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与问题
“社会信心”指的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认知而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自我与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期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意向的综合评价和反映(丛玉飞,2013)。它所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自身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度、意见和预期,是重要的舆情风向标(王丽萍,2007)。就基本内容而言,它至少包括对个人发展机会等“个体事项”的信心、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社会事项”的信心两个层面(张彦等,2015)。良好的社会信心对一个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代中国而言,开展社会信心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欣欣向荣”与“严峻挑战”并存的时期(李汉林、魏钦恭,2013:197)。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综合国力和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我国正在步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在一个压缩的时空范围内,一些社会问题在短期内以加速方式集中爆发出来,使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脆弱性加剧,面临严峻挑战。而现代社会发达的传播媒介(尤其是自媒体)也加速了“负能量”和负面情绪的扩散与蔓延。一些学者指出:社会成员的信心危机可能会导致社会缺乏生机活力乃至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倘若放任形势恶化,可能会形成负向集体意识,甚至酿成社会结构性怨恨心态和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朱力,2013)。
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群体的社会信心状况具有特殊的指向意义。青年群体是社会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青年群体的社会信心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在越来越多农村青年人口进入城市谋职的背景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群体(包括外来青年人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主体力量。城市青年群体正处于人生发展阶段,面临着多种人生任务的交汇,加上激烈的职场竞争、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多重来源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少人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充满迷茫乃至悲观情绪,甚至有部分青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信心危机。
不过,在既有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当前人们在个别领域的主观态度(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信任感、公平感等),而较少直接聚焦指向未来的“信心”问题。即使偶有涉及,也主要是探讨“认知信心”、“消费信心”、“就业信心”等单一维度及其产生机制(张彦等,2015)。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预示个体与社会未来发展前景预期的“社会信心”问题似乎一直不受重视。目前,少量关于“社会信心”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定性描述取向的,而比较缺乏定量取向的系统研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水平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信心的基本模式与产生过程,并且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启示。遗憾的是,目前也仅有少量研究触及这一议题。而且,仅有的这些研究也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而较少探讨社会资本与相对剥夺体验等对未来信心预期的意义(刘欣,2002;丛玉飞,2013;雷开春,2015;张彦等,2015)。因此,关于城市青年社会信心影响机制的既有研究很可能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就本质而言,人们的社会信心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客观阶层地位,而且也受到社会资本(网络、支持、凝聚力等)与相对剥夺体验(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影响城市青年社会信心的三个理论模型:“阶层地位模型”、“社会资本模型”和“相对剥夺体验模型”。但它们对社会信心的不同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具体如下:
首先,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房产拥有情况等当前阶层地位构成了城市青年未来个体事项信心的客观基础,但它们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水平不具有重要影响(张彦等,2015)。社会流动研究显示:人们的地位流动过程往往是“渐进式”的,而不是“跳跃式”的(钱民辉、陈旭峰,2014)。比如,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积累都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现实中“一夜暴富”的人往往是极少的。从人生历程来看,当前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乃是未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起点和基础(李汉林、魏钦恭,2013:184-185)。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职业等级较高以及购有商品住房的城市青年,意味着当前的阶层地位较高(即起点较高),通常,他们对个体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也相对较高。相反,现实中客观阶层地位较低的城市青年(即起点较低),在突破地位和阶层壁垒方面会遇到更多障碍,因此也会抑制他们对个体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但是,对于社会事项的发展信心而言,个体的客观阶层地位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是较高或较低阶层地位的城市青年,都有可能对未来社会整体的发展前景产生积极或消极的预判。这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其次,作为“社会人”,城市青年的信心预期还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从个体事项信心来看,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亲密朋友较多、同事关系融洽、潜在社会支持较多等)能够提供面对负面情形的正向社会资源,从而有助于人们形成较高水平的信心预期。