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些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并经历了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的转变。
对于读经，人们尤其是家长有多少期待又有多少误解？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优秀文化？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平。
倒逼搞好传统文化教育
解放新论：我国古代有读经的传统。古人读经通常读哪些书？又是如何读的？是否像现在有些读经学堂那样，居于深山，每天背诵十小时？
陈卫平：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专指儒家几部古老的典籍。先秦时期，“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到汉代只有“五经”，《乐》经散失了，以后又增至“十三经”，包括《孝经》《尔雅》《孟子》等。人们通常以“四书五经”来概称儒家经典，指的是汉代的五经加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
现在的读经学堂，有点类似传统的私塾。而古代讲习儒家经典，主要是在书院进行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反对“务记览”；王阳明在书院中培养的学风，使学生感到“无厌苦之患，有自得之美”。了解这些就可以发现，现在一些读经学堂承继了传统中不好的一面，如死记硬背甚至动用棍棒，这应当予以指出。
解放新论：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体制教育”，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项很大胆的决定。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择读经这条求学路？
陈卫平：一些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读经学堂，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学校教育的不适应、不满意。这种不适应和不满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有缺失。不要说中小学生，即便一些大学文科专业的人，从课堂上接收到传统文化知识也非常匮乏。这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直接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能力。
这是70后、80后家长的基本写照。当他们觉得需要给孩子传统文化教育时，很容易求助于社会上的读经学堂。就此而言，读经学堂的存在，不失为对我们学校如何搞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倒逼”。
不过，根据一己认知和判断，让孩子离开“体制教育”、到读经学堂求学，也说明一些家长在遵守义务教育法方面的“无知”。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防范和引导方法，使相关家长改弦易辙，值得各界深入探讨。
读经方法应该循序渐进
解放新论：那么，如何总结这场少年读经实验的得与失？
陈卫平：如果从吸取教训的意义上看，可以说有所得。宏观一点来看，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弘扬传统文化绝不是复古读经；微观一点来说，就是让人们看到少年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直接研读整本经典是不合适的。在这方面，古人是非常强调由浅而深、登堂入室之“序”的。
今天如何做到循序渐进，需要认真研究。上世纪30年代，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提出中小学读经的议案。胡适认为不可行，其中有一个理由很简单却有说服力，这就是“古代经书的难读”。要把这些经典真正搞明白，即便对专家学者来说，也是很费力气的。比如，博学如王国维，也不能不承认“以弟之愚暗，于《书》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
这也就是说，讲解经典的老师都没有可能把经典搞得很清楚，怎能指望中小学生通过他们的讲解就弄明白呢？所以，胡适指出，即便中小学课本中选读古经传，也必须限于学者公认为可解的部分，而不要选“一流学者认为不易解的部分”。由此可见，在中小学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古人典籍哪些部分适合选入教材，应当再三斟酌。
塑造为人处世的价值观
解放新论：近年来，中小学都加强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对此，你怎么看？
陈卫平：就青少年而言，阅读一些古代经典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知晓本民族的历史和思想，而且有助于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例如，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长期受儒家经典熏陶、浸润的结果。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是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
教育部对于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出台了指导性意见。当前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从学校教育来讲，首要解决的是师资从何而来的问题。前面说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是综合性的，而如今师范大学的教学基本上是分科性的。即便至今，似乎也还没有听说有哪所师范大学在学科设置上有所调整。这值得引起重视。
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家长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传统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是起步于家庭教育的。孔子对他儿子的教育，是“不知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学礼，就不知道做人的规矩；不学《诗经》，就不可能语言得体。所以，古人有文化传承的家庭，门口往往写有“诗礼传家”这样的字样。
当然，今人不可能完全照搬古人做法。但有文化涵养、品德修养的君子多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道理。相对而言，现在我们的家教更多指课外的、沉重的知识补习。而古人通过家教，把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同时又具有生活中的亲情和温情，而不是枯燥无味的教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体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