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精神文化领域，世俗化的、功利化的研究目的日益取代了严肃的学术责任，而国家的需要却强烈呼唤着新的时代精神。被誉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沉闷在书斋中，面对重大现实问题和难解的社会矛盾，哲学以它的麻木再也无法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先导作用相提并论。也许，目前哲学所遭遇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只有当我们不再忙碌于琐碎的事物，回到理性的沉思，哲学的曙光才能再次出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敏感地面对现实所呈现的矛盾，客观地评估当下，反思所走过的学术轨迹，惟其如此，才能有新的未来。
在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时代，德国哲学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是观念世界的产物。因而“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当然，在哲学的自我放逐中求索哲学家个体的精神家园，在思想贫困中开掘思想者个人偏好的富矿，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不加批判地继承各种理论思潮，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一直以来马克思思想精髓中必须坚守的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论基础。相反，它更加激励着我们，应以百倍的勇气迎接挑战。迎接挑战并不是以应对模式回应西方提出的问题，以一种思想反对另一种思想，这些主观层面的论战虽然可以按照西方设置的议题形成短暂的文化交往，但并不反映问题的真实性。因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学术研究离开了现实的基础，很容易变成世界之外的遐想。
即使是学术研究中那种以“价值中立”的方式对于那些理论架构与范式的探讨，也始终是基于其内在要求和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即利用学术的一般性、普遍性来谋求某种特殊的现实利益。研究者们所谓的思想碰撞不过是其自身建构的概念和立场的纠结，最终直接作用在现实的政治等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中。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政治维度上的发展常常未能跟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从而招致政治无序。国家机构相应地也无法跟进民主机构的发展。这一结论对于美国及其美国积极进行民主推广的那些“民主国家”，具有基于本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性。在行动上它强调通过支持“专制国家”中的公民社会，扩大抵制独裁者的动员力量，并在民主的轨道上得以体制化。
当我们在被赠与的转型设计的美好图景中沉醉时，应该在哲学层面反思：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不管以何种方式框定在何种理想中，在这里它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马克思打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思辨本质，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产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那些谋求在学理上去政治的价值立场以及规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动机，都是利用对于现有事实的否定来谋求对应有价值的最终肯定这样一个逻辑的预设。就连福山也不否定这一点，他说：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见《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饱含“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统治阶级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自我意识转换为意识形态，便成为一种自我意识社会化的政治图谋。“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页）
对马克思精辟分析的一个现实注解就是苏联解体的基本教训，这个基本教训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国家主导权被放弃为纯粹自由状态的民众自发性意识，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在学理上看似固化的状态，突然间由事实的否定而彻底抛弃了。在汹涌的西方引导的“民主化”浪潮中，苏共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呼应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变革诉求，一旦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力被外在的意识所强制变换，变更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将否证既有的事实。苏共亡党的悲剧表明，抽象的意识形态，看似是课堂里辩驳双方的逻辑推演，一旦完成了以外在逻辑替代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消解了民族的思想根系，事实上的意识形态则血淋淋地展现在每一个人眼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里，并非是自然的理论逻辑演绎，而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认识与判断。不断地适应物质生产的要求对于物质生产关系的追求和变革，使得与之相适应的认识方式和价值判断随之变化。正如“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8页）甚至“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9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不假借意识自身的逻辑演绎来探索真理的认识，从不只是单纯地和思维材料打交道，其基本功能和动力来源于对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认识，彻底地看清所处时代的所有问题，并以此建立符合实际要求的理论解释体系，通过认识能动性的批判精神，不断地创造理论与事实的最高统一性，使实践的真谛现实地作用于每一次认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批判武器的根本任务。
埃德加·莫兰说过：“人类的统一性不仅不顾多样化而存在，而且正是依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才被保持下来。”（莫兰，第183页）全球化理论的核心在不断的历史和现实的演绎中，最终会渗入对文化与知识体系的解读之上。利用文化来图解经济的普遍全球性，其合理性与矛盾性尤为突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不是一种完全属于个体的属性，而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具有的属性。文化在社会中得以传递。……共享的信念、价值、记忆和期望，将在同一种文化中成长的人群联结在一起。”（科塔克，第30页）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都创造了属于本民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地形成特定的文化共同体这点决定了，文化必然是多样的。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被操纵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基于经济一体化的一元文化思潮席卷而来。那么，文化能否也随之一体化？是否能用一元的文化特质来解读多元的文化问题？要弄清文化的本质，从利用文化来解决全球化的视角来说无疑是不可行的。因为，文化的功能化并不是其本质，文化能解释因经济、政治、科学等知识体系衍生出的矛盾，但并不会在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所谓由文化而衍生出的对于“文明”的详解，使得因客观矛盾而自然深入为文明的矛盾这种单一的深刻反省是荒唐而狭隘的。利用文化而进一步设置文明冲突的价值逻辑陷阱，其内在用意的不可告人性并非显而易见，而是“讳莫如深”。因此，利用文化的多样化与同质化之间的矛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事情，而被某些以“世界最先进文明”自居的国家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我们有理由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也主张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应该是基于包涵文化的本质多样性与文明的平等地位。在一个普遍的多元而认同平等的层面上，实现利益诉求与对话方式上的平等，才是我们所要考虑与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无视这种本质的存在，妄图利用现实的实力实施“霸权”行为的举动，都将与国家主权的根本相抵触。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形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参见葛兰西，第38页）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深刻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构成主导性意义和价值的活生生的整体社会过程以及各种文化权力的影响和分配状况，“它们不仅渗透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仅渗透在明显的社会活动中，而且还渗透在由业已存在的种种身份和关系所构成的整体中，一直渗透到那些压力和限制的最深处”。（威廉斯，第118页）
