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日报》9日头版头条刊登的 “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形势评价的访谈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文章以《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为题，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宏观调控怎么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推、预期管理怎么办、经济风险怎么防，这五大问题。这是人民日报继2015年5月25日刊文《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2016年1月4刊文《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后第三次报道关于“权威人士”的访谈。
但此次报道引发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前两次，并且直接作用于市场，A股下挫，期货市场部分黑色金属暴跌，股市期市同时遭遇“黑色星期一”。这一市场反应部分是因为“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将会长期持续L型走势的判断给注重预期的股市以一定打击，也因为权威人士对于过度投资和过度信贷刺激经济的批判，点燃市场对中国目前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是否要开始转向的担忧。而最引起笔者关注的是，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与现行政策乃至部分高层之前的发言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甚至可以说否定了近期的一些政策倾向，这是否体现了上层决策者不同意见的公开化?
首先，笔者梳理了三大不同政策倾向：
不同点一：对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
权威人士：“总的看，今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平稳。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有些亮点还好于预期。但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因此，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然而，不可否认，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然而，3月20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季度将能够实现‘开门红’，今年攻坚克难，可能明年就海阔天空”。随后，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看，可以说中国一季度经济实现了‘开门红’，6个升体现了经济向好发展的积极变化。”
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以及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都用到了“开门红”一词，而权威人士却明确表示“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非常不同于国务院和发改委对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
权威人士：“如果我们还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场就会担心迟疑、无所适从”;“在现实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退一步’为了‘进两步’;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
对刺激政策拉动经济的否定与之前领导人的发言有一致地方，但侧重点不同。李克强总理在3月15日会见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提到，“我多次说过，在新常态下，我们会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如果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收入等，逼近合理区间的下限，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与稳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来稳定市场的当前信心。我们这几年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可以说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而此前，李克强总理在2月29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表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会更加有力。”
此外，对刺激政策拉动经济的否定与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在1-2月经济指标普遍疲软的情况下，3月经济指回暖，其中，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大幅反弹，新增贷款十分强劲以及M2增速高于13%目标等都显示本轮经济复苏与政府前期政策放松联系紧密。特别是作为第一季度反弹主要支撑的房地产，很大程度受益于前期央行降准降息，契税调整，房贷首付比例下降以及公积金政策调整等多项利好因素。
不同点三：对僵尸企业的态度
权威人士：“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一些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亏损加大，拖欠的工资增多，银行很痛苦，职工也很痛苦，而且越拖越痛苦。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对这些企业进行‘清盘’”;“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
权威人士在文中八次提及“僵尸企业”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对产能过剩行业出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要比其他高层更加强硬。又如其对债转股的看法也偏向负面。1999年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9年第6期)上首次发表了《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今年又再次提出，4月15日周小川行长首次披露债转股细节，强调“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大型企业借贷比较多，杠杆率自然也比较高。而这些大企业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page]
其实，去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政策讨论也存在比较大争议。今年以来更是出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如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上升，但民间投资增速几乎腰斩;宽松货币政策下，债券违约与取消发行频频出现;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三去”任务中，去杠杆变成了债转股，去产能又强调企业不破产保就业，去库存也演变成一二线高房价。
归根结底，种种现象的背后是政策取向的不同，“保增长缓改革”还是“改革优先，长痛不如短痛”?原本在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中，笔者感觉政府已经有了倾向性的态度，即在改革落实当中，稳增长与保就业仍然位居首位，而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去产能与去杠杆重要性降低。正如习近平考察安徽小岗村，在表明改革决心不动摇，又提到对就业的关切，适度扩大总需求，便意味着短期内稳增长要义。
而人民日报关于权威人士的报道又使得逐渐明晰的倾向性出现不确定性，即到底改革优先还是稳增长优先?对此，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这个问题很重要，但被权威人士回避了。这其实是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协调与博弈问题，保增长是短期目标，促改革是长期目标。有观点认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可以同时达成。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有些过于理想主义，要改革就必有代价和阵痛——工厂关闭无疑会给工业生产，就业，消费带来短期冲击，去杠杆势必会造成短期流动性紧缩和资金短缺，打破刚性兑付让债券违约自然会引发资金市场成本上升国际投资者暂时失去信心，突然戳破泡沫则会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如果改革当先，短期目标让位于长期目标，就有不保6.5%经济增长，无法达成2020年GDP翻一番这一目标的可能性。
第二，即使在放弃6.5%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坚守“保证劳动市场稳定”和“防范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也绝非易事，即使要维持L型增长也并非易事。
关于“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的描述也容易产生疑问，速度跌不到哪去指的具体是多少?而没有政策托底也不会硬着陆的判断依据也没有提及。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复杂且关键的时期，国内面对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三期叠加”下问题和矛盾交织的状况，中国自身经济增长在“下台阶”，从14%?到10%到去年的6.9%，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经济的任务仍然较重。而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全球经济低迷不振，IMF今年已下调一次世界经济成长预测，下调一次东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增长预测。全球主要央行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亦推迟加息，但疲软的世界经济并没有显著的抬头迹象。尤其是美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让防范金融危机愈发考验决策层的智慧与经验。
第三，供给侧改革如何改，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如何把握?改革中如果出现了困难，是否可以挺得过去?放缓的中国经济是是否可以承受改革所带来的阵痛?
其实，去年年底笔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揭示三大难点》文章中，提到了五大经济任务虽然谈起来振奋人心，但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在实施中多目标难免存在矛盾。如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如何又能保6.5%以上的增长? 另外，去产能与去杠杆的关键也在于国企改革，到底是做大做强做优，还是引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最需要坚守的底线是“保证劳动市场稳定”和“杜绝发生金融危机”，而稳增长与调结构在尽可能协调推进的同时，也不得不在政策目标的选择上有所轻重，有所取舍。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之下，预期管理显得尤为关键，经济决策层统一定调，释放连续一致的政策信号，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