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激荡太平洋——大国四百年争霸史
作者：[美]沃尔特•麦克杜格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
第1章 召唤
电脑软件：Word Perfect 5.0，文档“掠夺者”（Grabber）初稿：一如全球各地，日本佃农对领主或城主派员横征暴敛已经习以为常。不过九州岛的松仓（Matsukura）大人在横征暴敛之余，还喜欢加上强取豪夺和严刑拷打，而他的佃农多是基督徒这个事实，让他更是乐在其中。不过1637年秋天，由于收成欠佳，再加上内战后遭到遣散的武士涌入乡下，因此当税务官除了收缴稻米还附带征收民女的事传开时，农民便揭竿而起。
1638年年初，3.7万名武装起义者据守岛原（Shimabara）附近的一座城池，和10万大军相持不下。当起义军口中格格不入地呼喊着“耶稣”“玛利亚”和“圣迭戈”紧守城池的时候，近在咫尺、受欧洲影响最深的城市长崎就在一旁屏息静观。起义军击败了1.3万名进攻部队，杀了对方的将领，但却没能突破重围。松仓接着指派了另外一名与江户幕府关系密切的新指挥官，并向邻近的荷兰人求助。当地的东印度公司代表尼古拉斯•寇克贝克（Nicholases Koeckebacker）一时进退维谷：他或者冒着可能丧失所有日本通商权的危险，拒绝松仓的要求；或者将大炮对准岛原。不过，毕竟他要攻击的教徒是日本人而不是欧洲人，而且信的是天主教而不是新教。于是寇克贝克派出了船只，遭到炮轰又弹尽粮绝的起义军逐渐丧失了防卫力量。1638年4月，城池终于在一场决定性的猛烈进攻中被攻陷。起义军不分男女老幼，无一幸免。
自1587年以来，对教徒不利的法令在执行上总是时断时续。不过现在幕府将军已下定决心：所有外国人不得踏上日本国土，凡是有信教嫌疑的日本人，如果不按照规定践踏十字架，就必须面临被拷打、处死的命运。数千人因此被钉上十字架。1640年，幕府将最后几名葡萄牙特使斩首，并警告如果葡萄牙国王甚至他们的上帝胆敢接近日本海岸的话，一样难逃相同的待客之道。至于荷兰人，则因为采取低姿态得以逃过迫害。荷兰属于改革教派，没有教士，教堂也看不到十字架。然而幕府的反基督教委员会却注意到一座荷兰仓库上写着“西元1637年”，于是又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以西元纪年的建筑物都必须拆除。荷兰人遵从了这项规定，因此得以留下，但是却被集中到一个叫“出岛”（Dejima）的人工岛上。此岛位于长崎港内，面积不到1.2公顷。幕府严禁白种蛮人穿过步行桥上岸，日本人也不准到海外旅行。这项为期200多年的锁国政策，是当时北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因为对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日本这个潜在的强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一样窝在帐中不愿出战，这样四国便可以铆足全力、全心角逐这片仍旧无人主宰的海洋的霸权。
近年来，整个夏天都会看到豪华游轮在风景如画的阿拉斯加狭长地带港口徘徊锡特卡（Sitka）、科奇坎（Ketchikan）、朱诺（Juneau）、兰格尔（Wrangell）和史凯威（Skagway）。当地原本稀少的人口似乎因此暴增了一倍，商店“稍后即回”的牌子不见了，数千台相机都争相拍下一模一样的景色：古色古香的木屋门面、图腾柱、旧矿区、峡湾，还有那些无所不在、连最大的广角镜头都捕捉不到的高耸山脉。然而回溯到1899年6月，当造型优雅的蒸汽船“乔治•埃尔德”号（）把浩浩荡荡的一大票人——包括船员、科学家、向导、游客等共126人——留在史凯威这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的时候，这里的风景虽然一样令人震撼，却多了几分陌生。这支庞大队伍的中心人物是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他的太太、5个小孩、4名姻亲和3名家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来度假。但是记者却怀疑，如果这位铁路巨子只是想来一趟豪华哈德逊河之旅，那为何他的计划和行程都要保密？
倡导森林保育的加州艺术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在两年前就已经到过史凯威，他将这个熙攘热闹的地方比喻成一个被打翻了的蚂蚁窝。当时克朗代克（Klondike）淘金热正盛极一时，这里正是前往奇尔库特山口（Chilkoot Pass）和道森市（Dawson）的出发点。不过史凯威是个特别的“蚂蚁窝”，里面住的不是共生的“昆虫”，而是北美洲源源而来的各色人等，骗子、妓女、投机者和愤世的个人主义者都有。发号施令的是“叟皮”•史密斯（Soapy Smith）①，一个留着黑色大胡子、头戴宽边帽子的大地痞。他广派手下（远及西雅图）告诉淘金客到了史凯威该去找谁买金矿地图和补给。这些菜鸟一到史凯威，“可靠的叟皮打包公司”（Soapy Reliable Packing Company）的流氓们就会上前搭讪，表示只要花1美元就能得到指南手册、房间、地图或情报，只要1美元。然后外地人一拿出皮包，流氓便抢走他的创业老本。现在该谁来扮演这个无依无靠的傻瓜的恩人？不用说，叟皮听到他不幸的遭遇，就会给他回西雅图的旅费……或是送点东西给他家里的寡妇孤儿如果这小子胆敢吵吵闹闹的话。叟皮说这样对大家都好，一个人要是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就不要来趟育空河（Yukon）的浑水！
