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政府2011年秋推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有所升温，中美亚太博弈也在加剧。中美舆论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冷战”乃至中美“必战”的声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终结以来，外界看到的是，外交、军事等面的中美互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在近期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多项共识。综合来看，所谓中美陷入新“冷战”乃至“必战”的宿命论是迷思。
第一，中美之间不存在陷入“冷战”对抗的条件或现实。
意识形态对抗是历史上冷战构成的核心要素。“冷战”一词是14世纪西班牙政治评论家唐·曼纽尔最早使用的，它用来表达当时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持续对立。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NSC-68文件提到的苏联威胁，主要是基于信仰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政治威胁。对后来美国政府不断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本该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做法，被称为“冷战之父”的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持批判态度。因此，就“冷战”的应有之义而言，它应该表现为一种以价值观对抗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
常识告诉我们，今天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态势根本无法与当年美苏同日而语。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很难想象中国会重复当年苏联的老套路，极力拼凑经济或政治联盟集团对抗西方。中国在筹建、运行“亚投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比美国更为开放、透明的理念与做法已经充分昭示了这一点。中国道路的功过是非最终等待历史来检验。即使某天中国全面了超越美国，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第一不是传统霸权的翻版，美国第二也不会是万劫不复。目前看来，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仍然是乌托邦，即使可能，路径也不可预料，须知当初美国霸权的获得也不是历史霸权模式的复制。
第二，中美作为理性国家的成熟性是规避冷战的重要保证。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外交实现了意识形态主导向国家利益导向的成功转变，少有了以前国际交往中的盲动与激情，外交路线变得更加理性、务实与成熟。正是得益于这种审慎稳妥的战略方针，中国才把握住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崛起赢得了历史上少有的有利外部环境。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一脉相承的妥协、共识精神，这既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也是构成美国精神的重要元素。
历史没有忘记，在美国受到日本、苏联威胁的关键性时刻，尽管有来自价值观分歧的阻力，美国还是做出决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决定。越南战争后几十年来，与其他地区相比，尽管受到诸如朝鲜、台湾等热点问题的困扰，东亚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长期和平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美两国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智慧、理性与共识精神。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着管控分歧的近一百项合作机制，这是预防中美合作“溃口”的层层防波堤。
当前南海风云再起，中国要求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主张一如既往，中国从中表现出来的克制与谦让精神一如既往，中国从中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包容精神一如既往。对于应对中国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 • 贝德在今年5月的一份中国政策报告中认为，无论是走过度迁就还是过度角逐的极端对华路线，都必将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他建议未来美国政府“应该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以保护美国的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沿着完善既有国际体制的中间路线走下去，当中国某日全面超越美国的时候，并不是不存在美国霸权自觉消融于其中的可能性。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的战略价值取向是趋同的。
目前美国精英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战略收缩”派与“深度参与”派。“战略收缩”派主张：美国应该推行战略限制与选择性介入这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全球战略参与的持续性，而非回到孤立主义。“深度参与”派主张在继续承担全球安全义务的同时，加大成本投入构建自由主义国际新秩序。“战略收缩”派既没有主张美国“打道回府”，也没有要美国放弃民主世界的梦想。“深度参与”派认为美国应继续领导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议程，扩大西方民主世界的范围。两派所追求的国际秩序层面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践行这些思想的时机、条件与具体策略的选择上，略有不同。
近期热炒的美国对华政策步入“临界点”的辩论似乎还在发酵，但据观察，美国精英的中国观至少在这三方面是有共识的：中国难以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这方面美国全球无敌；中国可能迫使周边国家在中美间抉择；中国没有很好地扮演美国希冀的“利益攸关者”角色。显然，美国对中国向何处走的不确定性与怀疑在上升，但对于中国方向的判断尚处于观察待定阶段。因此，可能的选项是，在稳住中国的同时，加大结构性限制投入，提高中国竞争成本。但，这不足以得出美国要与中国冷战对抗的结论。
第四，美国的“亚太转向”战略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离岸平衡”政策。
就美国国内精英舆论看，2011年美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反思。深陷伊拉克战争，美国资源掣肘，美国须战略收缩；中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的影响力猛增；长期的对华接触改造战略似乎并未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所以，“亚太转向”战略本质上是美国战略收缩态势下集中优势资源防范中国动向的制衡战略，是传统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的体现。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夸大理解为美国要对华全面对抗的“冷战”态势，这对于政策应对与地区稳定都是不利的。在美国不乏如贝德等一样的战略有识之士，他们认为美国仅仅为了西太平洋沿岸的几块石头与中国开战绝对是得不偿失之举。
客观上，假如某一天，当“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超越美国，或者主观上，中国准备扩散“中国模式”的时候，也许，那时的中国才会对200多年以来美国人捍卫的所谓美国信条与美国生活方式产生真正的威胁。在此之前，美国没有理由去遏制一个对于增进美国国家利益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国。毕竟，亚太的经济规模与活力与美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运息息相关。
第五，升级版“巧实力”战略也许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新选项。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推行结合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的全球化战略，小布什政府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奥巴马政府实施“巧实力”战略，不难看出，美国对外政策的钟摆在向中间靠拢。回顾奥巴马执政的近八年，主导其对华战略指针的实际上也是一条钟摆体制下的中间路线。世界看到中美竞争加剧一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所谓的“巧实力”战略，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在其任内加大了与中国博弈的广度与力度。美国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重大既得利益方，从奥巴马中国“搭了三十年的便车”言论可见一斑。其中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美国过去过于迁就中国了，美国要与中国斗争，美国要加码，美国要修改游戏规则，但是，斗而不破，这就是艺术。
这一趋势还会继续，从各种迹象来看，无论哪个党派执政，新政府对外战略只会是“巧实力”战略的升级，而不可能是颠覆。只不过，也许会有新话语的新包装出现，但其指导精神肯定是实用原则至上。最近，世界看到的是：特朗普偏执的一面正在消退，理性的另一面正在凸显。特朗普的外交事务顾问法勒斯称特朗普“既非孤立主义者，也非干涉主义者”，认为他是通过与同盟国有效合作来获得国家利益的“功能主义者”。希拉里在其回忆录《艰难抉择》中已经充分明示：未来的希拉里政府将更多转向“巧实力”，可以预计，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技术和文化工具等方面的对华“组合拳”将更多上演。中国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随着美国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对于中国的攻击甚至是抹黑都在持续发力，其实这与特朗普先前的“偏执秀”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大众舆情的竞选营销策略。
这里，借用特朗普的一句话，“强大、聪慧的美国一定是能和中国结交好友的美国”，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崛起、成熟的中国也一定是能与美国友好相处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