许多研究显示,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的交换功能(包括食品、住房、工作、信息和精神慰藉等),可以减缓生活压力、增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家庭幸福等(Song & Lin,2009;Umberson,Crosone & Reczek,2010)。相反,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匮乏,会导致个体可获取的社会资源匮乏,在面对可能出现的负面事件时的应对策略也就相对有限,从而会影响到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所以,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青年“个体事项”的发展信心。另一方面,从“社会事项”信心来看,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社区活动参与状况等)还可以起到凝聚社会成员、提高社会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因此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整体发展的预期判断。许多研究发现: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社会成员的团结合作而提高社会效率,能够促成公共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发生(Putnam,1993;Woolcock,1998),同时也可以带来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积极预期。所以,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社区活动参与状况等)可以有效提高人们对社会整体发展的信心预期。此外,从社会事项信心来看,拥有丰富的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人(亲密朋友数量较多、同事关系融洽、潜在社会支持较多等),往往也能更好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并具有社会归属感,因此会更倾向于对社会发展前景持积极评价。这就形成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再次,人们未来的社会信心(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相对剥夺体验”的影响(Runciman,1966)。通常,相对剥夺体验越强烈的社会成员,越容易感受到社会不平等和缺乏社会信心(刘欣,2002)。从个体事项信心来看,当人们对当前地位获得状况和生活满意度评价较低、且认为未来地位上升流动机会渺茫时(即相对剥夺体验强烈),考虑到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此,他们往往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杨宜音等,2013;谭日辉、吴祖平,2015)。从社会事项信心来看,当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公共安全感等评价较低时(即相对剥夺体验强烈),他们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前景也会相对悲观。所以,相对剥夺体验强烈的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往往会更低(怀默霆,2009;陈光金,2013;李汉林、魏钦恭,2013:174-180;杨宜音等,2013:56)。这成为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分析城市青年社会信心的现状与基本特征,并试图从阶层地位、社会资本与相对剥夺体验三方面来探讨城市青年社会信心(个体事项信心和社会事项信心)的影响机制问题。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情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估”智库团队于2014年12月在上海开展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18-65岁的上海常住居民(包括户籍居民和在沪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地户口居民)。课题组根据上海市民政局2012年的统计数据,在综合考虑抽样精度、操作可行性、调查经费等因素的情况下,按1%的比例抽取居委会,在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松江区6个行政区、40个居委会进行抽样调查,共访问2010名市民。不过,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8-40岁的青年群体,所以实际进入统计分析阶段的只有1162名个案。
(二)变量与测量
一是结果变量。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社会信心”。在问卷调查中,由被访者自评未来五年内在如下方面的信心状况,包括:个人职业前景、个人身心健康、个人未来经济收入、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风气与市民素质、上海政府公共服务、上海城市活力、国家政局形势、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我国社会矛盾风险、未来反腐败形势。对每个维度,由被访者选择评价“毫无信心”、“不太有信心”、“无所谓”、“比较有信心”或“很有信心”,并对它们按1-5依次编码。然后,对这些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负载进行旋转。如表1所示,有两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actor 1、Factor 2来表示。这两个公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为52.81%。这些项目的KMO值均大于0.8,说明因子分析结果较为理想。从测量维度来看,Factor 2可以被命名为“个体事项”的信心因子,Factor 1则被命名为“社会事项”的信心因子。本研究将计算每个个案在这两个公因子上的得分,分别作为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的实际得分。
二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是否上海本地户口”、“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因素。其中,“性别”(男、女)和“是否上海本地户口”(是、否)均被操作化为虚拟变量。“政治面貌”包括普通群众、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三种类型。而“年龄”则是取值介于18-40岁之间的连续性变量。
三是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阶层地位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相对剥夺体验变量三类。阶层地位变量包括:“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及以上),“职业等级”(一般工人/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小业主、高级管理人员),“年收入水平”(连续性),“有无自购商品房”(有、无)。其中,“有无自购商品房”是虚拟变量,“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级”是有序分类变量,“年收入水平”则是连续性变量。