不过淘金客还可以走别的路线去克朗代克，而且史凯威的商人对该镇声名狼藉也颇感懊恼。后来有一名人缘很好的老兵钱包被抢，居民立刻召开镇民大会，选拔义务警员。叟皮当时显然是喝醉了，他拿着连发步枪，非常不讲理地到会议上去捣乱。当他用步枪对准一位守卫时，土地测量员弗兰克•里德（Frank H. Reid）也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双方同时开火，叟皮应声倒地，里德也不幸死于枪伤。但想想看，要是叟皮再多耀武扬威一年，他会如何在史凯威的码头上迎接哈里曼呢？哈里曼先生，各种指南都有，只要1美元，1美元而已！
不过就像记者猜测的，哈里曼此行别有意图。他一直想建造一条环球铁路。有何不可？在白令海峡上搭桥或建海底隧道，难道会比建新的布鲁克林大桥或纽约地铁还要困难吗？史凯威已有的一条小铁路，证明即使是副极地地区也可以造铁路，而且俄国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几近完工。结合俄、美两国人民的才智，恢复远古连接亚、美两洲的陆桥这个疯狂梦想真是棒透了！
于是哈里曼就乘着“乔治•埃尔德”号在浓雾中横渡海峡，来到西伯利亚的这一边。二十几名蹒跚走来迎接他的爱斯基摩人看起来病恹恹的，暴露在外的哺乳动物和鱼的残骸臭得让白人受不了。甚至连狗也不像热衷拉雪橇、毛茸茸的爱斯基摩犬，看起来缺乏生气，一见到生人就赶紧跑掉。虽是仲夏，天气却冷得令人直打战，还刮着冷飕飕的大风。因此哈里曼在交换礼物、拍照留念后，便急忙回到船上，心中暗自发誓再也不去想这个鬼地方。无论如何，恃强凌弱的铁路时代眼看即将告终，石油和电力取代蒸汽成为主要能源，要实现俄美合作梦想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俄国沙皇无意让美国的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而美国也因俄国日益严重的反犹太主义风潮考虑全面断绝与俄通商。因此相邻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一如往常依旧近在眼前却互不相通，只有海象和鲸鱼、楚科奇人（Chukchi）和爱斯基摩人随着季节来来往往。
东京帝国大学的大森（Omori）教授猜测，大洋彼岸正在发生非比寻常的事情。根据他精准的米尔恩（Milne）地震仪的侦测，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沿线似乎有前震发生。但是他无法预知地震，遑论震中的可能位置。他只能希望在地震仪上的锯齿线突然剧烈摆动的那一刹那，圣弗朗西斯科的居民也能接收到某种警告讯息。
1906年4月18日的圣安德烈亚斯地震，以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F. Richter）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地震级别①来测量，强度约为8.25级。这场地震持续了45秒，初时毫无声响，后来震耳欲聋，并在地层上造成数道约6米宽的裂缝。从葡萄酒产区索诺马（Sonoma）经马林县（Marin County），直下半岛南部到斯坦福（Stanford）的范围内，建筑物和桥梁纷纷倒塌、火车翻出轨道，连装在容器里的水都溢出来。在斯坦福，墙壁碎裂、雕像倒塌。圣何塞（San Jose）、蒙特雷（Monterey）、圣克鲁斯（Santa Cruz）等地的海滩都下陷了约3米。最后到了圣胡安•包蒂斯塔（San Juan Bautista），这场“天灾”把西班牙人盖的旧传道区夷为平地。圣弗朗西斯科正好位于震中，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在陡峭的山坡和让第一代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回填地基上，房屋盖得栉比鳞次。几乎所有的烟囱或高塔都倒塌了，二楼、三楼压在一楼上面。宏伟的旅馆倾斜，廉价的旅社崩解。中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盎格鲁人都尖叫着跑到街上。有人穿着睡衣，有人连睡衣也没穿。妇女紧抓着小孩和念珠不放，水手和恶棍嘶喊着几乎忘光的祈祷文，吓疯的老人更直指这就是世界末日。当场就有数十人重伤，丹尼斯•沙利文（Dennis Sulivan）就是其中之一——加州旅馆中看不中用的圆屋顶倒塌，压垮了布什街（Bush Street）消防队的屋顶，沙利文当场昏迷不醒，4天后伤重不治。他是消防队长。等到余震在清晨5点25分停止时，全城火势已经不可控制了。
这也许是圣弗朗西斯科自1848年以来的第418次地震，但却是该市采用煤气取暖和照明以来的第一次地震。破裂的煤气总管道、残余的火炉和煤气灯在市场街（Market Street）以南的连栋公寓和仓库区造成了数十起小火灾和十几起大火。不到几分钟，从市区或山坡上往南看，整片天空被染成一片明亮的橘红色，也引发了人类的本能反应有人惊慌失措、有人趁火打劫、有人逃跑，剩下的人合力抢救伤患、撤离居民并与大火搏斗。只是无水可用地震破坏了自来水总管，精心建造的圣弗朗西斯科和圣马特奥市（San Mateo）蓄水库完全无法使用。代理消防队长约翰•多尔蒂（John Dougherty）尽其所能，命令属下尽可能利用每一个水源，包括下水道。不过市场街南边注定在劫难逃，各处的火灾连成一片火海，热气冲天，导致北边的金融区和西边的教会区也难逃祝融侵袭。多尔蒂放弃灭火行动，改用围堵策略。这意味着他必须炸掉整片街区以形成防火带，而且需要先疏散大量的居民，更别说爆炸物了。但是电话线不通，街上又人满为患。
到了下午，火势已经南移并烧掉了南太平洋铁路的终点站，然后再向北穿过市场街进入市区。一栋栋建筑地标付之一炬：旧邮局、旧圣帕特里克教堂、旧歌剧院（地震发生前一晚歌王卡罗素还在此地献唱）、联合广场，甚至连具有防震和防火设计、外观宏伟的皇宫饭店（Palace Hotel）也没能幸免。弗雷德里克•方斯顿（Frederick Funston）准将菲律宾之役的英雄，也是圣弗朗西斯科市的要塞司令下令工兵炸毁蒙哥马利大道上的建筑物。但是防火带失效，干燥、空气不流通，加上反常的温暖天气（事后被称为“地震天气”），更是于事无补。烈焰没有带动风势，也不能阻止为数众多的居民从海湾对面赶来抢救他们的财产、寻找亲人，或只是瞠目结舌地呆呆看着火势。方斯顿下令关闭渡轮，没有军方或市长的书面许可，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圣弗朗西斯科。