利用文明共识论建构的文化和解、文化多元、文明多样、文明平等这类内涵的理论，可见是在最大的认识程度上实现“最大公约数”的有效可行性。这种“最大公约数”的理论建构，包含着所有人类的理性与感性、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它也许是在人类历史上超越一切意识的最大范围的人类共识。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1页）这也就决定了，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实现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看来，只有他们才代表了人类的方向，他们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正如科尔奈乐观地表达的那样，“现存的（或到今天为止的）社会主义制度输给了现存的（或到今天为止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可观察而且由统计数据说明的事实。至此，在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行动偏离了这个主要方向。”（科尔奈）但事实真的是这样么，可以这样说，国家利益的存在，人类资源的有限等等，都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社会主义的强大，在他们的眼中，社会主义的强大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将被剥夺，他们生活的品质就要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就不会消失，而所谓的人类和解也就无法实现。
所有知识论的妄想就是：用理性自觉来获得共识。但理性的演绎促使人们讨论的是由现实而上升为理性抽象的东西，这种东西里人们只能谈相互能够接受并可以谈的问题，在生活中有些东西恰恰是不能谈的。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何不愿意首先进行减排？为何要与发展中国家制定同一个标准？且不说为了理性的回答一个抽象发展的问题，事实上看很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制造的大量商品出口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结构性的问题更加突显，即借助于高能耗与污染性产业和资本的跨国转移，环境公害或排放负担以更加普遍化模式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何在发展与均衡中落实，也就是说，因理性而产生的所谓“接受问题”必然要在纯粹理性之上的现实政治层面展开。国际“碳政治”首先应该是一种“正义政治”或“希望政治”——以更加公平与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的环境与发展挑战。（参见陈俊）异乎寻常地使用理性来替代对于现实价值问题的诉求，是逻辑陷阱替代政治陷阱乃至利益陷阱的阴谋。至于，用对话的方式来破解阴谋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我们都需要完成所有的理性“运算”才能实现对于问题的解决。
只要我们还是理性的，并身处利益的漩涡之中，那么所有的政治生活，这种以实现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都必然地从根本上影响每一个人。在其所约定俗成的实施办法中，用一切基于理性范围内的合理手段，都有可能成为理性的陷阱而不断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上演无数“好戏”。
所谓世界一体化就是在资本操控下的一体化，是各种一体化要素之间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博弈。现代文明以科技为基础，以软实力为手段的霸权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息对其反对势力和其价值观念有悖的势力的攻击和诋毁。对此，《共产党宣言》早就做了深刻的揭示。第一，“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第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第三，“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包括文化的集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7页）这表明，所谓的“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要团结起来”、“有一个普世价值”等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而已。其背后所隐藏的并不是简单的“博爱”与“自由”，而只是一个巨大的幌子。
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阐释中指出：世界文明总以前进为唯一总方向，人类任何条件和目的都将趋于这一总方向而形成一个总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恩格斯的结论是合理的。
列宁曾经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西方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不言而喻，每当我们以羡慕的眼光看到这种贡献而带来的巨大利益时，油然而生的“投机”心理总是想可否复制一下他们的理论而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时，纵然没有想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适用于西方的东西未必适用东方。有一个比喻：同为粮食，面包和馒头就总是适应不同人的胃。我们可以借鉴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势在必行的是要将其内化为我们自身能够消化的精神食粮，只有自身能够消化的东西，我们才能最终吃下去且有利于身体。如果不是这样，再好的东西不被我们消化，一切都是无用，而且很可能因不适应而葬送自己的老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所有理性陷阱、矛盾、逻辑阴谋的对话与冲突中，如何坚持当代中国自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选择将关系到国家存亡。一切不以国家存亡为根本目标的研究，在诸多花哨地保持这个那个性质的理论“诈骗”中，把如何科学地回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做只是简单的文化问题的认知，将最终葬送我们的事业。保持中华文化的特殊性，用智慧去凝聚所有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及其表征，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拥有者和传承者的我们所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每一个研究者面对这一历史使命和客观现实，都必须倍加感到紧迫。如何运用自己所学和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去服务于这个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不仅仅是一句责任的承担那样的简单。需要我们去剥离和分清种种干扰的理论，并建立自己强大而坚实的思想体系，应对各种理论假说的挑战，保持认识上、思想上、价值观上的坚定与正确。
切记：“哲学并不像密涅瓦对众神和众生现形那样，会在这个世界上自行出现。仅仅就它占据一个立场而言，它才是存在的，并且，仅仅就它在已被别人占据的世界的最中心夺取了一个立场而言，它才占有这个立场……它决定了——在战斗中、在这个作为哲学的战场上——某种哲学会站在哪一边的问题”。（阿尔都塞，第173页）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2003年：《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2]陈俊，2012年：《我们彼此亏欠什么：论全球气候正义》，载《哲学研究》第7期。
[3]葛兰西，2000年：《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科尔奈，2007年：《中东欧大转型：成功与失望》，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第3期。
[5]科塔克，2012年：《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周云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60年、1971年，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4年、1995年，人民出版社。
[9]莫兰，1999年：《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