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语并存的学术语言生态圈
国际学术发表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不久前，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郑咏滟博士在沪发表演讲，分析了中国人文社科学者近十年来的国际学术发表趋势与语言选择。她指出，中国学者国际学术发表的“英语独大”现象不容忽视。
国际学术发表被推到风口浪尖
在当今“学术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关键途径便是国际学术交流与发表。去年下半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其中评价“世界一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科研产出与学术发表，这一举措再次把国家学术发表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今全球的知识网络进入一体化时代，国际学术发表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活动。2015年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 ，简称STM）报告(Ware, M.& Mabe, M.)表明，全球有近1万家出版社，2015年1.7万所大学、科研机构里的900万科研人员当年发表了2500万篇学术论文，全文下载达到了25亿次，一年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252亿美元。宏观上讲，一个国家的科研成果能否进入国际学术圈、掌握学术话语权；中观层面看，高等教育机构的世界排名，都与该机构国际学术发表衡量的产出指标息息相关。比如在为国人所熟知的QS世界大学排名（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中，机构教员在权威期刊索引中的引用频次占了排名的20%权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所占权重更高达32.5%。就微观的个体研究者而言，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既是他们学术生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研评价、职称晋升的关键指标。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大科研发展的投入，中国大陆学者的国际学术发表有了长足进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数量连续五年排在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科技论文总数的13.5%，仅次于美国。我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数量占比3.45%，位居世界第七位，其中中国大陆机构为第一署名机构的论文为5163篇，占总比1.96%。
英语作为国际学术交流主导语言的争议
由于学术发表活动是一个由语言作为媒介的知识传播过程，其中蕴含的语言问题势必引起重视。一谈到国际学术发表的语言，人们的第一反应即为英语发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主导语言。STM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球有2.8万份英语期刊，却仅有6450份非英语期刊。2013年度社会科学索引(SSCI)收录文章中前六位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其中前四个为传统的英语国家，而仅美国的论文发表就高达10.36万篇，是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20余倍，占世界论文总数的39.43%。此外，中国的科研产出虽然数量大幅提高，但以引用率为代表的质量指标仅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美国第一位为36%，中国第十一位为6%。可见，英语国家在人文社科知识产出中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有绝对优势。
面对如此现状，我们不禁要问：英语的至尊地位是自然发生的结果吗？英语是不带价值预判的中立学术语言吗？先来看看英语在学术交流领域发展的历史轨迹。18世纪伊始，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英语地位逐渐提升。一直到20世纪初，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在当时平分秋色。英语真正完成其对学术交流语言的统治是在二战之后。战争摧毁了德法学术界，大量欧洲科学家移民到美国，使美国巩固了其在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在该历史条件下，英语超越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传统的学术语种，一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学术语言。随着冷战结束，东欧日渐式微，再加上全球化的进程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最终促成了如今英语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尽管英语宣称是“科学普遍语言”，但它又同时是特定人群的母语，蕴含了结构性不平等：在英语主导的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英语-中心地区成为知识产生的预设语境，产生于非英语-边缘地区的知识一方面难逃狭隘地方主义的诟病，而如果一旦尝试与更高层的语境接轨又被认为脱离现实、流于空谈。非英语国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如想成功发表，要么包装成国际主流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要么被“异域化”、“简单化”，仅仅视作为学术中心所创造的现有理论提供佐证。换句话说，西方以英语作为语言媒介的学术界负责提供理论，而非英语世界则负责使用理论。这点我们可以从全球出版的利益分配中窥见一斑。根据STM报告统计，2013年尽管中国的科技发表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收益只占到全球5%，相比之下，美国却得到了全球55%的收益。由此可见，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选择与实践，本质上是一个糅杂了社会、文化、历史、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复杂过程。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现状
