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在国际和国内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涉及60多个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国际影响力存在差异的国家，“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实施难度，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为了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为了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沿线国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持续性、高质量的研究，系统深入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这些国家对与中国建立合作的真实态度，力争做到细致入微、客观公正，努力消除大而化之的旧习。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国别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急需学术界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产品。
应当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国别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一些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都设有数量不等、规模不一的国别研究机构；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科学基金都资助过一定数量的国别研究项目；教育部于2012年设立了12家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给予启动经费支持，并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国别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顺利开展，特别是中国与特定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国别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分布不均，受重视程度差异显著。目前我国的国别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大国，成果数量十分丰富，研究的系统性、持续性也很强。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相形见绌。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国家，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国内学界当作研究的对象，如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沙特、埃及等；相当大部分的国家并未被纳入研究视野、成为专门的研究议题，只是偶尔被提及。不仅如此，那些已经被研究的国家，受重视程度也不高。比如，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重要国家，仅有少数高校设有专门研究机构，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也不多。
第二，研究机构数量有限，研究队伍总体偏小。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国别研究队伍在不断状大，学科门类也在不断健全。但仍存在着“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现象，即粗看尚可观，细看缺陷多。以南亚国家为例。印度是地区大国，也是潜在的世界大国；巴基斯坦是地区强国和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孟加拉国国土面积不算大，但人口却有1.6亿之多，排在世界第七位；斯里兰卡则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南亚研究逐步升温，进入该领域的国内学者数量有所增加；一些高校也先后增设了有针对性的国别研究机构，但往往只配备一两名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关于南亚国别研究机构数量有限、队伍总体偏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积累、有特色的国别研究机构还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单位。这种状况当然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需求。
第三，研究工具相对单一，研究议题较为有限。梳理国内已有的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大多数沿袭传统的文本阐释和历史比较等方法，大部分学者对于案例研究、定量分析、形式模型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大数据技术等方法的掌握程度明显不够，运用能力比较有限。有学者指出，国内南亚“研究课题大多集中在对南亚的特殊性进行说明和解读上。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对南亚地区的特殊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村社管理、妇女问题，等等”。这种“介绍式”、“描述式”的研究方式更加强调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容易忽视对学术工具的运用。另有学者认为，国内中亚研究存在着概念范畴不清晰、资料老套和议题单一且重复等问题。可见，研究工具和议题的单一滞后，严重制约着我国国别研究水平及其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的扩大。
第四，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自主理论尚未形成。尽管国内的国别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迄今为止，我们自己还没有成熟的国别研究理论。目前较为常见的国别研究理论，从核心概念到研究范式，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这些理论都带有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意识形态偏好的痕迹，本质上都是服务于某些国家的对外战略。因此，中国学者如果不能对相关国别研究理论细致甄别、有扬有弃，特别是结合中国价值、中国实践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国别研究知识谱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路径，那么，研究的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性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浪潮，面对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形势，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为中国的国别研究提供了空前机遇。这些都需要我国学术界真正立足国际形势，密切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要，大力拓展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是增加机构数量，扩大队伍规模。国别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主导性。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联手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特别是要注意下闲棋、布冷子，以备国家外交不时之需。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力量雄厚的高校应适度设立国别研究机构，特别是要扩大深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的学术队伍规模；其他单位也应最大限度地整合内部力量，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的某一区域、某类国家乃至某一国家，凝练自身特色，提高研究质量。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和扶持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的硕博士培养项目，或对外开展联合培养，为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力量。此外，还可以定期邀约外国的国别研究专家进行授课讲座，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二是细化研究内容，提高成果质量和影响力。国别研究横跨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为了提升我国国别研究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除了保证顶层设计外，还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大力发展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提升专业研究人员的方法论意识，强化其田野调查能力，改变以往沉湎于书斋、习惯于书面作业的研究方式。国家和地方的社科基金项目应调整项目设置方式和资金管理办法，增加实地调研投入，推动国别研究人员到研究对象国去，到这些国家的真实生活中去。
三是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实现知识来源的多样化和平衡化。内部交流主要是指不同学科之间和不同层次研究机构之间的平等交流，为此要破除学科相轻、单位相轻的流弊。而对外交流，一方面是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别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前沿研究议题；另一方面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多形式学术交流，真正了解这些国家学者的所思所想所做，充分尊重他们的学术工作并努力吸纳其中合理成分。
总之，只有上下联动，扩大研究机构的数量和研究队伍的规模，创新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多学科并举，多种力量协同，才能推动我国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适应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深刻变化，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注：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项目“大国在南亚博弈的新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战略研究”（2014ZD2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