到了星期四早上，无家可归或离家的居民已达20万人；军方在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搭了几座临时收容所，可是灾民的数量却是方斯顿最初估计要收容人数的10倍。而且火势还在持续蔓延，先向北沿着加利福尼亚街烧到圣弗朗西斯科市最高级的住宅区，然后是唐人街。贵族山（Nob Hill，因居民多是大富翁而得名）拥有价值500万美元的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以及斯坦福、亨廷顿（Huntington）、克罗克（Crocker）等名人的宅第，里面全是无价的艺术珍品。褐色砂石的豪宅足以防火几个小时，直到过热的墙壁让屋内的家具起火燃烧为止；唐人街则烧起来毫不费力。火灾还在第二天引发了另一场恐慌：随着火势蔓延，一波波巨鼠从地洞和地道里一涌而出，只有偶尔驻足啃食人尸时才会稍作停留。华人也同样逃往邻近地区，包括意大利人的北滩区。在这里，就在烈焰带来的恐慌和混乱中，一场种族冲突就此爆发。
“你好（aloha），外邦白人。我们有事召唤你。你能提供帮助（kokua）。”
第2章 第一次聚会
“外邦白人！我们召你前来。你将对我们讲话。”
“你好，夫人。”
“对不起，请问您是谁？”
“你知道我们是谁。应该是我问，你是谁？”
“我只是个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就是教授我们祖先行为的老师。而我对这个地方，除了知道是位于夏威夷外，根本一无所知。”
“你受到了惊吓，别害怕。你在这里很安全，这里是霍那吾那吾（Pu’uhonua O Honaunau）庇护之地……”
“庇护之地……那不就是大岛（Big Island）上靠近凯鲁亚柯娜（Kailua Kona）的地方吗。我到过那里，不，应该说是这里。”
“而且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费时间。”
“你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说书人。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他必须知道我们过世后在这片海洋所发生的一切。请告诉我，后来我丈夫的王国情况如何？外邦白人又做了哪些事？”
“我的确知道你是谁！皇后殿下，你提到你丈夫的王国，加上你穿着18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服装。莫非你是卡……很抱歉，你的名字我一向都念不来。”
“我是加休曼努（Kaahumanu），夏威夷群岛（Sandwich）的“库希纳•努伊”（kuhina nui，有共治者、监国大臣之意），同时也是卡米哈米哈大帝（Kamehameha the Great）最宠爱的妃子。欢迎光临天堂。”
“夫人，这真是美梦成真。不过我不是你要的……我想到的历史学家就有不少，应该说是有几位学识比我更丰富。你该不会是故意选上我吧！”
“我不懂你们学者论辈分的那一套，不帮忙就别编什么借口。”
“我不是不帮忙，夫人。不过你不是说你想知道整个海洋发生的一切吗？这片海洋可大得很……”
“我知道海洋很大，说书人，英国航海家温哥华（Vancouver）曾对我们祖先能以独木舟越洋赞叹不已。不错，我就是想知道住在海洋四周的所有民族……你为何拒不从命？”
“我只是觉得受宠若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堪当大任。我自己都需要帮忙，我……请告诉我，皇后殿下，不知你可否像变出我一样变出其他人？也许我们可以请教美国或日本的伟大政治家、首领、酋长（alii）①，他们都充满塑造太平洋历史各国的‘马那’（mana，精神）。”
“这些酋长是谁？他们来过夏威夷吗？”
“这要看你召唤的是谁，或者应该说我召唤的是谁……或是谁回应了我们的召唤。”
“他们之中有些人将来或许会来夏威夷。不过，伊丽莎白①，他们都拜访过你的海洋，或是像你一样，已经成为太平洋历史的一部分。”
“哎呀，你确实认识加休曼努，不论是原来或后来的她。”
“没错，高贵的女士。我知道你嫁给了一位国王，也知道你在他的战争以及外邦白人进入夏威夷中所扮演的角色。你废除禁忌体制（kapu）、解放妇女、欢迎传教士，让夏威夷的文化从此改观。从某方面来说，你写下了你那个时代的历史。”
“我直到晚年才学会写字……”
“也许我们可以召唤像你一样的国家重臣。我一定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你，肯定详细到让你觉得不耐烦。但是我需要你和其他人来更正我说错的地方。库希纳•努伊，如果可以的话，请召唤其他像你一样的人。”
“召唤其他的人？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开个’aha iki（ah-ha-EE-kee），坐下来一起评断你说的内容。”
“Haha icky？那是……”
“说书人，是’aha iki。看来好像我才是老师。意思是指几位重要的人士、首领或者是祭司（kāhuna）聚会讨论重要事件。这是很秘密的会议，类似紧急军事会议。不过战后我们偶尔也会聚会来”
“作一番检讨。对，我们必须举行聚会。”
“说做就做。和我一起许愿，盼望其他人出现。”
“先生，容我自我介绍。纽约州长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我国内战期间担任国务卿。请问阁下有何吩咐。不过从你的穿着看来，我感觉你身处的年代在我之后。”
“阁下，非常荣幸见到你。我是斋藤博（Saito Hirosi），我看过很多有关你的报道。事实上我和另一位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是朋友，他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
