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国的政治发展陷入一种长期的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的“怪圈”。他信执政以来，以王室、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和农民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不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而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双方在国家发展理念、社会运动和民主机制三个层面的升级对抗，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延续。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近中期来看，保守联盟仍会保持较高的合作程度，他信派只有向保守联盟妥协，才有望打破政治僵局。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带动传统资本向新兴行业流动，加之后普密蓬时代的王室影响力式微，将动摇保守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引发泰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目前处于过渡政府时期的泰国局势，看似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他信势力通过前总理英拉、红衫军首领和他信本人三方力量频频发声，向过渡政府合法性发起挑战，为他信势力重返泰国政坛铺路造势。过渡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短板、腐败丑闻频发以及过分打压他信派骨干的举措，削弱了其在2014年5月因发动政变稳定局势而一度高涨的民意支持。以上两方面因素均提高了他信派在下次大选中强势回归的可能性，从而使泰国政治陷入新一轮的怪圈。本文首先归纳了泰国政治怪圈的三大特征，围绕“对抗性要素联盟”这一核心概念，沿着要素联盟和对抗升级模式两条线索，重点探讨他信执政以来影响泰国两个政治怪圈的规律性因素。最后，从要素联盟稳定性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泰国政治的发展走向。
一、泰国政治怪圈的三大特征
泰国自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制，以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以来，走过了长达84年的政治现代化之路。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迫使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开启了泰国史上为期最长的文人执政时期。然而，2006年以来,由挺他信和反他信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乱象，使泰国政治重回历史性的怪圈式发展轨道。从外部表现来看，泰国政治怪圈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发展轨迹上呈现出周期性。1932年，由文人和军人共同组建的革命集团推翻了君主专制，开启了泰国的民主政治时代。自此，文官派和军官派之间的政治较量成为贯穿泰国政治发展的主线。以每一次军人威权体制结束，民选文人政府的建立为标记，可以将泰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大致划分为六个周期。第一周期：1932年建立宪政—1938年披汶建立军事独裁—1944年披汶第一任期结束;第二周期：1944年文人政府—1948年披汶再次执政—1957年沙立建立军事独裁—1973年“十月流血”事件;第三周期：1973年“民主试验”—1976年过渡性军人政权—1988年军人炳辞职;第四周期：1988年差猜文人政府—1991年政变—1992年军人素金达出任总理—1992年“黑色五月”民主运动;第五周期：1992年文人政府频繁更替—2001年他信执政—2006年政变;第六周期：2008年两届亲他信政府—2008年阿披实政府—2011年英拉政府—2014年政变。文武相生相克，相互角力又相互借力。文人政府常常因权力斗争、腐败滋生导致政权不稳、社会动荡，成为军队发动政变、接管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军人政府较低的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舆论包容性，又为文官派重返政坛创造了契机。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政变与选举循环反复构成的“怪圈”成为泰国政治发展的标签。
第二，军队是其中的直接主导因素。从政府性质来看，军人或具有军人背景的政府有31届，军人总理11人，执政时间长达49年，军事政变多达20次。军人精英长期主导泰国政坛，期间虽然偶尔被边缘化，但很快就重返权力中心，成为屡屡中断泰国民主政治发展，导致政治怪圈的直接主导因素。军队之所以能长期占据主导性地位，主观原因是军队具有经济独立性和人事自主性，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使其能够不完全服从于政府和国会的节制与调遣，为其维持自身政治权力提供有效保障[1]。客观原因是泰国长期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安全是国家的首要政治议题，这成为军人集团干预政治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源。泰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现民主化转型之后，面对民主体制下新资本集团稳固的选票优势，军队因拥有能够与之有力抗衡的暴力工具，深得传统权贵集团的政治支持，从而得以继续作为影响泰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力量。
第三，底层社会的革命性是其潜在推动力量。以农民和工人为代表的泰国社会底层，其利益的独立性、政治的自主性和运动的自发性显著增强，成为诱发军队干政、政变后重归选举的潜在推动因素。自1932年现代官僚体制正式取代传统君主专制以来，官僚和军队成为泰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并共同构建起一个封闭的政治循环体制。这使得作为政治体制外成员的社会底层只能通过罢工、示威游行、武装革命等非制度化手段表达集体诉求。但鉴于政治力量尚且薄弱，泰国底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借助学生、共产党、中产阶级的力量，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斗争。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他信的有效动员，泰国底层的政治视野不断拓展，政治自觉意识日趋加强。为维护和扩大本阶层的核心利益，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开始以成立非政府组织、举行“红衫军”运动和参加政党选举等方式进行大规模政治参与[2]。在代议制宪政框架下，具有人数优势的农民群体的政治化，将影响泰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以上泰国政治怪圈三大特征之中，前者正是后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泰国经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和阶层分化，即“社会结构式”分裂，引发底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的对立与冲突。军队所代表的旧的制度性联盟持续性地主导泰国政治，逐步觉醒的底层力量试图建立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核心原因。在社会群体存在严重分歧的社会，民主政治的运作会动员起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催化各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加剧社会的分裂[3]。他信新资本集团的崛起，在民主体制下与社会底层联合，进一步扩大泰国的社会分裂，恶化泰国政治的怪圈困境。
