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篇科幻小说构建的北京分为三层空间，分别居住着底层工人、中产白领、管理者三个阶层；不同空间按不同比例分配着48小时的周期。这个创意源自作者的日常所见；她曾租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感受不同阶层的生活形态和他们的人情悲暖，似乎觉得北京就是几个不同空间折叠起来的。不过，并不只是科幻中的北京才处于这种折叠的状态中。在现实的中国，限制性的户籍政策，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控制其实就在折叠着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强化了空间隔离，并加剧阶层分化。
中国城乡和地域差距
无论是根据基尼系数还是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比，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排在世界前列，不仅高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高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从1952年有数据起，中国城乡的收入比在1.82到3.2之间，而印度介于1.25到1.72；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平均是印度的1.66倍，甚至中国这些年的最低值1.82也要高于印度的最高值1.72。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是农村的2.73倍，这种差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只是东部略好于西部。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不同地域之间。根据各地年度统计公报，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5个省市区依次为：上海49867元、北京48458元、浙江35537元、天津34101元、江苏29539元，全部位于东部，其中第1、第2、第4位都是直辖市。而最低的5个省市区依次为：西藏12254元、贵州13696.61元、甘肃14205.31、新疆15097元、云南15223元，全部位于西部，其中两个为少数民族自治区。
这些数据表明，东西部收入差距巨大。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西藏4.07倍；就省份比较，最高的浙江是最低的贵州的2.59倍。从人均GDP来看，东部3个直辖市约合1.6万到1.8万美元，达到联合国高收入国家标准，放在全球约200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名上，列50位以内，而西部最低的3个省份约合4200到4800多美元，刚达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在全球排在100到120位左右。
东西部的收入差距可部分归因于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在收入最高的5个省市中，3个直辖市的城镇人口比例都超过80%，浙江和江苏也分别达到65.8%和66.5%；而最低的5个省区的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西藏27.74%、贵州42.01%、甘肃43.19%、新疆46.07、云南43.3%。如果贵州的城镇人口比达到浙江的水平，那两地的收入比将从2.59倍降为1.94倍。
发达国家的城乡和地域之间也有差距。比如，2012年，美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值约为城市家庭的78%，尽管这个比值与中国的数据并不直接可比，但它所反映的美国城乡收入差距要明显小于中国。 从2010到2014年，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3个州分别为哥伦比亚特区45877美元、康涅迪克州39373美元、新泽西州37288美元；最低的3个州分别为密西西比州21036美元、西弗吉尼亚州22714美元、阿肯色州22883美元。最高的哥伦比亚特区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2.18倍，不算作为首都的哥伦比亚特区，最高的康涅迪克州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1.87倍。地域差距明显小于中国。
户籍限制是城乡和地域差距的重要原因
由于受到族裔鸿沟及福利政策较保守的影响，美国的贫富差距要大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无论在基尼系数、城乡差距还是地域差距上，美国都要明显小于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反差，是因为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对迁徙的人为阻隔，因而人口可以在城乡和各地之间自由流动。昨天中部堪萨斯乡村小镇上的园艺师，也许今天就能成为在纽约的白领，而明天又可能去佛罗里达享受退休生活；只要自己愿意，他随时都能回到城市或者乡村，也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这种高度的流动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如果一个地方收入太低，劳动人口就会离开，直到当地劳动力价格因为劳动力短缺上升到可比的水平。
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不只是发达国家的特征，而是世界各国包括以前中国的常态。去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选择，政府的职责只是按合理的预测来规划和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在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人口也可以自由迁徙；一个来自波兰农村的年轻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巴黎工作和生活，并享有与当地人相同的就业、居住以及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相比而言，中国大陆各省市区虽然都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中国人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内部差异性很小，但却不能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一个河北农民在北京工作一辈子也可能无法获得北京户籍，甚至他的孩子都不能在北京正常上学。这种隔离正是折叠中国的最大人为因素。
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和地域之间的差距。中共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专注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农村建设、村村通、新农保等一系列倾斜性政策更是在扶助农村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区域平衡的促进更是不遗余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举措，相应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不计其数。然而，中国的城乡和地域之间的差距，纵向来看几十年里几乎没有缩小，横向来看不仅大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要大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在我们看来，限制性的户籍政策是导致这个后果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中，人口随着经济机会而流动，其动力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动自然会造成经济机会和效率的损失。经脉畅通才能健康，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比起财和物，人是更核心的要素，因此人的自由迁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为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食品等基础性的开支占消费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也意味着农业占整体GDP的比例会持续萎缩。因此，要让农业领域的人均收入赶上全社会的步伐，就必须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同时让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自然减少。否则，大量的劳动人口局限在农业上来分享相对占比日益萎缩的馅饼，他们的相对收入只会越来越低。
因此，真正的出路是顺其自然，让农村人口从农业中自然转移出来。实际上，这一变化早已发生；目前农村年轻人口已经很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大都转移到了其他行业。不过，除非在东南沿海及部分平原的人口稠密地区，一般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和服务业所需的集聚效应。这也是为何过去几十年来大量的年轻人去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打工。遗憾的是，严重滞后的户籍政策是在阻滞而非顺应这种变化。
至于区域扶持政策，其效果也乏善可陈。虽然很多项目提升了接收地区的基础设施，但在人口密度不大，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这些项目投资收益也相对较低。特别是，受到东北振兴战略支持的东北三省，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低迷的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东北灾难性的人口形势。东北的生育率在全国垫底，长期处于1.0左右的水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区域在如此长的时间处在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下。 在东北面临雪崩式人口坍缩的前景下，对东北的硬件投资大部分将血本无回，真正有意义的或许是实施强力的托育政策。如果能成功提升生育率并将其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二十年后的东北或许还有转机。
