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关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报告提纲在网上流传，报告不仅提出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并指出今后5-10年，是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关键时期。报告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许多网友为北大的理想喝彩，也有网友疑惑地问，“5-10年建成，成为一所伟大学校是砌墙吗？”那么，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伟大”和一般理解的“世界一流”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词义上来看，“世界一流”是个分级概念，就是把同一种类型的事物分成若干个级别：一流、二流、n流；要分级就需要对不同的个体进行比较，就需要标准和各种指标，就需要计算，多一分排在前面，少一分排在后面，非常清晰，所以“世界一流”几乎是若干标准和变量的聚合体，可以被比较，可以被测量。这也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目前理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由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规定的。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说的那样，“对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行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显然，与“世界一流”相比，“伟大”是一个更模糊也更具有精神气质的词语。“伟大”很难被测量，很难被比较和分级。它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用在大学上，“伟大”更多的不是指事功，而是指精神气质。总而言之，“一流”是标准，“伟大”在于品格。
在许多中国知识人的眼里，1919年的北大已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尽管她那时候年轻，只有21岁；规模小，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设备简陋，没有几个像样的实验室；更谈不上在教学科研上处于世界前沿。与同时代的欧美大学相比，她显然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她拥有特别的精神气质，她提出的“民主”“科学”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感召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大学。
与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相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在中国的名气并不那么大，在2016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被排在第28位，在她前面还有20所美国大学，但她或许比排在她前面的不少美国大学，都更称得上“伟大”。从1848年创建之日起，她就明确了州立大学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她提出的“威斯康星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美国大学形成了社会服务这一功能。
荷兰的特文特大学几乎缺乏成为一所好大学的所有条件，她20世纪60年代才成立，地处偏僻的乡村，经费缺乏，规模小，到现在学生也不过1万人。或许正是恶劣的环境赋予了她变革的意识，她用创新的理念运行大学，成了欧洲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与一些大型综合性大学相比，特文特大学的规模太小了，很难成为各类排行榜的宠儿，但没有人参观这所大学后，不认为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不仅是中国、美国、荷兰这样的国家，不少中小国家，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少伟大的大学。这些大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就具体成就而言，她们一般都能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中的一项或两项：或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和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或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发展、模式创新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她们的贡献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她们一般都有着超越性的理想，并能以一种纯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践行理想。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理想主义照耀的产物。她们有的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却不会因为任何其他诱惑背离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大学，可以是目前大学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可以不是，但在人们的心中，她们就是伟大的大学。
现在，我国高校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建设排行榜意义上的一流大学，认为它是各种定量指标堆砌的产物。事实上，各大排行榜使用的一些主要指标，比如教师学生规模、顶级刊物、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引用率、论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量化指标。什么东西只要一经量化，基本上就可以购买，就像氧气和水。自然界的氧气和水是免费的，也是无价的，但一经装到瓶子里，就被量化，就可以购买。学术也是如此，一旦变成GDP，被量化，就可以被购买。上述指标，都可以通过花钱引进科学家、培养发文专业户来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排行榜上的一流确实是可以像砌墙一样砌起来，只要你肯花成本。
但是“伟大”不行，“伟大”没有办法量化，没有办法购买，所以也没有办法靠堆砌而成。“排行榜上的一流”可以使用现代的营销手段，“伟大”只能靠口碑。“排行榜上的一流”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标准和脚步，迎合各类的排行榜；“伟大”却绝不跟风随同，有时甚至要逆势而行；“排行榜上的一流”往往是繁华的，而伟大的大学有时却要忍受寂寞；因为是按照一定的指标评价，“排行榜上的一流”常常是标准化的，属于同一种模式和类型，但伟大不同，伟大的大学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总是有着自己的特色。
“伟大”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抱负和人类良知，只能靠涵养而成。涵养和建设不同的是，涵养没法规划，没法设立阶段性目标和各种推进工程。涵养是让一所大学处于一种像树一样的自然生长状态，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她就会自由地生长。
片面追逐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
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崇尚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通过对一些学术卓越大学的共同点进行揭示，来为其他大学提供标杆和学习的典型，对推进人类社会高等教育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际情况是，当今世界对“世界一流”的追逐已陷入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的片面追逐，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正在吞噬“伟大的大学”。
在评价“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这些排行榜对大学甚至对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影响都是巨大的，带来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调整和合并。以法国为例。在200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法国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跻身前50，这对素来为传统骄傲的法国高等教育界是当头一棒。为了在这类排行上获得更好的成绩，法国政府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建立高等教育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也就是法国在研究世界大学排名后，发现大学规模小、专门化程度高是个很大的劣势，因而以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的方式对原有的一些教学科研机构进行整合。研究集群/联合大学之间的合作有的密切有的松散，但有个要求是一致的，就是各成员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文章都要加上研究集群/联合大学的名义。从2007年推动以来，到2013年法国已经成立了23个这样的联合体。最有名的包括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化学学院、居里研究院、巴黎多芬大学、巴黎天文台等十家机构组成的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合大学。排行榜的威力如此巨大，真是让人不胜唏嘘。这样整合后的排名增长，不知与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实际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排行榜对中国不少大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大学在学科建设上，自觉地以此为指挥棒。对那些具有“排行榜生产力”、有利于提高自己名次的学科高度重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罔顾自己的学科传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一些不具有“排行榜生产力”的基础学科和小学科常常受到冷遇。在人才评价与考核上，也是如此，一些大学片面重视科研发表和论文的引用率，许多教师也因此沦落为“排行榜生产力”的“包身工”，不再能享受到教书育人的乐趣。在最近《光明日报》发表的《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一文中，作者认为“全球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体系极大地狭隘化了大学的传统使命，绑架了院校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粗暴地掀起了知识量产、校际攀比，甚至国际竞争运动”，因而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直接导致了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边缘化。
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片面追逐，在相当程度上催化了大学校园里的浮躁。我们在对如何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主题进行访谈时，不少学者对当前中国一些高校的环境和学风表示忧虑。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面临的思想生产条件应该是晚清以来最好的，但是人的心态的浮躁程度好像是晚清以来最差的。精神状态和物质满足好像成为一种矛盾。”以这样的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容易就离“伟大”越来越远。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具有高水平高等教育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一个知识时代，应该也有能力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切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在历次的重点建设和去年的“两个一流”建设文件上，都反复强调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强调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就是指我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有学术生产力，又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文化进步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有自己品格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有着自己的高格调和精神气质，而不是成为被各种排行榜绑架的缺乏灵魂的指标堆砌物。
所以，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在各项学术指标上有着卓越表现的大学，而且是同时善于涵养“伟大品格”的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她们有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粹的学术抱负；她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更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人类良知的捍卫者。她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各类排行榜上的座上客，而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丰碑。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