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立了一个以共识为基础、以秩序和责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秩序，就是维护汇率稳定的共同承诺；这个责任就是作为国际主要信用货币的美元，无限制兑换黄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是维护这一体系运转的组织保障。
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稳定、波动有限的汇率制度被自由浮动，并且随时可能被剧烈动荡的汇率体系所代替。支撑全球2/3商品货物和投资金融交易的国际主要货币，可以仅以自身的利益为政策的唯一出发点，而不用承担任何的国际责任。
IMF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和秩序上、在领导国际货币体系与时俱进上缺乏能力。六年前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痛定思痛反思，并总结经验教训，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开展起来，许多政策、制度、操作的建议也都被提了出来。遗憾的是，各方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呼声很高，但未取得一揽子整体改革框架路线图，即使局部有一些象征性的改革，进展也十分有限。
现在，尽管我们高兴地看到了美国经济正在复苏，金融机构的功能正在恢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但欧洲仍在复苏的道路上艰难徘徊，新兴市场的动荡也依然在反复出现，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能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预警、预防、化解下一次危机吗？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和把握。中国有句俗话“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不能忘记，国际金融危机给一个国家和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痛苦，我们不能回到危机前的老路上去。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长远、明确的改革目标和设计好的路径，但我们也看到，这一改革，目前以一种合乎自然选择的逻辑方式正在进行着。
一是多选择的国际货币的使用。除了传统的美元、欧元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外，若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易使用。
二是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除了IMF资源有所增加，提供资源的方式有所改善外，新增了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如清迈倡议中的储备库建设和相应的监督机制。
三是多种手段的自我保护措施。其中包括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全球的外汇储备从2007年的4.9万亿美元，到2013年底增长到8.3万亿美元（除中国外）。在全球不平衡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依然大幅增长，这反映了一个谨慎的考量。除了外汇储备的积累，自我保护措施还包括更加频繁的汇率干预，以防止大幅度的汇率动荡。还有更多的对跨境资本的管理措施，以防止外部重大的冲击。
以上列举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出现的这些新的进展，都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做全面、系统、根本改革的前提下，对现行体制的一个补充和改善。它不能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但它有助于减轻危机可能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原本经济面良好的经济体，所受的冲击影响可能会被减弱。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务，应该向上游迁移，从防范危机的影响，到发现和预警潜在的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集聚，阻止危机的爆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重要一环的IMF，应该在改革中更加有为。
原则、规则和秩序是一个体系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础。汇率在大体合理、均衡的基础上基本稳定，应该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资本的有序流动，而非短期内的大进大出，应是政策的导向。自由开放的经济，也绝不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经济，应该有明确和有约束力的规则。
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经济体，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其财政状况、金融体系、经常项目等重要指标，应保持在合理可持续的区间。对其政策的评估，也不能仅限于这个政策对它本国的适用性，还要有全球总体利益的考量；应该加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特别提款权（SDR）作用的研究。SDR，是在超主权的层面上，调节和补充全球流动性的重要方式。要在过去通过创造SDR提供流动性的基础上，研究通过SDR回收过大流动性的反向调节方式，如以外汇储备购买SDR等，从而维持全球合理的流动性水平。在IMF组织内，推进所有的改革都要求以其治理结构改革为基础，尽快落实。已经获得G20首脑达成一致的份额和代表性的改革哪怕仅是姿态性的，也不应再继续拖延。
近年来，中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增长，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经回到2%左右的公认的合理水平。在应对危机刺激政策出台之后不久，货币政策很快退回到了常态，并且坚持稳健的政策取向至今。
在保持货币政策基本稳定的总的前提下，央行还实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微调。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针对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加以相应有效应对。
中国的汇率、利率改革也在有序推进，防范风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将继续为建立一个起作用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正常运行，从而造福人类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