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大传》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经济。这本传记讲了米塞斯思想的形成过程，米塞斯的思想，进一步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觉得总的来讲对真实市场的理解最到位、最透彻，是真正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它要比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深刻得多，尽管它在形式上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么优美，那么数学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重要的方面在倒退，过去形成的一些认知在逆转，这与传统经济理论对市场的误解有关，《米塞斯大传》的出版，有利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播，有助于澄清一些理论误区。
第二个意义是给做学问的人一种精神力量。当代经济学家中像米塞斯这么经历坎坷的人可能不太多，我们知道好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活着时候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里有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但米塞斯这样伟大的学者在大学里面找不到一个正式职位，但是他没有放弃，心无旁骛，一直坚持自己的思想，不断发展，写成了《人的行动》这一辉煌巨著，用几乎是私塾的方式培养学生，使奥地利学派的火种在美国兴旺起来。他活着的时候，好多学者对他不以为然，认为他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甚至“不学无术”，没有多少真正的经济学思想，只是在他死后，他的思想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靠什么支撑着自己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活到92岁高龄？是他对自己理论的信心，对自由的信仰。我相信，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楷模，是一位圣贤，超越很多其他杰出的同时代经济学家。
我下面主要想谈一下关于经济学范式的问题，当前有关经济政策的一些争论与此有关。大家很清楚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争论，发起者就是米塞斯。在二十年代那个时期，计划经济在好多国家蛮有吸引力，苏联已经开始搞计划经济。二战之后从50年代起，中国以及好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搞计划经济。米塞斯最初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孤军奋战，反对计划经济。后来哈耶克加入了，但仍然是寡不敌众！
这场论战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一方，兰格、勒纳等为另一方。直到米塞斯1973年去世之前，主流的观点是在这场争论中米塞斯、哈耶克一方输掉了，兰格等计划派胜利了。兰格曾讥讽说，应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楼里给米塞斯塑一座雕像，因为他使我们真正认识清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成功，我们应该感谢他。但米塞斯去世之后又过了将近20年，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突然崩溃了，证明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方才是正确的。这场争论非常有重要，但经济学家没有真正发掘这场争论的精神财富，它的学术价值。我们现在承认计划经济失败了，但我们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像兰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能够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证明社会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为什么那么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萨缪尔逊和熊彼特这样的人，都认为至少理论上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人们常说社会科学不可以实验，但计划经济真真切切是一场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想实验，这场实验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支持。现在实验失败了，而且人类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但是为什么辩论中曾经的赢家变成了输家，输家又变成了赢家，我们没有在理论上真正梳理过，好像那场大争论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多次强调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有必要回溯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一场大争论，现在来看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计算的争论，而是经济学范式的争论。
米塞斯认为，市场是一个过程，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要素市场，没有自由价格，计划当局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兰格证明，通过引入一般均衡的“瓦尔拉斯拍卖机制”，计划当局可以模拟出价格，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兰格用新古典主义范式证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很容易说服主流经济学家，在实验还没有见分晓的时候就宣布自己赢了。但兰格其实根本没有理解米塞斯问题的实质。这场争论涉及的经济学范式差异，米塞斯一开始自己都没有认识到，他曾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不是真正的思想或者分析方法的争论，而是词语的争论。后来他认识到这一点，与哈耶克有很大的关系。米塞斯讲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没有要素市场就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计划当局就没有办法有效地分配资源于不同的部门。哈耶克进一步讲，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因为经济计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都分散在每个人脑子里，尤其许多知识是主观的、默性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了当事人自己实际运用或通过价格机制传递，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获得。
我们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科学化，都可以变成一个公式或一个数字，会传播得非常快，收集信息不是问题；但如果这个知识本身是默性的，难以描述，拥有知识的个体自己都没有办法表达清楚（套用老子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它了，那就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关能够获得这些信息。上世纪30年代还没有计算机，现在计算机发达了，有了云计算、大数据，按照兰格的观点，计算能力应该不是问题了，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我们仍然无法获得哪些分散化的主观信息，制定出一个有效的集中计划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场争论是范式之争，涉及认识论问题。
按照新古典理论，市场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给定资源、偏好和技术情况下，如何使得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但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市场首先是一个认知机制，其主要功能是发现和传递信息，使得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这两种范式对市场的理解很不一样，引申出不同的结论。
举一个例子，在现在的经济学界，一个主流的观点是，如果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新古典范式里，市场的有效性是在完全信息、对称信息假设下被证明的，既然市场的有效性依赖于信息的对称和完全，如果现实中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市场有效的提前就不成立了，结论自然是市场就失灵了。但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不得不依赖于市场解决问题，才需要市场价格作为信息发现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如果信息是对称的，每个人都知道所有其他人知道的东西，计划就会非常有效。
