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广益。因为我们做国际关系的人都喜欢说“强烈谴责”嘛，现在要强烈谴责一下广益和唐杰，他们没有提前告诉我圆桌会议这件事，我前天才知道。不过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是一直贯穿在我的脑海里的。我想就这本书，接着我上一个panel留出来的部分一起讲。
之前自己的文章介绍了日本当代政治文化中一个现象，即年轻人亚文化群体表现出的“保守”倾向。因为是年轻人亚文化，所以是边缘问题，但是边缘问题说不定也能帮助我们进入一些重要的东西：因为战后年轻人受教育的环境，按说应该是与“保守”完全相反的。但是仔细分析这些亚文化年轻人的保守话语，可能会发现他们支持自民党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喜欢”自民党，不如说是在“讨厌”大众媒体，“讨厌”知识分子，把这些都看作是“老年人”的“说教”。凡是NHK或者朝日新闻说的都不信，都要“讨厌”，把对战后进步话语的反叛当作是独立和自由的体现。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想一个有关文化政治的问题，就是反映战后进步的话语怎么就成了一种“说教”呢？
刚才的文章是针对年轻人本身来找答案，但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战后的这么一个政治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又有何局限性的问题。我想这里面存在着两个问题，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战后知识分子是否有一套文化政治、文化自觉的叙述。第二，知识分子是否为这套叙述自觉地创造出并发展了一套引发大众共鸣的形式。而当我们回看日本战后史的时候，这套东西可能是不充分的。换言之，日本的卓越的知识分子们其实对战前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深刻，这并不等于就形成一套自己的“文化政治”。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丸山真男，他对日本政治发展、为什么发动二战，为什么迅速崛起之后又失败、以及日本的未来都有极其杰出的思考。因为在二战中日本人是穷凶极恶嘛，坚持抵抗，让美国人受尽了损失。但美国人刚开始占领日本之后非常意外，发现日本人都极其温顺，极其人畜无害地拥抱了自己的战败。当时美国派了本尼迪克特他们去日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哇，日本人的政治心志像十二岁的小孩”，美国人非常高兴。丸山真男讽刺说，美国人完全是误读。你看日本人给你讲的所有事情，他们投降的宣言也好，日本天皇的《人间宣言》也好，都是乌贼想要逃跑时射出的墨汁。
丸山真男是看到了日本和战前世界秩序的实质的，包括日本战前为什么没有市民社会，为什么会进入战争的问题。不仅如此，当一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后想通过一些西方式的、欧洲式的市民社会来拯救日本的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丸山真男也认为这些市民社会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战后关于市民社会的尝试现在遇到很多困难。而这样的丸山和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在60到70年代遇到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一方面保守政府挑战和平宪法和市民社会，这当然与他们的知识和理想相悖，但政府却主导秩序与发展；但另一方面，战后受到进步知识教育的年轻人挑战保守政府，使用的却是制造混乱的方式。70年代“全共斗”的年轻人占领了东大，冲击了丸山真男的研究室。丸山真男非常愤怒，就说了一句话：“连军国主义政府都不会这么做”。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做出的抉择。
举前面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种文化政治自觉的困境，连丸山这样伟大的人恐怕都难以避免。众所周知，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的状态是比较扭曲的。日本迅速确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形式，但这个国家形式所赖以确立的宪法是美国加给它的，而且这个宪法老实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宪法，充满了关于世界的理想主义，想的是我们要怎么去消灭战争。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把日本作为一个世界发展新道路的试验场。但很快，50年代就进入了冷战。这种理想主义已经失去了世界的根基，此外日本政府也马上就变成了自民党主导的保守政治，因此也相应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根基，也没有日本历史的根基。这就给知识分子提出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要去捍卫进步，要去反对日本战前的统治方式，要去维护和平宪法的框架。然而你要去说明它、证明它，但现实政治是不支持你的。如果现实政治不是自民党的保守统治，而是一个真正新的革命政府，也许能创造出来新的文化政治的时代。但是缺少这个现实基础，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的进步主张就变成了说教，变成对现实政治的被动批评，他们只能这么做。