由上可知，泰国社会的结构式分裂是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根源。那么，这种社会分裂又是如何形成的?从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所有者因在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对抗的战略性联盟，即“对抗性要素联盟”。对抗性要素联盟的形成是泰国政治怪圈的重要动因。
生产要素是用于生产物品与服务的投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三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4]。拥有这三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掌握了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社会资源。因此，三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政治行为互动，反映了社会群体间的主要矛盾所在。在泰国，以上三种生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具体如下：第一，土地所有者为王室。20世纪初的朱拉隆功改革推动了泰国土地私有制正式取代王有制，将王室和贵族的领地转变为私产，从而形成了以王室为首的土地贵族阶级。20世纪30年代，泰国60%-70%的耕地属于王族和贵族大地主所有，其中最大的地主就是国王[5]。泰国现代的土地改革完成得并不彻底，土地集中程度不断加强，私人土地的90%以上集中在10%的泰国人手中[6]，王室至今仍是泰国最大的地主。第二，传统资本所有者为曼谷政商集团。19世纪中后期，华商通过把持泰国大米生产和贸易行业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泰国最早期的民族资本家。20世纪30-50年代，华商资本依附于军人独裁政府，得以利用政府所掌握的垄断经济资源实现资本的迅速扩张。20世纪6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推行鼓励私人部门发展的“进口替代”政策，华商资本有效利用各项政策优惠与漏洞，逐步发展成以银行资本为核心、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曼谷政商集团。第三，新资本所有者为他信集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泰国股市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时因承接了来自日本和“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直接投资，泰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高速发展。由于在融资渠道和产业领域方面与传统资本形成差异，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资本被称为新资本。“电信大亨”他信是泰国新资本集团的代表。第四，劳动力所有者为以农民和工人为代表的劳工。20世纪末“萨迪纳”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释放了大量劳动力，农民开始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或受雇于手工业主。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尽管泰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农业至今仍然是泰国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部门。同时工业化的推进引发泰国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性发展，从而带动城市雇佣工人人数迅猛增长。以农民和工人为代表的劳工阶层将社会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愿望日趋增强。除此之外，尽管军队也掌握一部分生产要素，但并不是各要素的最主要拥有者，因此不被设为核心观察坐标。军队主要凭借其独有的暴力功能及由此建立的威权体制，为泰国土地和传统资本提供庇护和发展空间, 从而换取两种要素所有者的政治支持和资金赞助[7]。[page]
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的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因而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到总人口20%的人之所以能得到50%以上的国民收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占有和控制了70%以上的生产资源[8]。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初次分配的收入进行调节，以保证低收入者或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有生存的权利，再分配的主导者是政府[9]。20世纪50年代以来，泰国政府为了避免单一农产品出口造成的外汇危机，缓解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政治压力，长期奉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方略。有限的生产要素分配向中部城市地区和工业部门严重倾斜，导致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偏远农村地区发展动力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农民收入的提高幅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在此基础上，政府却为了向工业化发展提供资金，降低曼谷居民的生活成本以巩固执政合法性，同时征收农产品出口税，并政策性地压低大米收购价格[10]。这进一步拉大了泰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差距。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利益诉求与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泰国各要素所有者为了争夺政治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分配制度，从而采取结盟战略，形成了以对抗性要素联盟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格局。