“这是真的吗？他绝对是个来自哈德逊河、生性狡猾的地主。至于我，则是被骗因而无法入主白宫，这是我的竞选总干事瑟洛•威德（Thurlow Weed）唯一让我失望的一次。想到我们败在林肯那个乡巴佬和那个狡猾的芝加哥人的手下……他叫戴维斯（Davis）。”
“不必悔恨，国务卿先生，一切都过去了。而且谁会想在1861年当个乱世总统？战争”
“该死的！我原本可以阻止这场南北分裂的战争，只是林肯当选总统，战争就注定要发生。”
“也注定后人只记得你买下阿拉斯加这件事……”
“就只记得这个！而买下阿拉斯加还是我最微不足道的成就……抱歉，只顾着谈我自己，你是……”
“我是日本天皇派驻美国的大使。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我的任务也是要阻止战争爆发，但是国内主政者背叛了我，不久我就翘辫子了。”
“对不起，大使，你可知道我对于美日两国初期的关系也多有贡献？1868年，也就是我国务卿任期的最后一年，你们国内发生了由天皇带动的革命，稍后不久我访问了贵国。”
“是我促进了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文化，你们日本人也接受了我们的善意……不过你说后来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你一定是夸大其词。事情不可能演变到这般地步？”
“州长，你的国家背弃了我们。我国人民非常气愤。”
“真的吗，大使，你是说非常气愤？嗯，先生，尊姓大名？”
“我是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Sergey Yulyevich Witte）伯爵，俄皇尼古拉二世陛下的首相，你刚提到因为比上级聪明而产生挫折感，这我能理解。不过我不会贬低林肯先生的智慧。”
“维特伯爵，原谅我的随便。总统还要我教他不可以称呼有头衔的外人为‘先生’。你说你担任过首相是吗？时代在我之后，是不是？”
“1905年我们刚结束损失惨重的俄日战争，国内随即发生革命，我从革命后担任首相。不过我最大的影响力在此之前。国务卿先生，我的职责是让俄国现代化，将沙皇和俄国人民从枯萎的俄国民族性中拯救出来。各位，我建造了西伯利亚铁路。不过我的敌人，我在国内的敌人却醉心于军事扩张。他们发动对日战争，于是一切都变得徒劳无功。所以我想我也是一事无成。只是我还能怎样？”
“维特伯爵，你是否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我试图阻止美国南北战争；维特伯爵要阻止日俄战争；你，大使先生，则是我想是阻止日美战争。我们都得应付‘疯狂’。不过这位矮小、有点像修道士的人是谁？”
“矮小的修道士？没错，身高和你们这些政治家比起来，更显矮了些，可是我却能看透世俗。我名叫胡尼贝洛•塞拉（Junípero Serra），属于圣方济各（St.Francis）教派。我曾在上加利福尼亚创立了几个传教区。这不算什么。”
“神父，还说你的传教区没什么，你简直可以说是印第安人之外的第一位加利福尼亚人。”
“没错，西华德先生，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我想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算是失败了。在我死之前，英国人和俄国人几乎骑到了我们头上，新西班牙已病入膏肓。我猜我们西班牙人被逐出太平洋、印第安人被杀或被奴役，都是早晚的事。”
“神父，我对印第安人并不清楚，不过你们后来在美墨战争中被赶走了。这是一场愚蠢、根本不该发生的冲突，当然，我对这场冲突是持反对立场的。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时，你还在世的话，你一定早会猜到美洲大陆无法保持和平。”
“主张和平的调解人有福了，他们应被称为上帝之子。”
“我想你会错意了，神父。我主张扩张，但要是和平扩张。然而情形多半不是这样，对不对，维特伯爵？”
“我们可以这么说：‘调解人该死，他们看起来就是一副蠢模样。’”
“各位，调解人有时候的确愚蠢，这和他们的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也要看他们努力谋求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神父，圣职人员也许会这么认为，不过政治是只论成效不看动机的。州长，你说是吧？”
“毋庸置疑。对了，各位，举行这场气氛融洽的核心会议，总不会师出无名吧！”
“我们四个都努力扩张各自国家的版图和文化，我们都进军太平洋，因为我们都相信国家的命运就系于这片海洋，我们都认为不该使用武力开创自己的命运。我们四国有这么多共同点。稍等，我们总共有几个人？”
“人类的共同点要比他们承认的多，不论男女。哎呀！举行聚会一向都是事出有因。我是加休曼努，夏威夷群岛的皇后，我需要有人指导我了解这片海洋的故事。这两位外邦白人酋长、这位天主教祭司、还有这位棕色皮肤的先生（他看起来有点像我们，不过他实在很矮），学者，他们能告诉我们哪些有关夏威夷的事呢？”
“我会解释的，皇后陛下，但是我想先知道维特伯爵和塞拉神父英文怎么会说得如此流利？”
“教授，他们说的话只有在你听来才像英语，我听起来却像俄语。这里似乎没有语言障碍，不过我们还是保留了各自的独特魅力。如果我们能遗忘过去的话，这种情况真是再好不过了。”
“怎么了，维特伯爵，我想你该不会是没尽到你的天职吧。”
“也许吧，小神父，不过这里又不是你的教堂。”
“够了，派系争吵对加休曼努来说是一大禁忌！”
“我召唤你们到这里来是要你们帮这个人。他是一位……”
“历史学家。”
“他来自美国。你准备好了吗？”
“皇后陛下，我这辈子都在准备。”