社会资本变量包括:“亲密朋友数”(基本没有、1-5人、6人及以上),“同事关系评价”(融洽、不融洽),“潜在社会支持得分”(连续性),①“社区公益活动参与”(未参与过、参与过)。其中,前三者侧重于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第四个变量则侧重于测量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
相对剥夺体验变量包括:“所在单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3倍及以下、4-5倍、6倍及以上),“生活满意度”(满意、不满意),“当前社会地位流动开放与否”(是、否),“公共安全度评分”(连续性)。②其中,前两个变量侧重于个人维度的测量,后两个变量侧重于社会维度测量。
(三)统计方法与样本描述
本文主要涉及因子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其中,因子分析法主要用于提取“社会信心”的公因子,从而更为简练而不失准确地实现指标测量。而回归分析法则用于阐释城市青年社会信心的影响机制。由于结果变量是取值介于0-100的连续性变量,且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所以会使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来拟合模型。统计分析软件使用的是Stata 12.0。
统计显示,被访城市青年中有43.55%的是男性青年,56.45%的是女性青年。被访城市青年的平均年龄是31.19岁,有11.62%的人是“共青团员”、有7.06%的人是“中共党员”,68.42%的被访青年拥有上海户口。被访城市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分别占26.76%、40.53%和32.70%。被访者的职业属于“一般工人/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小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分别占51.20%、35.71%和13.08%。被访城市青年的年均收入为6.79万元,有49.31%的被访青年已经拥有自购商品房(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表格不在文中列出)。
三、结果与分析
统计分析显示:城市青年“个体事项”的信心因子得分平均值为63.50,标准差为14.97;“社会事项”的信心因子得分平均值为63.97,标准差为17.09。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状况具体如下:
在“个体事项”的信心度方面,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对“个人职业前景”有信心(比较有信心或很有信心)的城市青年占89.42%,表示没有信心(不太有信心或毫无信心)者占3.10%。类似的,对“个人身心健康”有信心者占90.54%,无信心者占1.55%。对“个人未来经济收入”有信心者占88.56%,无信心者占3.45%。对“个人生活水平提高”有信心者占88.89%,无信心者占2.58%。此外,对这四个项目的信心度持中间态度的分别占7.49%、7.92%、8.00%和8.52%。由此可见,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内个体事项的信心度普遍较高,其中,对“个人身心健康”的信心度最高。
在“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方面,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对“社会风气与市民素质”有信心的城市青年占78.39%,无信心者占6.54%。对“上海政府公共服务”有信心的占83.30%,无信心者占2.84%。对“上海城市活力”有信心者占84.69%,无信心者占1.89%。对“国家的政局形势”有信心者占81.41%,无信心者占3.44%。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信心者占82.96%,无信心者占2.67%。对“我国社会矛盾风险”有信心的占75.22%,无信心者占7.31%。对“未来反腐败形势”有信心者占82.61%,无信心者占4.56%。此外,他们对这些项目的信心度持中间态度的分别占15.06%、13.86%、13.43%、15.15%、14.37%、17.47%和12.82%。由此可见,大多数城市青年对“社会事项”的信心预期亦较为乐观,但对“社会风气与市民素质”、“我国社会矛盾风险”两项内容的信心度明显偏低。
相比之下,城市青年对“个体事项”明确表示“有信心”的比例普遍高于“社会事项”,但是,他们对“社会事项”持中间态度的比例明显高于“个体事项”。此外,在明确表示“无信心”的城市青年中,四个“个体事项”的回答之间并无太大差异。不过,城市青年对“社会事项”中“社会风气与市民素质”、“我国社会矛盾风险”的负面预期明显更多。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状况总体良好、但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那么,城市青年对未来社会信心的预判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本文将从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类因素来建构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的决定模型。
1.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模型
表2呈现了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模型。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限于篇幅,不在文中列出)的决定系数仅为0.011,但在加入阶层地位变量后R2变为0.096,再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R2变为0.119,进一步增加相对剥夺体验变量后R2升至0.181。从全模型(模型3)来看,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变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所有变量可以共同解释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因子的18.1%的方差。
如模型3所示,在客观阶层地位方面,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大专”学历的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因子得分要高出3.876个单位,“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则更是高出6.861个单位。从职业等级来看,“技术人员/小业主”青年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比参照组(一般工人/办事人员)高3.736个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体事项信心度也比“一般工人/办事人员”高3.434个单位。从经济收入来看,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万元,则城市青年对“个体事项”的信心水平会提高0.198个单位。但是,拥有自购商品房的城市青年在“个体事项”信心度方面比没有自购商品房者更低,但其差异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购房消费增加了家庭经济压力所致。
丰富的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也为城市青年提升个人发展信心提供了动力。统计显示,与基本没有亲密朋友的城市青年相比,那些拥有1-5名亲密朋友的青年对个人未来发展的信心度水平要高出5.662个单位,那些亲密朋友数在“6人及以上”者的个体事项信心得分也要高5.541个单位。此外,与单位领导及同事的关系状况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那些与单位领导及同事关系融洽的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水平,比关系不融洽者高出3.143个单位。“潜在社会支持得分”具有正向但不显著的效应。“社区公益活动参与”(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影响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意义。
