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开庭，在办公室也穿着法袍。他认为：“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可见，法官不理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谦虚，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拥有公共的力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官也能够免于政治的干预，而确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国王”位置。
可惜的是，学者没有这样的学袍。学者在学术的王国里，也许可以说是自己的“国王”。在一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会让人感觉到有自然而然的权力，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生态。在这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国王，在现实中就会被看成是“哲学王”，被认为对政治有着实际的影响，乃至威胁。伊曼努尔·康德就是一个例子。
康德是古典时代德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他的生活单调乏味，经历简单，但他的思想却异常丰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有关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言论，以及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却让国王很不高兴。于是宗教与司法部长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了封申斥信寄送给康德，信中写道：
“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转引自梁志学《当康德遭遇国王警告》，《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
康德给国王写了回信，说自己没有违背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不过，康德知道，在国王面前，学术不是借口，也不能是挡箭牌，于是他在信里发誓：“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不过，康德很幸运，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去世了。康德认为国王去世了，国王对他的禁令也随之失效了，就又开始公开讨论宗教问题。
和布雷耶大法官相比，康德是不幸的，虽然贵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却因为没有“学袍”，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其言论自由权也很容易受到国王及其大臣的干预和限制。不过他也是很幸运的，比国王活得长，在有生之年终于又可以不受对国王的誓言的限制，重新捡回言论自由权，再次公开讨论当时很热门的宗教问题。
和康德相比，还有更不幸的。那就是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是著名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从亚历山大13岁开始就教他。不过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政见不合，亚里士多德于是离开亚历山大，回到雅典教书，写作，写了很多书。亚历山大没有强留亚里士多德，还给亚里士多德很多资金，资助其老师做研究。据说国家设立社科基金资助学者研究，就是从这里首开先河的。
亚历山大大帝有生之年没有给亚里士多德带来麻烦，但他死后，亚里士多德却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雅典人因为痛恨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外逃避难，一年之后在逃亡的途中得病而死。亚里士多德没有受害于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却因与专制君主的师生关系而被民主的雅典所害。与康德比，他不是受其思想所累，而是受其政治关系所害。亚里士多德是大学者，不过是当了亚历山大的老师，并接受了亚历山大的资助，他的思想却是自由的。但他因政治关系而受害，而且是民主的害，这显然和后世的托克维尔所讲的多数人的暴政是有关系的。这说明，没有学袍，即使不受国王的害，也会受民主的害。
受民主暴政之害最深的学者，还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古希腊的另外一个学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思想家，却被人认为对年轻人有毒害。雅典的法庭用票决法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处死刑。苏格拉底认为这一判决是不公正的，他本来有机会逃跑，却没有逃跑，因为他认为如果逃跑了就意味着破坏了雅典的法制。于是他饮毒汁而死，享年70岁。不过苏格拉底即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逃跑了，因年事已高，也许没跑出多远就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后人大为苏格拉底没有逃跑而惋惜，其实逃与不逃，又有啥区别呢？
不过，逃与不逃，对中国古代的学者孔子，却大有区别。他在战国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很多国家都很看重他。鲁国国王一看孔子那么吃香，肥水不流外人田，也重用起孔子来。孔子当了官后急于改革，得罪了实力派，被迫离开鲁国去流浪。他带了学生，流亡到卫国，卫国的美丽妃子南子名声不好，但很喜欢孔子，很敬重孔子的学问，但孔子看到了卫国政治的风险，很快离开了卫国。后来他走来走去，到过很多国家，也同样遇到了各种政治风险。在外游历14年后，受鲁国国君邀请，终于回到家乡，从此被敬为大师，但没有任官职。孔子此后专心教育，不问政治，遂成一代宗师，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后来还被历代帝王封为“素王“”。可见，专心学术，少掺和政治，乃学者的学袍。
现代学者总体上来说没有古代学者来得风光。古代学者动不动就有国王写信来，动不动就有国王给资助，和国王对谈，现代学者往往是依靠写作来与政治家对话，当然大部分时间是与自己的笔对话，或者与学生对话。古代学者寥寥无几，现代学者成千上万。在扩展的市场秩序和扩展的国家公共服务秩序中，学者和千千万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一样，只是脑力劳动者而已。
不过，现代学者“哲学王”的贵气依然存在，就如大英帝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在其著名的《通论》结尾处所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 25 岁或 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学者的贵气也许是学者的狂妄，不过统治者感受到的思想的危险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是危险的，思想家自然也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思想家是危险的，这是对政治家来说的。对政治家来说危险的思想和思想家，参与政治也会变得危险，而这是对思想或者思想家来说的。这对于学者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妙。因为政治家可是动刀动枪的，学者只是动动口、动动笔，口诛笔伐只是比喻，真刀真枪杀将过来，学者如果不俯首称臣，立马一命归西。
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心灵秩序。在这里，喜欢学术的人，给自己穿上学袍；喜欢正义的人，给自己穿上法袍。在这个时候，喜欢权力的人，会穿上龙袍。在这里，学术的秩序、正义的秩序和权力的秩序，互不干扰，相互尊重，似乎是大家的理想。当然，这显然不是现实的，因为学术、正义和权力，都具有内在的傲慢。权力，显然是扩张性的。如果思想家主动穿上学袍呢？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袍子里，让凯撒的归凯撒，让思想归象牙塔呢？或许我们应该希望学者能够穿上学袍，就像布雷耶法官穿上法袍那样，给自己一个不干预政治的证明，然后给自己的学术赢得一片天地，至少有一个塔，在哪里可以慢慢研究，慢慢思想，与世无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