“缪斯，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故（O musa，mihi causas memora）！”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的《埃涅阿斯纪》（）！‘缪斯，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故。’所以你的时代学校还有教古典文学，很好！”
“西华德先生，我大概只记得这些，而且情形也不像你说的那样，美国学校已经完蛋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威基基现在会归斋藤的同胞管辖。”
“该死的，你说什么？”
“是的，万岁！”
“夏威夷一度差点落入俄国手中，只是俄国注定要失败，而且败得凄惨，败得一塌糊涂，就是老是失败。”
“安静！我必须知道‘斋藤的同胞’指的是什么，他们怎么取得威基基。现在听这位历史学家怎么说，他要讲述北太平洋的故事。”
近代初期，北太平洋宛如另一个星球，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宽广无际，不易接近又神秘万分。海洋空无一人，却资源丰富，充满清新的自然美。从围绕着半圆形海岸线的下加利福尼亚延伸到朝鲜半岛和中国，这片陆地涵盖各种地形、气候，从海平面以下约61米深的盐洼地到极地约610米高的高峰、沙漠高原、肥沃的山谷、高贵的红杉林、冰河、峡湾、苔原、火山岛和雨林应有尽有。最后，我想也就是到了现在，许多美景依旧存在，只是北太平洋已人满为患、资源流失，整片海洋已成了一个以快速通信系统与古老的人类聚集中心连接的市集，种族也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至于海洋中间？是什么因素让这么多国家选择填补北太平洋的空白？这些国家如何靠着帆船、铁路、飞机开展太平洋事业？开拓先锋又是如何受制或受益于政府愚蠢、明智、无知、被动的政策？
自从世人比较了解这片海洋后，殖民与冲突也随之产生。没过多久，开拓先锋和他们的政府就对准北太平洋的六大重要地区：北美洲西岸，塞拉神父的上加利福尼亚北方，维特的同胞最先发现、后来被西华德代表美国买下的阿拉斯加，维特努力想建造铁路、大肆开发的西伯利亚东部，斋藤的国家两度不惜一切想要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加休曼努欢迎白人进入、地理位置适中的夏威夷群岛，以及联系这六区的海路。这六处北太平洋精华区的命运向来息息相关，因为所有国家都觉得只占有一区没有安全感，因此都试图兼并其他一两处精华区。不久北太平洋的霸权之争演变成俄、美、日三雄鼎立。直至今日，这三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仍然牵动北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与文化。
欧洲人首次来到北太平洋时，这片地区是什么样的情形呢？1866年，也就是西班牙人巴尔沃亚（Balboa）探索太平洋的353年后，马克•吐温大放厥词，抨击他是“糊涂的笨老头”，说他“站在高岩上俯视有如森林中的湖那般平静、祥和的大海，然后就像其他西班牙佬一样”
“突然为了小事欣喜若狂，挥动着西班牙国旗，用西班牙语大吼大叫，把他伟大的新发现命名为‘太平’。”克莱门斯①先生的这趟旅行并非全是一帆风顺，他说“如果这个外国人把这片海洋命名为‘只太平四个月’会比较接近实际”。马克•吐温错怪了巴尔沃亚，巴尔沃亚首次从巴拿马高原俯瞰这片新发现的海洋时，是将它取名为“南海”（South Sea）的。“太平洋”是麦哲伦（Magellan）取的。但是马克•吐温对天气就说对了。太平洋的气候，特别是北半球部分，有时风狂雨暴，向来无法预测。
除非亲自去过一个地方，否则我们就习惯于按照地图来想象实际的地理位置。但是平面地图显而易见的会扭曲陆地与海洋的形状和面积，于是我们开始逐渐习惯用尺去衡量距离。地球仪可以克服前一个缺点，但却无法解决后一个缺点，因为海洋和空气之多变并不亚于大陆块，强劲的海流或是逆向盛行风和山脉一样，都足以构成前进的障碍，令人望而却步。老一辈美国人的俏皮话“你从这里到不了那里”（You can’t get there from here）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在谈及当人类只能靠帆船和体力向前推进的时期，我们必须先精确描绘出北太平洋地形的原因。
由于我们的地球是绕着地轴自转的，因此表面的运转速度不等南北极几乎不动，到了赤道部分每小时则转动约1674公里。同时根据纬度、季节、一天时间的不同，不同地区接受的阳光强度也不相等。自转和温度的差异导致地球上气体与液体旺盛地流动，这就是天气。如今的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了解天气背后千变万化的因素，但在帆船时代，只有具备航海经验的船长与舵手才知道水与空气变化的模式。太平洋的水流在南北半球各形成一个大循环。赤道流从美洲往西流向亚洲，然后分成两股，各自向北或向南流经亚洲与大洋洲的海岸，再流回美洲。日本人将向北流经日本海岸的暖流称为“黑潮”（Black Current）。黑潮向北流，撞上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的崎岖海岸，形成岔流甚至逆流。主流转弯向南，即加利福尼亚洋流。如果你乘坐一艘救生艇驶离圣迭戈海岸，你大概只能经由日本飘回北边的洛杉矶。夏威夷历史曾记载遇难的日本渔船被冲到夏威夷岸上。但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夏威夷人，即使漂泊1000年，也不可能碰巧或经由蓄意安排而到达日本。
不过洋流（不像河流）不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而且每小时的流速顶多也不过几海里。对船员来说，风更重要。一般而言，太平洋贸易风（Pacific trade winds，即太平洋信风）会从南北纬30度左右的美洲海岸高压中心由东向西吹，这两个信风带之间是赤道无风带。在南北纬30度左右，贸易风会逐渐减弱，产生小型的无风带，称为马纬度（horse overboard，即副热带高压带），此名起源于船员因航程陷入停滞而不得不将马匹抛下海中，以节省用水。再向北（或南）即进入“狂风暴雨的40度”，太平洋的盛行风在此转弯向东。不过在这一纬度，向东的航行还是很轻松的，北纬40度附近的气候变化莫测，时有暴风雨。在美洲海岸，陆地的酷热和沿岸的寒流产生的温差形成一层朦胧的雾。亚洲这边则有季风，夏秋时节，从菲律宾到日本的海面都会受到台风侵袭。