从联盟的形成动力来看，泰国各要素所有者主要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威胁共抗”为结盟基础，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改革联盟方面，农民作为泰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牺牲者，要求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的愿望不断增强;农民以其人数优势助力他信上台执政，从而受惠于具有支付转移功能的“草根政策”。后发崛起的他信新资本集团迫切需要掌握政治话语权，打破传统行业对国内生产要素的垄断，推行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国家政策;他信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为赢得大选提供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拥有政治共识的新资本集团和农民迅速结成改革联盟，以“资本+选票”的核心竞争力，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1世纪以来的历次大选。保守联盟方面，以进口替代产业为根基的传统资本与从事面向出口产业的新资本拥有截然不同的政策需求;同时随着传统资本逐渐进军新兴产业，他信成为其强有力的行业竞争对手。对于王室来说，他信执政后将土地改革的矛头对准了王室土地;广大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将冲击农村地区的传统价值观，对君主权威的影响力形成挑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日趋严峻的态势下，王室与曼谷政商集团进一步强化其“君主+资本”的政治同盟基础，并共同提升对军队暴力的依赖程度。
要素联盟之间的结构决定了联盟内部的合作机制(如图1)。20世纪期间，保守联盟作为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势单力薄的泰国底层劳工不得不借助其他社会力量发起进攻。保守联盟则主要由国王提供执政合法性，曼谷政商提供经济支持，支持军人政府对底层力量进行镇压。21世纪以来，程序性民主的推进和他信新资本集团的出现，逆转了这一不对称的联盟间结构格局。改革联盟由绝对弱势转变为相对强势，在与保守联盟的对抗中由守转攻。保守联盟却因陷入相对弱势地位，必须通过支持军队、动员中产阶级、联手技术官僚等多方面力量，向改革联盟发起进攻。因此，改革联盟与保守联盟之间的对抗，成为他信执政以来两个政治怪圈形成的主导因素。
说明：方形框代表联盟间和联盟内部相对强势一方，椭圆形框代表相对弱势一方。
那么，对抗又是如何表现的?两大要素联盟主要从国家发展理念、社会运动与民主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对抗。
(一)“充足经济”对抗“他信经济学”
泰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难题。一是泰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必然要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二是泰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城乡、地区、工农之间的均衡发展，社会分裂问题凸显。两大要素联盟对于泰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尤其在有关全球化程度和农村发展模式两大问题上分歧明显。
拉玛九世针对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倡导“自给自足—稳定—低增长”的“充足经济”理论，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明确写入2007年泰国宪法。“充足经济”是一种强调“中间道路”的哲学观点，包括三项原则(适度、明智、自我防范能力)和两项要素(知识、道德)。“充足经济”不赞成激进的全球化扩张，提倡审慎的自给自足道路，通过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自有资源、技术和资金，构筑不依靠外力的供需体系，形成对于外部风险的有效抵御[11]。“充足经济”理论倡导田园式的农业自力更生和对于佛教信仰的精神追求，而非城市化的工业建设和对物质消费的过度依赖。在此基础上，拉玛九世提出指导具体实践的“新理论”，阐释了从家庭、社区和国家三个层面构建内生型的发展模式的思路。
与“充足经济”不同，他信主张“商品化—风险—高增长”的发展思路。“他信经济学”指在2001—2006年他信任总理期间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理论核心为“双引擎战略”，即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启动国内农村市场，有效分散全球化风险，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他信经济学”从风险防范和能力建设两方面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一是通过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深挖东盟合作的贸易潜力，开拓中国、印度、中东的新兴市场;依托地区金融和货币合作，增强对国际热钱冲击的承受能力[12]。二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开发集群发展项目，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深化和扩大泰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泰国成为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产业枢纽。“他信经济学”主张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依靠财政扶持将农村经济纳入市场化轨道，从根本上弥合城乡裂痕，缓和经济发展失衡引发的社会矛盾。为此，他信实施了一系列的“草根政策”，包括生活性补贴方面的“三年缓债”、“三十铢治百病”、“仁爱”系列计划，以及生产性扶持方面的“乡村基金”、“一乡一特产”和“资产化资本”计划。 两大要素联盟在国家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均出于各要素所有者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于王室来说，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将会导致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国王权威”在农村地区的衰落，从根本上弱化王室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而曼谷政商集团担心全球化步伐过快，将会给国际竞争力偏弱的传统制造产业带来冲击。相比之下，新资本集团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为国际竞争力较强的高新产业提供更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民因长期处于泰国现代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信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
(二)“黄衫军”对抗“红衫军”
