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件国际大事情是人们不应当忽视的。在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和国家机器重组。在美国，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这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情，已经有铺天盖地的评论，但谁也没有把这它们联系起来，探究之间的联系。这两件事情在今天的确毫无联系，但设想一下30年后或者50年后的世界，未来的新历史是从这两件事情开始。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视为两篇文章，不难找到主导这两件事情进展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宗教、民主、愤怒、乱局、变化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两件事如何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发生关联。
首先是国内层面，也就是两国国内的变化。在土耳其，历次政变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较量。近代以来主导土耳其政治的三个主要要素，即军队、宗教和民主。奥斯曼帝国的存在长达六个世纪，在极盛时期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就是从宗教权力向世俗权力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军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的民族国家政体而解体。军队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体，在任何国家，军队必须是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也是最向往现代化的。在军队主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现实中，因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执政，或者是军人脱掉军装来执政。尽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这是一种精英政治，军官、政府官员、世俗化的教育人员和中产阶级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掌控国家政权。
和历次政变一样，这次政变的主要原因也是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国家政权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满。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的进步不小。埃尔多安总统说这次政变的人士已经渗透到军队、政府、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尽管埃尔多安所说的这些人是否都参与了政变，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说法也说明了土耳其近代以来世俗化的成就。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俗化，土耳其国内的各个领域已经相当世俗化了。尽管世俗化背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力量，但这种不断壮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再次把国家政治和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军事政变被镇压，这具有重大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军事政变的方式已经过去了。在大众民主时代，军队不再能够像从前那样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变就没有合法性。从历史来看，先有近代军队，后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象征。但大众民主同样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经经历了大众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结合，即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大众民主执政，但因为以军队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够强大，通过民主而执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次土耳其则成功了。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土耳其会再次走向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政教合一体制。
美国民主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一直是民主的象征和重镇，但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推进，政府对资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仍然继续获得巨额利益，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成为受害者。同时，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不仅如此，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如果土耳其表现为军人政变，美国则表现为人们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来惩罚精英阶层。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能够惩罚精英阶层，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英国的公投可以视为是民众对精英的惩罚，因为英国脱欧，所牺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国共和党人克鲁兹(Ted Cruz)现在已经出局，但刚开始时，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来的。尽管遭到整个建制的打压，特朗普还是起来了。尽管特朗普演讲中充满了在建制派看来难以接受、反感甚至厌恶到了极点的语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这次特朗普不能当选成为总统，美国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数年之后，克鲁兹必然卷土重来，或者出现类似克鲁兹那样的政治人物，动员宗教的力量来争夺总统的位置。如果美国不能得到改变，变革的力量会继续积累成长，直到变革的实现。
区域层面的变化是显然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整个中东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区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关。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的区域秩序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也跟着动摇起来。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区域秩序是建立在高度依赖外力之上的，这个秩序就毫无保障。外在力量不是牢固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外在力量会最终离开，留下的便是一个烂摊子。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如果美国继续衰落，没有能力回归中东，中东先会产生区域的争霸战争，再在竞争中产生出一个区域霸权。今天，具有奥斯曼帝国传统和血液的土耳其自然冲在了前面。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美国在中东秩序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则以最快的速度使得美国“自我伤害”。美国建立在其宗教之上的使命感文化，促成其在“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当地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美国不仅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而是导致了诸多国家的失败。失败国家的产生和美国关联，但美国对此无能为力。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智慧和眼光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犯冷战后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即把战略转移到本来稳定和平的亚洲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会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地区搞乱，而没有能力来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在国际层面，这两件事情又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短中期来说，中东会继续输出“混乱”。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已经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理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在可见的未来会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即使中东又恢复了秩序，但中东国家之间的争霸竞争也难以避免，争霸竞争所产生的情况甚至比失败国家更严重。
欧土关系会继续恶化
长期来说，可以再思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亨廷顿生前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题。如果土耳其或者其他政教合一政体形成和崛起，一个结合了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大众民主、现代化的军队等要素的国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如同奥斯曼帝国所展示过的，临近的中国新疆、中亚、俄罗斯、印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首先沦陷的应当会是欧洲。今天的欧洲已经经历着内生的激进宗教力量的挑战，法国和德国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只是其中一个挑战。如果欧洲不能成功把近年进入欧洲的数百万中东难民融入社会，这个庞大群体所构成的挑战会是难以想象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会继续恶化。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再生和发展，宗教力量或许会变得更具有控制性甚至温和性，但这改变不了其扩张性质，面向欧洲的宗教力量会发展得更迅速有效。
今天美国把自己造成的中东之乱的恶果转移给了欧洲。美国自己会发生什么呢?特朗普尽管政治上不正确，但他说出了诸多真理。他所说的非法移民、宗教激进主义、过度的全球化、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美国的基本选择有二。或者美国再次实行孤立主义，把自己相对地“孤立”于外在世界的麻烦。就如特朗普所说，美国要限制穆斯林人口和其他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限制过度的全球化，也就是限制资本等等。或者美国变得更加全球主义，不惜代价再次走向中东，不惜和穆斯林激进主义发生大规模的“文明”冲突。
主导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由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代以来的确改变了世界。可是事物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单线发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日渐进步。自由主义历史观因为理想而变得天真，因为天真而变得简单甚至愚昧，到今天不仅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是误导历史。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美国的变化，或者其他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已经面临一种新的历史。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