到了16世纪，欧洲造船匠和水手的造船及航海技术已足以在太平洋上航行，但还无法驯服这个多变的大洋。他们装有船尾舵和直龙骨的多桅宽身武装帆船、多桅快速帆船和武装商船摆脱了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狂浪的冲击，而且船只的大小在设计上特别符合远渡重洋的需要。船员借由对帆和舵的巧妙运用，可以抵抗某种程度的逆风与逆流。但是16世纪帆船所装的帆数目还不够多、制造也还简陋；船身常会困在浅滩，因为船底长满藤壶而动弹不得。有时遇上天气恶劣，船只根本无法出港，只有生性勇敢或愚笨的船长才会向未知的风浪和潮流发起挑战。
经由以上的“地理实况”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技术尚属启蒙阶段，北太平洋亚洲沿岸的开发差不多只到北纬30度，再往北是一片危险的未知地带；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沿海水域难以捉摸、气候险恶；沿着美洲海岸向北航行是一大难题；而且上述因素也让夏威夷几乎与世隔绝。不过，如果就此论断，这些事实即足以解释为何第一个开发北太平洋的西班牙帝国会错过攫取太平洋地缘政治优势的机会，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这些事实还不够，至少还不足以独自成立。
谢谢你，学者。可是你怎么没提到
我的故事还没开始呢！
那就快开始吧，这样才能早早结束。
博士，我要是你，我会照她的旨意去做。
第3章 东经159度，北纬32度，1565
在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上举足轻重的六大地区当中，第一个为入侵者所知的，是通往其他五处的公路海上航道。1565年夏至的10天前（依儒略历计算，就是6月1日，而此历之后尚继续沿用了17年），弗雷•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Fray Andres de Urdaneta）命令快速轻帆船“圣佩德罗”号（）①自菲律宾群岛的圣米格尔（San Miguel）出发，目的地是向东约14，806公里外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它14个月前才从那里驶来。乌尔达内塔一驶离莱特湾（Leyte Gulf），立刻设定东北方向的向北航线，希望能够越过贸易风及马纬度无风带，迎上柔和的西风。麦哲伦首度乘着南方吹来的贸易风横渡太平洋西行，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但从那时至今，除了绕行地球之外，尚无人能够找到返航的路。
经过一个月耐心的顶风调向航行之后，乌尔达内塔那些孤单的水手航行到北纬32度、东经159度的地方虽然他们并没有测量的工具。这里便是“不归点”，22年前，另一名船长就在这里放弃了继续航行的念头。但乌尔达内塔却向船的守护神圣彼得祷告，希望在这个季节，吹到这么北方的自西向东的季风能够把他们带回美洲。这也是麦哲伦当年所面对的挑战，只是方向相反而已；而这次挑战性更大，因为乌尔达内塔很清楚这片海洋有多广阔又有多空旷。西风果然撑满了他的帆，于是乌尔达内塔下令“圣佩德罗”号驶进这片没有陆地可以提供饮水和食物的未知洋面。船只时快时慢地向东行进，直到终于遇上加利福尼亚洋流，顺势朝南航向墨西哥。历时130天，行驶约1.9万公里之后，乌尔达内塔终于在10月8日抵达阿卡普尔科。44名船员中死了16人，大多数死于坏血症。更糟的是，生还者发现有个对手已经抢先一步！“圣卢卡斯”号（）的阿隆索•德•阿雷利亚诺（Alonso de Arellano）中途放弃远航，绕过菲律宾群岛的海岸起航返乡。他曾远达北纬43度，声称见过“硕大如牛”的海豚，并于8月间在纳维达（Navidad）停泊。但是阿雷利亚诺的航海日志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含糊不清，没有一个舵手相信；而乌尔达内塔的内容就翔实且专业得多。因此，可以说真正开启北太平洋大门的，是修道士乌尔达内塔，而非海盗阿雷利亚诺。西班牙大帆船队在1571年建立马尼拉城后，就是沿着“乌尔达内塔航线”返航的。而他关于风与海流的记录也成为库克船长时代之前的航海圭臬。
在西班牙的经验中，“新世界”的发现与征服是连续而不中断的。1492年，斐迪南（Ferdinand）与伊莎贝拉（Isabella）的婚礼，将卡斯蒂利亚（Castille）与阿拉贡（Aragon）的领地结合为单一的西班牙王国。同样在1492年，卡斯蒂利亚军队攻陷摩尔人的格拉纳达（Granada），完成了在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1492年，王室政府驱逐犹太人，命令穆斯林改变信仰。同样在1492年，宫廷资助了哥伦布的首次航行。因此，当他的后继者陆续出发到达美洲时，伴随他们的是十字军式的勇气、残暴和觊觎的眼光，以及对一个善妒君主及教会不情不愿的服从。“新西班牙”（New Spain）展现了极度的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同时又带着极端的国家主义以及瘫痪停滞。我们可以说，西班牙帝国的产生，是因为前面那些“征服者”的特质；而它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后面那些官僚特质。但若没有国家和教会软硬兼施的手段，西班牙帝国的瓦解或许还要早上好几个世纪。我们的疑问是，能够到达美洲海岸的皇家或堂吉诃德式精神，为什么却无法继续将帝国扩展到更远处……直到北太平洋？