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成立于2006年初，其成员主要是“反他信”的曼谷权贵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并得到王室和曼谷政商集团的有力支持。由于该组织成员在示威集会时统一着“黄衫”以示对王室特别是拉玛九世之尊崇，故而亦称“黄衫军”。2006年至2014年期间，黄衫军共发起四轮针对他信集团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与司法政变和军事政变形成有效合力，成功将历任四届亲他信政府推翻。
2006年初，黄衫军以他信的“售股丑闻”为由，开始在曼谷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集会，示威活动持续至军队发动“9·19”政变。经过一年的军人过渡政府，亲他信政党再次赢得2008年大选。黄衫军于2008年3月重建，再次以大规模的街头示威集会力逼亲他信的沙马总理下台，最终沙马被判主持电视节目违宪而被解职。继沙马之后执政的是他信妹夫颂猜，黄衫军继续穷追猛打，并由初期的和平示威逐渐转向街头暴动。2008年8-11月期间，黄衫军攻占国家电视台，冲击政府大楼，封锁曼谷两座机场，推动宪法法院判定颂猜执政党在2007年大选中贿选而解散。2013年8月，因英拉推动特赦法案，为他信回国铺路，黄衫军在反政府人士素帖的带领下掀起又一轮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暴力攻占总理府、议会大厦和警察总署等政府要害部门，集会高峰期时人数多达44万人，为2014年5月军队发动政变创造契机。
他信派系的支持者为了制衡由保守联盟支持的“黄衫军”运动，于2006年“9·19”政变后组成“反独裁民主联盟”(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旨在以示威集会的方式反对军事政变和军方任命的临时政府。该组织主要成员为受益于他信草根政策的外府农民和城市贫民。因示威者统一着红衫，亦称“红衫军”。成立至今，红衫军分别针对军事政变、“黄衫军”运动和阿披实政府举行了四轮大规模示威集会，对反他信阵营的政治进攻形成有效制衡。
2006年“9·19”政变后，红衫军举行了多次反对军人临时政府的集会，反对2007年宪法，要求恢复1997年宪法。2007年人民力量党执政后，红衫军曾一度偃旗息鼓。2008年，当黄衫军举行反政府集会并占领政府大楼后，红衫军于同年9月举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示威活动，形成了“红黄对峙”的乱局。代表保守势力的阿披实赢得总理职位后，红衫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集会。2008年12月，红衫军包围国会大厦，迫使阿披实将发表政府纲领的地点从国会改为外交部。2009年4月，红衫军示威者冲击东亚峰会会场，导致峰会被迫取消。2010年2月，泰国最高法院判决没收他信及其家庭成员名下资产中违法所得部分，触发红衫军长达两个多月的街头抗议示威。阿披实政府出动军队强行驱散示威者，造成91人丧生，近2000人受伤。迫于压力之下，阿披实于2011年5月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2014年4月，为抗衡黄衫军的反政府示威，声援英拉政府，红衫军近10万人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5月22日军事政变后宣告结束。
(三)“政变”对抗“选票”
在民主机制层面的对抗中，改革联盟以其“新资本+选票”的强力组合而掌握绝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信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政党组织和运作当中，深入农村建立基层政党组织，制定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获得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坚定支持，从而逢选必胜。二是在既有宪政框架下，反他信阵营很难利用提出不信任案的方法打击他信派系。以1997年宪法为例，宪法第185条规定，针对政府总理的不信任案，必须有2/5以上的众议院议员联名提起，这对于在2005年大选后拥有众议院75%议席的他信派系来说根本无法构成威胁。鉴于此，保守联盟只有通过超越既有“游戏规则”的政治斗争方式，瓦解新资本集团的权力垄断，为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创造契机。
对于保守联盟来说，“政变”，包括“司法政变”和“军事政变”，是唯一可以与对手稳固的选票优势抗衡的武器。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使用军队暴力强行推翻他信政府，接管国家权力。在过渡政府期间起草新宪法，提高亲他信力量的参政门槛，重组政治权力结构;随后通过宪法法院裁定解散亲他信政党，禁止其核心政治人物五年内从政，以防其东山再起。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和2014年推翻英拉政府的过程中，保守联盟都使用了这一“双重政变”的政争手段，期间还分别于2008年9月和12月利用司法政变推翻了亲他信的沙马和颂猜政府。
从对抗机制来看，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了其在国家发展理念层面的意见分歧;在具有弥合政策分歧功能的选举和议会均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代表不同要素所有者利益的社会力量则诉诸于街头对峙;当街头对峙不仅不能决出胜负，反而使社会秩序陷入无休止的混乱时，保守联盟借机利用军队和司法官僚发动政变，终止对抗进程。从对抗烈度来看，在三个层面的对抗中，发展理念的对抗尚处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意见分歧”;社会运动则使对抗升级为街头的“正面交锋”;在实施前两种手段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保守联盟针对民主机制使出政变的“杀手锏”，将对抗进一步升级为“摊牌决斗”模式。从对抗结果来看，三种对抗手段协同作战，对抗烈度步步升级，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导致了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和新一周期的开始(如图2)。
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程度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联盟的分化程度，以及泰国资本要素的流动程度，是影响要素联盟格局的关键因素。据此可推测出泰国要素联盟格局演变的三种可能性(如图3)。
说明：“旧”代表曼谷政商集团，“王”代表王室，“新”代表他信集团，“农”代表农民。
图3中“横坐标”体现的是保守联盟的分化程度。联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盟内部主导力量的合作意愿。在既有的保守联盟内部，随着建立在拉玛九世个人魅力之上的泰国王室影响力逐渐式微，曼谷政商集团的力量相对上升。传统资本集团是以资本理性为指导，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选择联盟对象。因此，曼谷政商集团很有可能会重新“计算”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导致保守联盟呈逐渐分化之势(从左到右)。
“纵坐标”体现的是资本要素流动程度。由于固定设备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加耐用，这意味着企业能够胜任的生产范围越来越狭小，转产的成本会大大增加[13]。因此，技术的革新催生新的行业，并在初期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程度，增强行业集团的寻租行为，从而形成行业间的资本要素联盟。之后，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程度将随之提高。随着传统资本逐渐向新兴行业流动，曼谷政商集团与他信集团的产业政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促使两者从政治对立走向政治联盟(从下到上)。