相对剥夺体验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青年的个人发展信心。从单位内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差异值来看,与“3倍及以下”差异组(工资差距较小)相比,中等差距组(4-5倍)的城市青年对个人未来发展的信心水平要更低一些(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但是,单位内工资差距较大组(6倍及以上)的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反而显著地高出参照组达到4.628个单位。这可能是因为工资差距大的单位(大多是体制外单位)更为市场化和具有透明性,个人发展机会更多、且更依赖于市场绩效,所以他们对个人发展前景更有信心。此外,与对当前生活持“不满意”态度的城市青年(相对剥夺感较强)相比,那些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相对剥夺感较弱)的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得分要高出1.865个单位。再次,那些认为当前社会的地位流动具有“开放性”的城市青年,比认为地位流动不具有“开放性”者的个体事项信心得分高出6.482个单位。而“公共安全感得分”变量的效应则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综上所述,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共同决定了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水平,其中,相对剥夺体验的影响力最为突出。阶层地位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和相对剥夺体验越弱,则城市青年对个人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就越高。
表3列出了城市青年社会事项信心因子的决定模型。与仅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限于篇幅,不在文中列出)相比(决定系数为0.018),加入阶层地位变量后的模型1的决定系数仅有细微变化(增至0.029),在增加社会资本变量后的模型2的R2值也只是提高到0.056,但在进一步增加相对剥夺体验变量后,全模型3的R2值增加到0.150。这说明,模型3的这些变量可以共同解释城市青年社会事项信心因子得分的15.0%的方差。
在阶层地位变量方面,虽然教育程度(模型1、模型2)和职业等级(模型2)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是,在全模型3中,教育程度、职业等级、经济收入和房产拥有情况的效应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意义。这与表2中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模型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较高的阶层地位虽然有助于提升城市青年对个人发展前景的信心预期,但它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他们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水平。所以,假设1得到证实。
在社会资本变量方面,拥有亲密朋友的城市青年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更足,但相对没有亲密朋友者的优势并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同事关系融洽的城市青年相对于不融洽者的社会事项信心水平要高出3.353个单位。潜在社会支持得分变量在模型3中显示出具有正向但不显著地提升社会事项信心的效应,但它在模型2中的效应是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的。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城市青年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明显高于没有参加过社区公益活动的青年群体(高出2.383个单位)。结合此前的讨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亲密朋友较多、同事关系融洽)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青年个体事项的信心度,而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同事关系融洽)和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则有助于提高他们对社会事项的信心预期。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模型也是基本成立的,即假设2也基本得到证实。
对城市青年社会事项信心影响最突出的当属“相对剥夺体验”因素。在表3中,模型3相对模型2的决定系数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而言,与单位内工资差异较小组(3倍及以下)的城市青年相比,那些单位内工资差异达到“6倍及以上”者(相对剥夺感较强)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息预判明显更低(低7.059个百分点)。与此相对,那些认同当前社会的地位流动具有“开放性”(相对剥夺感较弱)的城市青年的社会事项信心得分要比不认同者高出6.724个单位。此外,城市青年对社会治安、食品药品等方面安全度评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则他们对社会事项的未来信心预期会上升0.998个单位。再者,表示生活满意的城市青年的社会事项信心相对“不满意者”也具有正向但不显著的优势。总体而言,城市青年的相对剥夺体验越弱,则他们对未来社会整体发展前景的预期就越积极。从此前的讨论来看,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决定机制也具有类似特征。所以说,假设3也基本得到证实。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个体事项”的信心度方面,城市青年对“个人身心健康”最有信心。在“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方面,城市青年对“社会风气与市民素质”、“我国社会矛盾风险”两项内容的信心度明显更低。
总体而言,对于具有较强个体自主性的项目,城市青年普遍具有良好的预期。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对未来个人健康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认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与此同时,多数青年也对社会整体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但是,也有一些青年坦承:现实社会中的不少深层次问题未必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对于社会风气和市民素质以及潜藏于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风险,不少青年的态度相对谨慎乃至悲观。
