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界定与特点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学者尚没有确切而权威的定义。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学者，但一经将“二者”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与原来两类身份大异其趣的新鲜事物。马克思主义者旨在强调拥有此身份者的阶级立场和价值信奉，是为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学者则比较好解释，就是以某种学术为业的人，一般还必须拥有较为深厚的专门化知识，有着社会所认可的高深学问。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所以难以“被定义”，首先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认识比较模糊，这与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生存环境比较“脱离群众”有关，他们倾向于是一种制造特殊而神秘知识的人，是拥有某种特殊技艺的一类人，并非为大众所熟悉的大众职业或行当。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角色本身较为复杂多元，可以被当作很多“人”，也就是说他们自身存在着一定的身份认同与归属上的问题。在“人以群分”的世俗社会，马克思主义学者可以属于很多既有的明确的身份或角色。而现在，是将他们彻底“隔离”出来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界定对他们的合理社会期待。本文尝试着将对其进行定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指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目标，以信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使命的专门学问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发展与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无论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当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均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一，职业化。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完全的职业化了，并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职业共同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在重点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供职，并拥有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学术职称和地位。同时，也有少数学者在党政机关中的高级咨询或智囊机构中工作，还有的在一些专门的学术研究单位工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还包括党校系列的从业人员。当然，列举总是有限的，无法涵盖一切机构中的全体从业成员。据本文的统计，全国211重点大学，基本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从最早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到最为晚近的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概一百所左右。当然，有的大学没有达到建院的标准，但类似的机构还是必须设置的，它们一般被称为思政部、社科部等等。这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从业数量大约在几万名左右。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估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粗略的统计与估量与研究者所采取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观”标准有极大的关系。那些“体制”外的，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渊博学识的个体均被排除在外，原因在于他们是业余的或兼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求生”手段。
第二，专业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属于专业化研究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固定化、学术训练的专门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整理与编撰，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或中国化，都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学养和专业化学术训练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长与遴选过程是个漫长的专业培训过程，他们一般都拥有较高的专业学历、学术职称或学术经历。
第三，学院化。学院化是一个比较概念，有别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生存状态”。在我国革命时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是“个体户”。在革命根据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是为数较少的党内“秀才”和领袖。在国统区，由于政治的高压，教授们一般不敢公开的专门的传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在像社会学经济学等宽泛的社会学科内秘密讲授，比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编写的《社会学大纲》，实质上是一部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教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学院化趋势比较明显。如今马克思主义学院遍及各重点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为“显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刊物林林总总，学术成果不断推出，学者队伍日趋庞大。学院化彻底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因此，学院化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进入了所谓公开的“规模化经营”时代。
第四，政治意识形态化。按照当下的学术伦理，公然宣布自己的学术党性是一种学术禁忌。尽管学术的党性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人都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前见，哪怕是非常隐蔽和“不情愿”承认。那些看上去客观公正的研究，总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毋庸讳言”，不必躲躲闪闪，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以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或学者，是特点也是优点。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与所谓的“自由主义”学术观点的泛滥相关。马克思主义学者理应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勇于抛开那些新“教条”。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动人最为重要的思潮，值得人们信仰和追求。
二、 社会角色
角色原本属于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物，后被引入社会学，用以表示“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①]社会角色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社会角色是一套行为规范，即社会对特定地位的人做出的权利、义务、行为的规定。第二，社会角色是一套行为期待。社会之所以要对特定社会地位的人做出行为模式的规定，就是希望他按照这一行为模式办事。这种希望，被称之为“行为期待”或“角色期待”。社会角色实际上就是对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行为活动的规范和期待。马克思主义学者
的社会角色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套规范、模式，而且社会就以这种规范、模式来期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行为活动，并以此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角色是多元的。
按照常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知识分子。但什么是知识分子，是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据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考证认为，该词出现在中世纪，其原初意义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②]“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以社会良知、普遍价值的握有者自许，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一群文化人。”[③]可见，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向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利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④]所以，知识分子不特指那些具备知识的人，而特指那些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之思”。但有关知识分子的界定不止一家。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保有社会核心价值方面特别的“像”独立的具有批判精神的那类知识分子。但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像”葛兰西界定的有党派色彩的有机知识分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机知识分子并非贬义，起码是中性的。因为，那些声称毫无门派和阶级归属的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修辞”。葛兰西根据“知识分子是否在社会上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指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等，他们几乎年复一年地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并停留在原处。而有机知识分子是指与阶级或企业等社会集团直接相关并保持有机联系的一类知识分子。“这些阶级或企业利用知识分子组织利益、应得更多权力、获取更多控制，而知识分子也自觉的代表着某一阶级，以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为本集团的利益努力去改变人们的思想，拓展更广的市场。”[⑤]“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⑥]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以其特定的阶级归属和利益代表身份区别于其他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所谓的批判精神并行不悖，宣称利益的代言并不代表着伦理道德上的严重缺陷。在我国，国家利益、执政党的利益以及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这个最为广泛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是人民大众的有机知识分子。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者，这一角色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基本上是以“学术为业”。而且，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既定的，是一种专门化的研究，即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生产特定的知识产品。作为我国唯一的合法的官方意识形态，我国政府对该项学术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激励，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研究起了重大的“建构”性作用。具体指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此晋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另外，2013年习近平的“8.19”讲话，明确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要求和任务，也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和激励。