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的“中欧廉政智库高端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从管制的角度阐述了反腐败政策。聂辉华教授的主要观点基于他与合作者的两篇文章。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腐败破坏了产权、阻碍了技术创新、增加了交易费用，并且扭曲了人才配置（Jain，2001）。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观点更是深信不疑，他们还认为，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和信任。按照这个观点，各国政府都应该大规模地反腐败。并且，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在政府发动反腐败运动之后，经济增长应该更快。然而，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却是相反的。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闭幕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发动了一场建国以来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这场反腐败运动力度大、范围广、时间久。目前这场反腐败运动已经持续了3年多，而且还没有停止甚或减弱的迹象。尽管历届新任最高领导人上台之后都会提出“反腐倡廉”的口号，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如此成效。我们统计了2000-2015年每年政府查处的副厅级以上涉嫌腐败官员的数量（图1）（Nie and Li，2016）。从图1可以看出，2014、2015年查处的腐败官员数量比前十年（2000-2010年）的总和还多。毫无疑问，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采取了铁腕手段来打击腐败。
图1 中国2000-2015年查处的副厅级以上贪官数量
然而，反腐败目前还没有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反腐败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是负相关的。我们收集了2011-2014年各省的经济增长和反腐败数据。我们以各省每年GDP的增长率来度量经济增长，以各省当年查处的副厅级以上贪官度量反腐败力度，然后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反腐败力度是负相关的。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那么反腐败为什么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悖论”。
二、观点
经济学家对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有趣的解释。他们认为，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腐败会增加官员收入，从而提高官员的激励（Leff，1964）；或者腐败可以帮助企业绕开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从而增加总产出（Lui，1985）。因此，反腐败会减少官员的收入，从而降低他们的努力水平，最终降低经济增长（Aidt，2003）。
我们的观点与管制有关，但是明显不同。按照上述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如果要促进经济增长，似乎应该保持无效率的管制，这样在增加官员收入的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最优反腐败政策应该与管制政策匹配，同时还必须考虑政府从国有企业获得的收益。
具体来说，我们的观点如下（聂辉华和李琛，2016）。第一，在满足政府预算平衡的前提下，在反腐败的同时去除无效率的管制是最优的反腐败政策，这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给定存在无效率的管制，如果腐败成本较低且就业压力较大，反腐败还不如不反腐败。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中国反腐败运动之所以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仅仅反腐败而没有去除管制，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政策。这一政策一方面压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成长，但总体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下行阶段，就业压力非常大，最优的反腐败政策应该是同时反腐败和去管制。这样，反腐败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举例来说。众所周知，中国的银行业存在严格的进入管制和信贷管制。对于没有政治背景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很难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反腐败政策，那么民营企业就可以通过贿赂银行经理或政府官员获得贷款，从而提供社会总产出和就业人数。反之，如果政府只是严厉打击民营企业的行贿行为，但并不放松信贷管制，则民营企业的产出和社会总产出、就业人数都会下降。此时，“治标”的反腐败政策还不如不反腐败。当然，如果政府完全取消信贷管制，民营企业会大量扩张，虽然会导致国企的市场份额下降，但长远来看民企增加的好处会超过国企遭受的损失，最终经济会更快增长。
三、结论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对于反腐败运动带来的经济结果却很少受到关注，人们更多地关系其政治和社会效应。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不去除无效率的产业管制，那么仅仅反对腐败可能导致更低的产量和就业人数，还不如不反腐败。最优的反腐败政策，是同时推进反腐败和去除管制。我们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2012年底开始发动的猛烈的反腐败运动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没有与去管制政策匹配。我们的结论暗示，如果就业压力很大，或者民企的效率足够高，那么政府就更愿意去除管制，最终采取“治本”的反腐败政策，这样就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反之则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