城市化不充分的各种后果
限制性的户籍政策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有56.1%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这个比例低于朝鲜，甚至低于韩国在1970年代末的水平和高收入国家在196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人均GDP与中国上下差距在2000美元以内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普遍超过70%，而高收入国家目前达到81.1%。
而且，中国数据中的城镇人口指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很大比例为外地户籍，在一线城市尤其如此。比如，2014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中外地户籍的比例38.1%、上海为41.1%、广州为35.6%、深圳为69.2%。由于不少权利和福利只有本地户籍者才享有，外地户籍者虽然在当地常住，但并不是完整意义的市民，而这种区隔在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低。
人是跟着工作机会走的，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挡人口迁徙，但会让在当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户籍者生活在无奈和怨气之中。对更多人来说，户籍限制让很多人无法在职业、事业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长远规划，甚至有捞完钱就走的心态，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需的提振。目前，一线城市的年轻就业者中，外地户籍者已占一半，很难想象如此大比例的人永远是法律意义的“二等公民”会有什么后果，由此产生的愤懑长期累积只会消耗国家凝聚力。
近年严控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更是无数家庭的切肤之痛。比如，在北京工作的外地户籍者中很多人长期缴纳北京社保，孩子也一直在北京上学，与原籍已很少联系。但因控制人口而收紧的外地籍学生升学政策，却使得其中一些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原籍上学。
在取得当地户籍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无望的情况下，很多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只好把孩子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根据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目前有超过6000万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处于成长发育时期，却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呵护，在生活、学习、乃至安全上都面临更大的困境，未来也更难脱离贫困。
由于缺乏聚集效应，农村难以维持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尽管高考扩招以来，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已大幅提升，但他们就学的大学质量普遍不如城市孩子。在越好的大学中，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越低。据2013年7月15日《中国教育报》报道，近年来考入北大清华的农村大学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均低于30%。来自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这不利于阶层流动。
由于户籍与各种福利挂钩，加上从城市流向农村也受到限制，拥有大城市户籍者几乎不会改变户籍和居住地；这使得人口呈单向流动，让农村成为发展的漏斗盆。如果没有户籍区隔，人们在哪里居住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而非身份的象征和社会保障的差异；人们也不用担心一旦离开就无法回来；那些偏好安逸，不愿忍受拥堵和压力的人就可能去其他地方成家立业。这样的双向流动也有助于农业的集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某些条件不错的乡村地区也能兴盛起来，成为休养生息的地方。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一些有眼光、有创意、有精神、有能力的人沉淀下来，把农村当成自己真正的家，而非临时的落脚点。
无需担心放开户籍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尽管有这些亮点，但该文件依然延续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思路，对消除城乡和地域差距有害无益。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手段之一就是严厉的落户限制和将各种权益与户籍挂钩。
其实各大城市支持人口控制的理由都不成立。比如，水资源匮乏是北京用最常用的说辞。但如果这能成为理由，洛杉矶根本不应该存在。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上海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上海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
支持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另一个理由是担心出现像印度那种“贫民窟”。其实，城市的意义首先是为人提供工作和生活的集聚空间，满足家庭和个人的愿望和需求，而不只是成为形象的载体。对很多人来说，即便蜗居在自己简陋的棚屋里，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并保证他在附近上学，也可能要远好于将孩子留在家乡的大宅里成为留守儿童。况且，在东亚地区，“贫民窟”非常少见。这是因为东亚没有印度那种种姓制度遗留下来的阶层隔离，在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下，很容易走向融合。上海当年就有所谓“棚户区”“下只角”的说法，但出身于这些街区的孩子，仍然可以依靠学习、工作和通婚跟上整个城市发展的步伐，而不会成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阶层。
还有人担心，让更多的外地人获得大城市户口，会进一步恶化交通拥堵和入学难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因为人口过多，不如说是规划不足。比如，按2004年制定的规划，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 但只要跳出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口控制思想，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就知道这种规划完全脱离实际。实际上，城市越大，能源和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在特大城市修建地铁就比在较小城市有更高的收益回报。
大城市的入学难，更是源于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过去数十年来，虽然总人口持续增加，但北京却一直在缩减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数量和专任教师数量。从有数据的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下降到4.7万。从有数据的2003到 2012年，北京的初中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41所；专任初中教师从3.4万下降到2.0万。如果提前进行教育资源的规划和布局，中国一线城市的入学难问题不难得到缓解。
从整个国家来看，在一线城市增加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为未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投入产出比要比强迫农村孩子留在原籍就读高得多。城市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更多的年轻人口。目前来看，大城市长期的超低生育率导致少儿人口严重匮乏，而大批期待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由于户籍限制又无法在城市里健康成长。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会成为受害者。
实际上，人口越多的城市，其人均收入也越高，这体现了城市强大集聚效应。中国少数几个一二线城市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角逐之地，在这些地方的集聚效应是中国十几亿人口规模优势的体现。但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种集聚，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影响了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对中国经济提升极其不利。
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限制。这样做只是让当前状态正常化，会缓解而非引发社会矛盾。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已基本与工作地而非户籍所在地挂钩；基于户籍的某些限购措施是反市场的短期特殊政策，不应成为长期障碍；初等教育按家长居住地来实施本来就是演变的方向，而大学录取可从按学生的户籍地逐步过渡到按学习地进行，并最终实现全国一视同仁。
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下，改革措施只要设计得当，可确保当地人原有福利不降低。其实，当地人拥有先到优势，外来移民促进当地的创新和创业乃至经济发展，让当地人的条件水涨船高。因此，消除户籍区隔，让人口在城乡和地域之间自由迁徙，既是提升农村家庭的善举，更是造福城市自身的良政。简言之，要消除城乡和地域差距，真正重要的是让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按自己的意愿安居乐业，而不是被折叠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