马克思主义学者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前提下，不断研究中国现实的“真问题”，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才能在国际国内话语竞争中拥有话语权。大时代需要大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研究者角色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且是因学术而政治。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为学术研究者的“体制内”角色非常明显，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研究者角色的“政治期待”极为高涨。[page]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大学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必须设置的。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使现有社会规范广为人知,并借助对遵守社会规范者的赞扬和对违犯社会规范的谴责而强化社会大众的规范意识。”[⑦]由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至少基于两点考量。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授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主题和范围大体相当;其二，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上讲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无论从知识方面还是精神人格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担任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佳人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作用于大学生特定的思想,继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要完成这一教育目标,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双方的思想互动和碰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自身影响力和魅力不可忽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应该是通过一条“从人格的信任到理论的信仰”的接受路径。因此，大学生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和知识水平是关键。由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角色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和期待。
尽管马克思生前曾反复的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曾五次转述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世界上还是出现了并继续存在着大量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这充分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建构性力量。马克思反对对自己贴标签的动机在于，担心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新教条，从而阻碍了人们的理论想象和理论创新。但马克思主义一经从书斋走上广阔的社会实践，就变成了人们深刻的政治信仰，成为一种行动的力量。产生这种“社会动员”力量的关键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切中时代弊病的“药方”，它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冲动，也符合一部分人的政治审美和伦理追求。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指那些具备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理想社会目标的理想主义者。这个定义强调了两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点是坚信马克思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为终极真理，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行动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志业，从理论上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应该是深刻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也应当是客观的。但认识的深刻与态度上的欣赏并不能绝对的导致信仰的产生。我们只能说，知识或许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但并不绝对。但从大量的社会事实来看，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半是先接受了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走着一条“由(观念)信仰而追求真知”的道路。这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真实的“心路历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亦是如此，人总是先有立场，后有观点和方法。立场本身就是辩证法精髓之所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或立场，就不可能真生的生产出马克思主义“风味”的理论知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在论述“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中讲到，“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第一位的标准。”由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想型”人格或素质首先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实际的学术研究促进完美社会的实现。
三、 角色冲突
社会角色冲突一般指向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认定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二是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由于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的自我选择因素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既定的社会角色上出现冲突。这种冲突既体现了权力与制度、价值与意义上的“纠结”又折射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内在的人格分裂。本文化繁就简，只抓“重点矛盾”，仅分析二组比较有代表性的冲突。
1.政治正确与客观公正的学术伦理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学术研究活动中，由于其学者的身份，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甚至批判视角。但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让他们又不得不照顾到“政治上的正确”。这种体制内的生存状态，这种为了保持既有的精英地位的动机，让马克思主义学者变得非常功利，乃至蜕化成彻底的犬儒主义者。这种与权力结缘的弊端在于学术独立性的丧失，使理论研究矮化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附属物。这不但有害于目前流行的社会期待或舆论，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学者不同于务实的政治家，学者的任务在于“务虚”，在于不断的发现社会的“问题”与弊病，在于做社会的“不满分子”。学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需要一定的制度化界定，在于达成一种和谐共生与共进的良性循环。马克思主义学者怎样有机地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怎样将学术与人民的利益很好的统一是个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2.专业精神与公共精神之间的冲突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志业的学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专门的学问家，应该是最具专业精神特质的。尽管如此，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理想知识分子人格的向往，家国情怀、文化英雄主义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这个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甘寂寞”，“学术出墙”，具有浓厚的公共知识分子情结。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依据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观点,专指那些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做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是“功利”之举(即可以迅速获得声誉或名望)，也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历史责任感的使然。总之，可以被看作一种自我认定或选择。就是这种认定或选择让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当下显得不那么安分守己。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学者才是地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的结合最为紧密，最具有天然的公共性。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单独的站出来，放弃有机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才能“客观的”指点江山。本文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跨界经营”的冲动不易提倡。很多论者均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础知识的保存者和创造者,经院学者为社会和文化提供的服务对人类的繁荣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去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批评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同事,这样的决定是值得尊重的。”[⑧]
四、 结 语
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使命是明确的，“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⑨]
如何才能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正确的处理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在政治政策方面，主要是要建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制度，改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职业环境，建立完善的职业遴选机制和职业惩戒机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
[3]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4]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5]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①]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②]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③] 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④]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21-522页。
[⑤]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⑥]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⑦] 任红杰，《社会稳定问题前沿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 杜维明，《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