所以从不同范式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我要补充一点，我真正相信的一点：市场的优越性正来自信息不对称，因为市场以分工为基础，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交易，而分工意味着每个人只知道一些与自己所从事专业直接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对任何产品，生产者总是比消费者知道的更多，这就好比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有关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经济学家。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正是因为每个人只需要少量的专业知识，但交换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数倍于任何单个人拥有的知识，这就是市场的优越性。所以说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不仅不构成市场失灵的理由，恰恰是市场有效性的源泉，也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如果信息不对称市场就失灵的话，市场从来就不可能存在。换一个角度来讲，按照新古典范式，如果市场有效性要求的那些条件都得到满足的话，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样有效的，我们根本不需要搞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就行了。
进一步讲，新古典理论里没有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它的假设本身就使得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如果信息完全，偏好、资源和技术都给定，数据本身就包含了结论，决策只是一个程序性计算问题，最优选择是唯一的，就像学生考试有标准答案一样， 如果某个学生算出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不一样就错了。但在真实市场上，决策是决策者的一种主观判断，判断意味着即使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结论会不一样，有人说这个应该做，有人说不应该做。为什么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为有一些重要的知识不在可利用的数据里，特别是有关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永远不在数据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企业家，才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就是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是没有办法完全基于现有数据的，今天的大数据也没有办法替代企业家的判断。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本质上是范式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场争论的继续。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按照这个范式，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且会出现各种失灵，所以需要有一个中央机构协调，这个机构比市场中的企业家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这跟50年代计划经济思想完全一脉相承。
当然，我不是说坚持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拥护产业政策。确实有一些坚持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在新古典范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用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只有市场失灵没有政府失灵的理论要好，但理论上不能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因为究竟哪一个失灵更严重，是一个经验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理解市场，市场是一个发现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的警觉和判断来协调供给和需求，使得市场趋于均衡，没有分散的企业家活动，市场就不可能趋于均衡。进一步讲，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发展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事实也如此），创新同样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像科学研究一样，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探索最后会成功。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市场，这样理解企业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概括地说，导致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属于认识论问题，一个属于激励机制问题。传统经济学关注激励机制，对认识论问题没有重视，但认识论问题恰恰是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争论中最本质的分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哈耶克后来相继发表了经典论文《经济学与知识》和《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可惜这两篇论文的思想至今还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哈耶克告诉我们，人类很无知，知识很有限，由于这个有限性，就需要通过分散化决策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允许每个人去试错，惟其如此，分散化的知识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在分散化决策情况下，有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失败了，成功创新就得到扩散，变成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整个经济就发展了，失败是人类探索付的代价而已。
产业政策就像押宝一样，这个宝一般是押不准的，即使政府官员都廉洁奉公，没有任何私利，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比分散化的企业家决策更可取。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当然创新面临的是不确定性，成败没有概率分布可言的，任何市场调研都不可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警觉和判断，包括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不要以为有专家帮助，政府就可以制定出成功的产业政策。专家能够说出的其实都是硬知识，不是至关重要的软知识，就对未来的判断而言，专家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专家决策和官员拍脑袋决策不会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能更糟。我推荐大家读一读威廉·伊斯特利的《威权政治》，作者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本书讲的是要警惕技术专家的暴政，这也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多次告诫我们的。技术专家以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威权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为了实现他们的宏伟蓝图，他们通常会忽视个人权利，特别是穷人的权利。当然事实证明，他们所推崇的发展计划很少成功。
《米塞斯大传》的出版，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范式。如果不能理解经济学范式的差别，你就没法理解，或者不能充分明白，当前有关产业政策争论的真正问题所在。但是，我们也看到范式的改变如此艰难，所以计划经济的失败并没有撼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结果是，计划经济的幽灵不时披着产业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拥戴下粉墨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