风险分析的工具决定了对风险的把握度。风险分析的方法有风险测量、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新的信息技术如模拟技术、数据挖掘、互联网技术等对复杂风险分析提供了条件。
进行安全预警、风险预警、危机预警。构建社会安全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包括预警信息、预警线或阈值、预警评价等，需要量化和细化，发挥监测功能、警报功能、评判功能、免疫功能等。需要建立信息预警系统、后果预警系统、危机预测系统、危机预控对策系统等。要获取足够的、准确的信息，综合各种情况，建立灵敏、快速的信息收集、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识别、信息发布系统，设定警戒线。设想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好的后果和不好的后果，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综合性、全方位的预警监测网络，建立先进的危机预警监测网。针对危机可能的演变情况制定各种预案，在时机成熟时依据预案采取防范措施，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预警系统的运作实质上是在风险防范和控制中的危机信号捕捉与风险等级定位过程。
强化安全责任。建立充分、有效参与的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强化责任伦理。要区分风险责任，政府、专家、大众传媒、社会组织、公众都可能成为责任主体，应合理分摊风险责任，形成有组织的负责任的现代体制。从法律法规、制度体制机制、力量运用和操作规程等方面着力，构建全方位的渗透各领域层次、灵敏协调高效的安全防控网。完善监测体制，涉及政府行为模式、政府管理、政府责任、组织架构、治理模式、公众参与等。对社会安全风险进行防范和预警，人人有责。
构建“安全网”。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强化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危机和挑战。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立公共安全体系，特别要深化食品安全、医药卫生、养老保险、教育等社会领域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编织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的“安全网”，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安全、心理安全；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