而且，也因为战争本身的复杂程度和它的社会化，日本一切有道德有良知的思想者很难客观深入地去分析战争，因为一讲就可能把在战后善良的、渴望进步的大众卷入进来，只能把战争当做外在的物抛弃掉。这样的省略又恰恰因为他们有良知、有道德，他们是善良的人。反而是那些可能不那么温柔的人，我们常讲的“右翼”，因为可以无所畏地去讨论“过去”，于是就可以从日本的历史、日本的发展中去提取一些东西，去阐述出一种关于日本民族的文化政治的叙述。这就是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反华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被很狡猾地隐藏起来了。
很多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这种政治环境，一开始就只能站在被动一个批判的立场。批判立场在传统的“保守”政治的行为面前是有效的，比如政府跟美国签《美日安保条约》，要求美国对中国扔原子弹，这种一看就很反人类的政策，批判是有效的。但是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样子，我们中国人看到它在地区制造问题，在国内用什么秘密保护法啊、新安保体制啊侵蚀国民权利，但是在新保守主义的文化话语下，这是“美丽日本”理想，是“心的问题”，是宣扬我们要个人的自由，宣扬日本的革新，回归正常，适应世界。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去批判。因为你没有一套建立在日本历史基础上、与日本的文化、日本政治发展的根基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把它给抛弃了，但这恰恰这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是很高尚的人。
但更纠结的是，国家的自觉其实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日本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也是高度具有批判性的学者。有趣的是，聊天聊到天皇的时候口气都是极度的尊敬，学日语的朋友们知道日语的敬语绕来绕去的，但是他们在谈天皇时会用上所有的敬语，像“天皇陛下他老人家”那样。这种自觉潜藏在里面，但是没有办法表达，这就形成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一种矛盾。反而是那些右翼的，无所谓的人，去建立了这样一套独立完整的叙述。这套叙述我认为是有极大的问题，但它却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所以就导致了日本今天政治的很大问题。这就是我想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谈的问题。
张旭东：我本来不应该插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借潘妮妮回应唐杰（哲学博士，重大高研院讲师）对我为什么不用“伦理实体”而要用“文化政治”的质疑，我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知我者唐杰也”，讲得非常对，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不能用“伦理实体”这个词。妮妮给出了答案，日本就是典型的伦理实体，只要抽掉政治，日本是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日本人是作为日本人而活着，樱花啊玉碎啊等等。这个问题在哪儿呢？
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妮妮提的丸山真男固然很了不起，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日本知识分子就是竹内好，他们共同有一个很大的敌人，但他们都还是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想讲的是一个日本自然主义的问题，或者叫日本的浪漫派，日本人的浪漫想象是把人的伦理世界理解为一种自然，像是在动物世界的意义上作为某一种生命群落活着，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拒绝历史。但中国一直是在世界历史的大浪潮中活着，即使落后，也是历史中的。竹内好说中国和日本相比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中国再失败，是在历史中、在自己的命运中失败，日本再成功，是放弃抵抗、放弃主体性，没有历史的。最后他说日本什么都有了，但什么都不是。中国什么都没有，但可能有一切。因为中国有革命、有人民，有这些基本范畴。在日本的政治学、政治哲学里，这些基本范畴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这是日本左翼最焦虑的地方，这也是美国的日本研究界最没办法的地方。因为总是会碰到日本自然主义，你拿什么民族主义之类的讲都打不到实处。这种日本自然主义和中国的问题非常不同。这就是伦理实体和文化政治在概念上需要保持距离的地方。虽然在你的描述上都非常准确，但我还是觉得要对那个仅仅作为伦理实体的政治离开半步，留有一些文化政治上的空间。
注：
本文系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经略》联合主办的“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专场之一——张旭东教授《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讨论会上的一篇发言，作者潘妮妮从对日本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分析出发，阐述了“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张旭东教授随后也做了简短回应，观察者网获授权一并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