当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在1513年声称南海及其中所有陆地皆属卡斯蒂利亚国王所有时，葡萄牙已向东航行渡过印度洋，早一步抵达西班牙的目的地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了。因为这件事，西班牙于是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向西展开史上有名的墨西哥远征的同一年，资助麦哲伦绕过美洲大陆前往亚洲。科尔特斯迅速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使西班牙的控制力延伸至美洲西岸。到了1526年，科尔特斯已开始在太平洋岸造船并建造港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卡普尔科港。加利福尼亚洋流阻碍了北上的探险，但科尔特斯依然派出数支远征队北行，其中之一还探索了加利福尼亚湾（科尔特斯海）。1540年，胡安•卡布里略（Juan Cabrillo）远行至如今的圣迭戈，发现了圣大巴巴拉群岛（Santa Barbara Islands），并在今天圣弗朗西斯科湾北方约48公里处登陆。但加利福尼亚此名源于传说中一个靠近天堂，由一群黑皮肤女勇士看守的岛屿却似乎不值一顾：印第安人四散居住，生活贫困；河谷稀少，又干枯贫瘠。传说在内地的西波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íbola）藏有巨额的财富，但科罗纳多（Coronado）从1540年到1541年的寻宝计划却空忙一场、毫无所获，这足以使明理的人相信，墨西哥以北的土地只是一片荒芜。何况，人们才刚发现比墨西哥更大的财富不在北方，而在往南的秘鲁。
西班牙的殖民政府也未能成功鼓励民众进行北太平洋的探险，虽然就其严格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统一行事方式而言，应该是做得到的。这是现代第一个跨洋帝国，由各有打算的精悍军人创立，居住其中的是各种各样的佣兵和玩命暴徒。在这种环境下，准许他们自治只会导致混乱、专制割据和内战，王室既得不到好处，也会使帝国面临欧洲敌国的掠夺。于是王室将美洲分成若干总督国及“高等法院”（audiencias，略等于省），由西班牙人以国王的名义治理。这些统治者偶尔可因不符合当地情况为由不遵守王室命令，不过一般而言，他们在美洲的施政都必须遵照大大小小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由国王的“印度等地事务院”（Council of Indies）拟定的，其中大部分成员从未跨进新世界一步。这样的遥控统治本来就一定会激怒各殖民地的领主，更何况王室还想制止他们虐待印第安劳工。教会受到多米尼加（Dominican）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emé de las Cases，他本人就是一个悔过的殖民领主）的感动，主张印第安人也是上帝所爱，同样也是王室的百姓。但殖民者很容易规避那些本意要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而且秘鲁总督本人征召数千印第安人到波托西（Potosi）去挖银矿的行为，更使王室的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于是印第安人只得因欧洲传来的疾病、征服战争、奴役和消沉堕落而大量死亡。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之前的500万到1700万（这项数据尚有许多争议）降到1600年的区区100万人（外加10万西班牙人）；而安第斯山脉一带的印第安人口也从原有的500万左右减为150万（及7万名西班牙人）。这意味着，就算西班牙在垄断太平洋的时代就征服了加利福尼亚，也没有殖民地居民去填满这巨大的空间。
而西班牙王室亟欲通过“中央贸易局”（Casa de Contratación）来掌握殖民地经济的做法，也对探索太平洋的新行动造成了阻碍。这里的贸易局并非欧洲王国在1600年后成立的那种特许公司，而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收取税赋、批准贸易及探险的旅程、掌管航路情报、执行所有商业法令、核发舵手许可，甚至运送邮件。理论上来说，没有贸易局的许可，任何西班牙人都不许出航到任何地方。当然，单靠位于西班牙本土塞维利亚（Sevilla）的一间办事处，是不可能约束散布在大半个世界外的万千牟利者的。于是腐败、走私、逃避税费便层出不穷。但要王室放手，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在那个重商主义的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如果开放美洲港口，对任何人都来者不拒，就表示王室的岁入会减少，而西班牙商人也将被无数更具活力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所取代。由16世纪的眼光看来，国家垄断似乎是从殖民地赚钱的唯一合理办法。
