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公布了仲裁决议。南海问题一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关键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南海仲裁案？中国如何应对这一局势？这些问题需要给予回答。总体而言，单纯从国际法角度看待南海问题是不够的，理解南海问题需要一个综合的维度，因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都不能忽视。事实上，当前南海存在两种不同导向的秩序观念。第一种以主权原则为导向，追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主张不管争议国家选择何种方式，都不能违背主权国家的意志，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中国。第二种以国际规则为导向，主张通过国际法或国际规范来解决争端，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等国家。这两种秩序的对抗给南海秩序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也有可能孕育中美合作的可能。应对当前南海的挑战，中国应该从制度建设和具体策略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加强战略评估和战略调适的能力，在具体策略上不断进行战略学习，掌握南海问题的主导权。
2016年7月12日下午5点，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公布了仲裁决议。仲裁结果对中国非常不利，国内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政策。彼时，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多艘美军舰艇集结南海及其周边，意在威慑中国。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称，南海裁决对中菲双方都有法律拘束力，希望双方遵守有关义务。一时间，南海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南海仲裁案有什么影响？南海仲裁案如何影响南海秩序？中国应该如何改进既有的南海政策？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一、准确理解南海仲裁案
如果不计网民，仅仅将7月12日以来的知识界舆论进行分类，不难发现，对南海仲裁案的理解主要来自三种视角：第一类以新闻媒体为代表，更多是对现状的报道和评估，这一视角往往夸大南海仲裁案的威胁与后果，这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一贯模式。第二类以国际关系学界为代表，更加关注应对策略，往往过于侧重应然的因素。第三类是国际法学界，更多关注仲裁案的程序性问题。
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利益盘根错节，对于仲裁案，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南海仲裁案就像个棱镜，折射出了不同颜色的光。如果回到南海仲裁案本身，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两个维度都不能忽视，问题是，在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上，国际法的维度缺少了现实操作的基础。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有四类法庭可以审理海洋争端：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按照争端一方要求发起仲裁程序的仲裁法庭，以及按照特定争端组建的特别仲裁法庭。其中，根据第二八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同意，菲律宾根据《公约》附件七的规定，有权利通过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程序。
当然，中国也是有权利不接受仲裁程序的。根据第二九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在不妨害根据第一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可以书面声明对于下列各类争端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早在2006年，中国政府已经依《公约》第二九八条规定提交排除性声明，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国际私法或仲裁管辖。从这一点来看，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在程序上并不合法。
国际法上存在的这种困境促使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国际法的限度。根据以上分析，《公约》事实上存在诸多可供各国按照自我利益解读的空间。如果单纯依照国际法来解决南海这么复杂的国际争端，最终结果恐怕是要成为一笔糊涂账。在南海问题上，国际法有很大的局限，尤其相关方之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由此可见，从单一视角无法理解南海问题的本质，多种视角可能更为全面、客观。
第二，大国是否应该接受国际法？就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之前，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撰文直言：“中国无视南海仲裁是遵循一直以来的大国先例。”大国经常不接受国际仲裁也属常态，这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然而，在一个日趋规则化的国际社会里，没有大国能无视国际法。对中国而言，应该遵守国际法并无疑问，而问题在于哪些国际仲裁可以不接受，这值得学术界群策群力。
第三，如果有些国际法可以不接受，这种选择会有什么后果？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而言，最尴尬的局面在于被扣上不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帽子。所以，如何评估和选择，这个有待于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深入研究。
二、截然对立的南海秩序观念
冷战以后，某些重要的事件往往成为中国外交历史的时间节点，这包括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时间、2008年的奥运火炬事件和2012年的反日游行事件。此次南海仲裁案，在冲击度上可能比之以往重大事件有所不及，但是在影响上却无疑能够比肩。作为亚太地区的战略要地，作为中国崛起的关键区域，南海的风吹草动无疑会波及到地区秩序。
当前，南海存在两种不同导向的秩序观念。第一种以主权原则为导向，追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主张不管争议国家选择何种方式，都不能违背主权国家的意志，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中国。相对而言，中国是当前国际社会中主权原则的坚定捍卫者，这不仅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也是基于主权观念跟中国所处位势相匹配。
梳理主权原则的起源要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二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它既推崇国家主权，亦同时包含着对人权、民族自决和自由航行的肯定。冷战后，普世权利日趋强势，国际社会形成了截然相对的两种逻辑：主权原则主张限制侵犯主权，普世权利坚持可以干涉主权。
理解南海的秩序理念，需要将其置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下。
由此可以引申出，第二种以国际规则为导向，主张通过国际法或国际规范来解决争端，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等国家。其实，这几个国家的初衷并不一致：美国旨在通过捍卫这一理念，以塑造中国的行为，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亚太安全秩序；菲律宾和越南则是因为实力较弱，只能靠规则削弱中国在南海上的合法性。