在众多学者的呼吁下，英语期刊的总体比例有所下降。笔者发现，美国科学信息所编制的SSCI期刊索引中英语期刊的比例由2010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88.86%，在人文艺术索引(A&HCI)中该比重下降至65%。英语期刊比例下降为非英语语种创造了生存空间。在人文社科领域，西班牙语已一跃成为仅次于英语的全球第二大学术交流语言，两个索引共收录了141份西语期刊。德语和法语分居第三位与第四位。
但是，SSCI与A&HCI收录期刊中虽然有24个非英语语种，但均以欧洲语种为主，甚至许多欧洲小国语言（例如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立陶宛语等）都占有一席之地。反观亚洲语种，仅有汉语与韩语的四份刊物被两大索引收录，完全没有日语发表的刊物，这显然与亚洲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大不相称。东亚作为迅速崛起、发展稳定的经济中心，已经隐隐形成与欧美抗衡的态势，中国与韩国这两年科学文章的数量增长势头迅猛，但是从期刊发表语言看，国际两大引文索引中极少有使用亚洲语言的期刊，凸显了欧美中心主义，而亚洲学者无法使用本族语言发表本国的优秀人文思想成果，也处于边缘失声的境地。
中国学者国际学术发表的语言实践
纵观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发表，英语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容忽视，而其他语种的使用极度匮乏。2005-2014年十年间中国大陆人文社科学者在SSCI与A&HCI数据库共发表文献32630篇。SSCI索引中发表增长最快的是经济学，从2004年43篇到2014年663篇。教育学、语言学、商学、社会学也都出现了近10倍的增长。A&HCI索引中发展最快的是考古学，十年间发表量增长近20倍，尤其在2014年出现跳跃式增长，且大多数发表出现在与生物学、基因研究相关的刊物上。语言研究与文学发展也较显著。考虑到文学与语言学通常是我国外语教师从事的研究领域，这体现出外语教师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语言优势。
中国学者所有发表的文章涉及12种语言。居于首位的是英语，占总发表量的95.28%。其次是汉语，占比4.43%。之后依次是法语（0.12%）与德语（0.10%）。另外八种语言发表的文章均在10篇以内，占比极小。例如，西班牙语在SSCI与A&HCI两大索引中均为第二大发表语言，但中国学者十年间总共只发表了5篇文章，在西班牙语的总体发表量中占比微乎其微。可见，中国学者使用英语发表的比例事实上高于国际核心数据库中英语期刊的平均比例，其他语种极度匮乏，凸显出高端小语种人才极缺，尤其缺乏能够用非英语语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人才。
学术语言国际化不等于全盘“英语化”
这种现象或许不难理解，毕竟中国的外语教育一向是英语独大。但这尤其值得警醒：中国学者发表外语语种多样性匮乏严重影响了国家外语能力与对外传播能力。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学术语言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盘“英语化”；使用英语，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固然能走上国际舞台，但对于那些隔绝在英语圈外的地区与民众来说仍然十分陌生。再以西班牙语为例，大多西班牙语刊物面对的是拉丁美洲地区，当地民众很多并不具有学术英语交流的能力与路径，这可能导致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的重要结果很难接触到拉丁美洲民众。换言之，我国优秀的人文社科成果不仅要发出国际声音，也要能让全世界人民听得见。
人文社科知识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地域性，所以发表语言和知识构建与传播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化差异常常蕴藏在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甚至修辞传统中，人文社科成果的传播并非简单的语码转换，单纯靠翻译并不能满足建立多元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的全部需求。如果说地球生态圈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保持物种繁衍的活力，那么学术生态圈同样也需要保持学术传统、研究问题、知识种类以及承载这一切的语言媒介的多样性。如果放任英语在国际学术交流界一家独大，挤压其他语种的生存空间，随之而来的是知识传统、研究问题甚至学术论说风格的同质化，最终可能会导致文化多样性、思想多样性的彻底沦丧。
诚然，英语在全球知识传播的主导地位已成既定事实。通过英语，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能够传达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从而融入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多语并存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重要。只有通过众多非英语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使用各自本族语言参与到学术发表的过程中去，对全球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才能使知识创新、知识传播领域的“全球化”践行其“全球化”的意义，而非全盘“英美化”。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仍应维护多样，这离不开使用差异性的语言进行知识生产与传播，构建一个多语并存的、和谐健康的学术语言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