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海局势持续发酵、波诡云谲，其战略性、综合性影响不断凸显。“南海仲裁案”后，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建设海洋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诸多重大利益，从必要性与可行性方面讲，中国在南海的利益主要包括岛礁的主权、南海通道的自由航行与安全、近海战略空间、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海洋资源五大重要诉求。
“南海仲裁案”风波平息？恐为时尚早
“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相关各方都在互相观望，大家总体上保持着克制，但现在就说“南海仲裁案”翻篇为时尚早。无论仲裁结果如何荒诞不经，美国和菲律宾等国都不太会轻易放过从中渔利的机会。下一阶段，各方将由当前的“口头对口头”演变为“行动对行动”，中国会用行动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坐实仲裁案结果是“废纸一张”，而美、菲等国将极力用行动践行仲裁结果。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等重大多边场合集中拿仲裁案说事儿、搞些外交上的动作;而今年底至明年初，待气候好转、美国完成政府换届后，相关国家还可能会在现场以仲裁案结果为借口发起现场摩擦。如果这些行动都没有出现，或者经过各方的克制，南海局势较平稳的度过了未来的半年至一年时间，我们才可以初步判断仲裁案这一页已被翻过。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还得谨慎地等等看。
大国海上权力之争，军事威慑成主流
南海对中国很重要，但远非中国海上崛起的全部，中国此次的海上事业注定是全球性的。
1500年以来海权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国家实力对比是海上格局的物质基础，不仅规模很重要，质量也很关键。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实力结构才能保证海权的发展，晚清时期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当前的房地产业显然对海权的发展没太多帮助。二是军事技术的进步对海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海军是技术兵种，海上平台的历次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推动。二战及其以前，军事技术的发展总体上对海权更有利;而这之后，随着导弹、信息、空间等技术的发展，远程投送与快速机动不再是海权的专利，海权面临着陆上、空中等平台的激烈竞争和威胁。三是国际海洋政治文化大致上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然没有过时，但大国间的海上战争正变得稀缺，海洋秩序中的公正与正义也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大国间的海上权力政治而言，军事的作用主要在于威慑而非实际战争。四是地缘因素一直是影响海上格局的一大关键因素，即便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美国已在发展2小时打遍全球的武器，但考虑到效费比与攻守平衡，技术的发展仍不足以改变距离的障碍或限制，也不足以克服大陆国家先天海洋地理劣势带来的不利。
中国海权或于2049年取得重大进展
关于中国的海上权力目标，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海权的基本内涵，马汉以降，海权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为了所谓的中国特色，将海权概念过度虚化、泛化。当今的国际海洋政治至少应包括权力政治、发展政治和治理政治三大方面，海权显然主要是权力政治，而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权益海权、综合海权等概念，实质谈的是整个的海洋政治，而非海权，这种提法不利于深入研究问题。
“海权之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在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划时代地提出了“海权”的概念，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他认为，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海洋利益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同时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发展商船队、发展海洋贸易、建设海军基地和商港。马汉的海权论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对海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自马汉去世以降，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已充分验证了海权论的观点。
马汉的主要论点自然是落伍了，海权的概念的确需要一些发展与革新，但我们也不能将所有与海有关的东西都装进海权这个概念。海权说到底谈的是权力政治，核心问题是一国在国际海洋政治中能排老几的问题。基于此类认识，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指标要度量中国海权的目标。
从军事的角度而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海上老二，应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地区性海上力量。
从参与海洋机制及秩序的角度而言，海洋政治多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要立志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
从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角度而言，中国要立足近海、放眼全球，积极成为世界第一大海洋经济强国。
以上设计和预测的前提是中国能加快经济政治改革，保持崛起势头，并不犯大的错误。我们要意识到，海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付出巨大的挫折和代价，我们要有必要的心理准备。
另外，鉴于海权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革新、经验积累、文明转型等重大突破动辄需要20-30年左右的周期。我们至少需要以10年、20年甚至50年为周期来进行海权战略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讲，2049年是一个可以期待有重大进展或转折的时间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