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主权原则固然是我们南海政策之根本，但是忽视国际法无益于维护国家利益。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入研读国际法，做到熟练应用。毕竟，只有在能够熟练使用的前提下，才能有资格选择不使用。
在南海两种秩序观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发挥的作用殊为关键，两国的互动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一方面，南海成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前沿，两国有可能会在国际规范、地区秩序和军事相遇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另一方面，南海问题也可以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机制和制度的生成器。中美两国也可以选择加强战略沟通，制定两国都能接受的规则。如果两国能够在南海达成大致的行为规范和国际规则，这或许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如果要满足第二种态势，意味着美国需要调整其对某些规则的期许，中国也要调整相应的立场，这可能包括进一步确认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清晰化九段线的具体内涵，以及阐释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内容。
然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第一种态势更为可能。其一，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正在加剧。自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特别是去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被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称之为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被中国学者达巍称之为中美两国的“战略共识”趋于瓦解。不管如何，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步步加码的举动，对于两国关系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其二，在美国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中国坚决捍卫主权的前提下，处在中美两个大国中间的东盟的地位难免会变得尴尬。自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首次因南海问题而未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东盟国家内部已经屡现龃龉，这反映出一些明显态势，即由美国一手炒热的南海问题已经造成东盟国家内部出现裂痕。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更加激烈，东盟走向碎片化的风险也会变大。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纷争正在冲击既有地区秩序。一定意义上，中美战略角力加剧了东亚各国间的裂痕，亚太国家正在选边站。
中国的南海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最优的策略选择无疑是统筹规划，整合制度体系，避免相关部门各自为战，造成不必要的战略资源浪费。最坏的选择是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缺乏章法，疲于应付各国的挑战。
为了避免出现这一趋向，中国政府应该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首先，加强南海政策的评估机制。评估机制包括决策前的战略评估和执行后的战略评估。决策前的战略评估需要中国在南海政策上考虑以下方面：分析南海各相关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政策选择动机，判断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根据这些国家的选择，提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评估每一种政策方案的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并作优先排序；估算政策与方案的战略效用，并对其他国家的反应，乃至偶然事件有充分的预备方案。与之相对应，执行后的战略评估则应该包括核算实际的成本与收益、总结需要改进之处等。
其次，战略调适也是重要的。以中美在南海仲裁案上的舆论战为例，中国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争取各国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的有关立场；另一方面，中国驻各国大使正在所在国媒体、智库和其他平台发声。中国的这套组合拳有明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美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气焰，缓解了自身的战略压力。然而，这两种策略也存在值得思考并改进的空间。显而易见，这两种策略的战略成本都比较高昂。此外，要注意到一些重要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选择两面下注的可能性。如果仔细分析，有些国家的表态多是立场宣示，存在含糊其词的问题。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如此众多的国家纷纷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风险，而这与我们最初的战略设想相悖。
同时，在具体策略上，这需要中国不断进行战略学习，在以下五个方面继续努力，逐渐掌握南海问题的主导权。
第一，提高在南海问题上使用国际法的能力。中国作为大国，尽管体量巨大到足以对冲部分不利因素，但是从长期看，中国仍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缓冲。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国际法的使用能力，强化防护带。
第二，继续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逐步推进、完善岛礁的建设工作，以保证在现实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防止民粹主义。此次南海仲裁案也凸显了民粹主义的危害，网络上叫嚣发动战争的民粹主义者不在少数，这值得引起警惕。
第四，及时安抚东盟国家，避免有些国家急剧转变立场。在东盟国家内部，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原来就不支持中国的，另一类是同情中国的。由于南海仲裁案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中国需要安抚这些对中国持同情立场的国家。
第五，要与美国保持战略沟通，做好危机管控工作，避免在南海出现对峙的情况。中国既要避免过度反应，又要表达战略决心，这需要拿捏恰当。
对中国而言，南海问题是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过的一个门槛。如何在与相关国家互动中找到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这考验着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对中国而言，工具箱里需要多准备几种工具，这也是一个大国学习的过程。当再次遇到这种局面时，中国的应对可能会更加自如，心态也会更加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