由此可见,虽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日益增多的福利与机会,但城市青年对个体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并不总是那么积极乐观。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体力量,如何不断提高城市青年的现实获得感和未来信心度,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主题。
社会信心是客观因素作用于个体之后的一种主观感受和预期,它同时具有客观和主观意涵(张彦等,2015)。统计分析发现: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共同决定了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水平。而且,从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来看,“相对剥夺体验”因素的效应最为显著。首先,拥有较高学历、较高职业等级、较高收入水平的城市青年,对于自身在职业发展、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个体事项方面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雷开春,2015)。换言之,阶层地位较高者对个人未来发展更有信心。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多是渐进式积累的,而当前的阶层地位不仅是未来地位的起点、同时也是重要基础(李汉林、魏钦恭,2013:184-185)。其次,亲密朋友较多、与同事关系融洽的城市青年,由于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人们提供面对不确定未来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提供有价值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所以,他们对“个体事项”的信心预期也明显更高(Song & Lin,2009;Umberson,Crosone & Reczek,2010)。这说明,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系统)也有助于提高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丛玉飞,2013)。再者,生活满意度较高、对当前社会的地位流动开放机会持肯定评价的城市青年,所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不平等感和失落感往往较少,所以对个人发展机会和前景也往往更为乐观(刘欣,2002;李培林等,2005:82)。
相比之下,就社会事项的信心水平而言,客观阶层地位因素不再具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意义的影响,丰富的社会资本(同事关系融洽、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可以部分地提升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水平,但是,从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来看,真正决定城市青年社会事项信心水平的因素乃是“相对剥夺体验”的强弱。具体而言,单位内工资差距较小、认同当前社会的地位流动具有开放性、公共安全感较高的城市青年,对社会整体发展前景的信心预期要明显更高(雷开春,2015)。在这三个因素中,工资差距不仅是贫富差距的直观体现,而且折射了未来跨越财富鸿沟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潜在难度。地位流动机会的多寡则是对社会开放或封闭(僵化)程度的评价,开放的社会让人满怀期待、而僵化的社会让人失去信心。同时,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安全感”既是现实生活的体验,也是未来预期的基础。所以,相对剥夺体验较弱的城市青年,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往往也更高(王丽萍,2007;怀默霆,2009;陈光金,2013)。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信心”的两个基本维度,城市青年的“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既有相似又有相异。就相似处而言,“相对剥夺体验”对两者均产生了突出的影响,而且,社会资本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就相异处而言,较高的阶层地位虽然可以提高个体事项信心,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效应。而且,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社区公益活动参与)无法解释个体事项信心的变异,但它可以较好地预测社会事项信心的个体差异。
(三)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分析了当前城市青年社会信心的现状与特征,并从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的角度综合探讨了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客观阶层地位、生活压力与社会支持等角度来讨论其影响机制问题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既有延续又有拓展(丛玉飞,2013;雷开春,2015)。尤其是,本研究探讨了社会资本通过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等提升个体事项信心、通过凝聚社会成员和提高社会效率等提升社会事项信心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研究还分析了“相对剥夺体验”对社会信心(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的影响,从而将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社会体验有效地结合起来阐释城市社会信心的决定机制(怀默霆,2009;陈光金,2013;李汉林、魏钦恭,2013:196-197;杨宜音等,2013:56;张彦等,2015)。它对公共政策的启示是: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通过培育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公共安全建设,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成员的信心水平。
但本研究在调查数据、测量变量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所使用的横截面数据对于性格、人格特质等其他可能引起偏误的遗漏变量仍然缺乏控制。其次,这项调查的变量设置也存在不足。比如,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就缺乏社会网络成员的阶层特征、资源含量等细节信息,关于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也缺乏社会组织参与等内容,“相对剥夺体验”的测量也存在类似问题。今后可在获取更完备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
注释:
①问卷中对应的题目是:假如遇到不公正对待,您在多大程度上能分别从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家人、亲戚、邻居、朋友、法院、媒体、居委会获得帮助?其回答选项有“非常少”、“不太多”、“一般”、“比较多”、“非常多”五种。对此分别按1-5赋值,然后对上述九个项目予以总和累加。因此,其取值范围是9-45。
②这一变量由被访者对当前社会治安、食品药品、金融消费、私人信息、交通出行、医疗保健和生态环境等七个方面安全度的五等分评价累加计算得到,取值范围为7-35。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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