第一，“王室—政商”联盟对抗“他信—农民”联盟(第三象限)，也就是泰国当前的国内政治联盟格局。短期来看，各要素所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将会力求维持现有联盟格局，使得打破这一零和博弈的僵局近乎无解。在联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无论两大阵营中的哪一方在下次大选中胜出，都将会使泰国政治重蹈怪圈的覆辙。
第二，“他信—王室—政商”联盟对抗农民(第二象限)。近中期来看，尤其是拉玛九世在世期间，保守联盟“君主+资本+军队”的联盟基础依然稳固，并在与改革联盟的对抗中发挥较大的有效性。他信为了在短期内打破政治僵局，重返泰国政坛，可能会向保守联盟妥协，同意进行保守性改良，使得农民再次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在失去他信这一强大的盟友之后，短期内会因实力减弱而降低革命性，但长期来看，由阶级矛盾决定的政治冲突势将再次爆发。 第三，“他信—农民—政商”联盟对抗王室(第一象限)。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后普密蓬时代的泰国。一方面，届时君主权威在泰国将不可同日而语，保守联盟的分化程度随之增强;另一方面，资本要素流动性的提高将会促使传统资本与新资本的产业政策需求趋向一致。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曼谷政商集团将有可能脱离与王室的旧有联盟，转而加入改革联盟之中，从而引发泰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资本的资本理性和政治依附性决定了曼谷政商集团只会与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结盟，因此，“政商—农民”联盟对抗“他信—王室”联盟(第四象限)在泰国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另外，作为始于农业经济时代的最早出现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其所有者王室和农民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至今，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土地改革受到王室掣肘而进展缓慢。据此推断，基于这两者联合的“新王农—旧”“旧王农—新”“旧新—王农”的联盟格局将不会成立。
结语
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泰国政府因未能对生产要素进行均衡分配并推行有效的再分配政策，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差距和政策分歧不断加剧。他信执政以来，以王室、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和农民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争夺政治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分配制度，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威胁共抗为结盟基础，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双方在发展理念、社会运动和民主机制三个层面的对抗升级，导致泰国政治发展陷入怪圈。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近中期来看，保守联盟仍会保持较高的合作程度，他信派只有向保守联盟妥协，才有望打破政治僵局。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带动传统资本向新兴行业流动，加之王室影响力在后普密蓬时代式微，将动摇保守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引发泰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要摆脱怪圈，应着眼于分配制度改革，注重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的均衡分配，健全收入再分配制度。当前，应利用外部因素提供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例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推进增量改革，以减少改革阻力。同时，也要控制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避免社会出现“民主狂躁症”。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因要素所有者结盟对抗而造成的社会分裂，实现泰国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注释】
[1] 张锡镇、宋清润：《泰国民主政治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
[2] 李东云、曹倩、田野：《国际贸易对泰国政治参与的影响》，《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2期。
[3] 叶麒麟：《社会分裂、弱政党制度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4] 〈美〉曼昆著，梁小民等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7页。
[5] 〈苏〉尼·瓦·烈勃里科娃著，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翻译小组译《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5-36页。
[6] 周喜梅：《泰国农用地百年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
[7] 傅景亮：《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东亚地区民主化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8] 〈美〉M.P.托达罗著，于同申等译《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9] 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10] Andrew Walker, Thailands Political Peasants: Power in the Modern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2,p.49.
[11] 周方冶：《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
[12] 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13] 〈美〉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著，于扬杰译《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