类似“中央贸易局”那样的计划经济，倒也并非在各方面都窒碍难行。如果资金充足，一个开明、富有想象力的贸易局是可以从事新发现之旅，并且鼓励“新西班牙”发展次殖民事业的；有段时间它也的确做到了。但在国力充沛之时，西班牙却把力量都浪费在一连串昂贵的南太平洋远征上。唯一可观的太平洋殖民地是菲律宾群岛，但贸易局仍旧限制西班牙著名的大帆船队每年只能往返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进行通商。到了17世纪末叶，贸易局更染上了官僚制度的血管硬化症，而国库空虚的结果，更使王室应得的那份美洲财富早在尚未送抵塞维利亚之前，就已签字转让给西班牙的债权人了。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西班牙把美洲的财富浪费在了既频繁又徒劳无功的战争上。频繁是真的，无功倒未必。因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都是虔诚而有责任心的统治者，他们不可能放弃地中海和中欧，将之交给气势正盛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是将神圣罗马帝国丢给叛教的路德教派王侯；或是将他们在意大利及低地国家①的领地让给入侵的外邦人和国内的叛徒。的确，新世界的财富鼓励了西班牙去迎击这些威胁，但不论有没有运送财富的船只从美洲驶来，这些威胁本来就存在。不过，西班牙王室的慢性破产，加上美洲白银流入造成的欧洲通货膨胀，逐渐使得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缺乏资金去扩展他们的太平洋霸权。
最后，挪凑来的资源也仅供自保而已了。1572年，英国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开始劫掠南美洲北部沿岸。4年后，他的同胞约翰•奥克斯纳姆（John Oxenham）悄悄穿过加勒比海水域抵达巴拿马，再用马车将枪支与火药运过崎岖的地峡，在太平洋海岸建了一艘坚实耐用的舰载艇，进而在太平洋上掠夺了首批财富一艘载有3.8万比索的近海商船。这时海上已在进行一次更为严肃的探险：德雷克于1577年驾驶“鹈鹕”号（，后改名为“金鹿”号［］），自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出海，进行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航海之旅。在3年的环球航行中，德雷克劫掠了西属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港口、探索了北美海岸、乘着北半球的贸易风横越太平洋，最后带着至少价值60万英镑的战利品回到普利茅斯。德雷克与他的效仿者卡文迪什（Cavendish）及霍金斯（Hawkins）等人，迫使西班牙将保卫现有财产视为首要任务，而无暇获取新土地了。
难道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怀疑过“乌尔达内塔航线”之外还有吸引人的新陆地吗？有的，有些人是怀疑过，并且认为有两个可能的目标。一是传说中的“金银之地”（Rica de Oro y de Plata），位于日本以东的海上，此说出自一名葡萄牙走私者。第二个就是加利福尼亚。第一个地名令人无法抗拒，叫法也同样吸引人，但是它当然并不存在；第二个地名虽然带有嘲讽意味，倒确实存在，并发出闪闪的金光。1587年，佩德罗•德•乌纳穆诺（Pedro de Unamuno）从马尼拉出发，打算偏离大帆船航线，寻找“金银之地”。他在西太平洋一无所获，但在美洲沿岸却探索到一座良港，靠近今天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这时墨西哥当局表示有兴趣。在坏血症预防法尚未出现的那个时代，按照“乌尔达内塔航线”航行的大船，鲜有船员不生病、不挨饿的，那么为何不在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开一两个港，好让船只停靠休息，让船员恢复元气呢？于是总督获准命令一艘向东行驶的马尼拉船只，在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格斯•塞梅尼奥（Sebastian Rodriguez Cermeo）的指挥下出发寻找港口。但是船于1595年在门多西诺角（Cape Mendocino）附近失踪。继任总督蒙特雷伯爵（Count de Montery）决定就近从墨西哥派出一支远征队。他的船长人选是塞巴斯蒂安•比斯凯诺（Sebastian Vizcaíno），此人曾在被卡文迪什掳获的船上待过，深知西班牙的弱点。但他也是个无耻之徒，善于自我推销，汲汲于利，并将第一次探险机会浪费在采集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水域的珍珠上。然而在1602年，比斯凯诺不仅发现了一个绝佳良港（为讨好总督，他将之命名为蒙特雷港），还带着对加利福尼亚的满腔热情回到阿卡普尔科。倒霉的是，蒙特雷偏在这时辞职了，继任者又没什么兴趣，比斯凯诺只得直接向王室请求授权。过了3年这是马德里作出决定的正常时间授权比斯凯诺殖民加利福尼亚的王令终于下达到墨西哥，这时他又才刚刚死了心，驶向日本去了。于是加利福尼亚计划便束之高阁，留待日后另一个寻找“黄金之地”的傻子出现。
撇开比斯凯诺的挫败不论，或许会有人问，西班牙人到底有没有打算在17世纪殖民加利福尼亚？如果不希望将来有外国人染指加利福尼亚，他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供船只停靠的港口。更确切地说，一旦登上了陆地，西班牙人或许会体会到边陲省份的好处。但人力却不太可能从墨西哥供应，因为当地正值人口最低潮，劳力严重不足；也不太可能从西班牙来，因为该国仅有的850万人口，也因战争和经济萧条而减少。也许，在缺乏人口推动力的情况下，再积极的政策恐怕也无力使帝国向外扩张。因此，西班牙的帆船队既没能发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也没有前往加利福尼亚殖民，而只能年复一年走过“乌尔达内塔航线”，官员们也忘了那些探索美洲海岸的壮举。直到西班牙有幸因为战败而卸下欧洲重任，而且有了一位进取的君主登基之后，墨西哥总督才重燃兴趣，重新准备了金钱和工具想到加利福尼亚再试身手。然而到那时候，这些都已经不够，时间也已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