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美国历史，在特朗普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公开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在美国主流政治话语中，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都是贬义词，因此绝大多数政客和普通美国人在表达对美国的热爱时用的都是爱国主义和爱国者。特朗普为什么要“冒美国之大不韪”，标榜自己是民族主义者?
本文认为，特朗普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正在推动美国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又一次大转型。具体来说，在如何定义“谁是美国人”，即美国的民族认同这个根本问题上，美国一直存在两大对立传统。一个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认为无论是属于哪个种族、族群、语言、宗教，一个人只要信奉《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所阐述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私有财产等政治价值观——也被称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就可以成为美国人。与之相对的则是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也可称为传统民族主义，认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 WASP）以及与他们类似的族群才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前者把美国看作一个价值观的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包容性（inclusive）；后者把美国视为一个族群的共同体，具有高度的排他性（exclusive）。从公民民族主义的视角看，美国是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例外”（exceptional）国家；而从族群民族主义的视角看，美国只不过是诸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
从美利坚建国到 19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各个少数族群面临诸多法律上和/或事实上的歧视，因此价值观共同体更多存在于主流话语中（说一套），而族群共同体更接近美国社会的现实(做一套)。民权运动显著改善了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而在民权运动推动下国会于 1965 年通过的移民重大改革又极大提升了美国人口的族群多元化。这两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价值观共同体正在从话语逐渐转变为现实，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的诞生则被广泛认为是公民民族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
然而，奥巴马的当选也点燃了一些白人群体自 1960 年代以来的积怨，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拉丁裔移民涌入导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冲击，也激化了美国固有的族群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获胜。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族群民族主义再次急剧上升，这势必在短期内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显著影响，包括移民政策更加缩紧、国内更加分裂、外交更加内向、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更加减弱、对华战略竞争更加尖锐。
作为“例外”的美利坚民族
通常来说，民族是指定居在某个区域并且往往拥有共同的祖先、族群特征、语言、宗教、历史的一群人。这个定义对早期美国或许适宜，因为大西洋沿岸 13 个殖民地的定居者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和西欧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新教徒，他们在族群和宗教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独立战争这个共同的特殊经历又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认同。然而从 19 世纪开始，来自爱尔兰和南欧（以天主教为主）以及东欧(以东正教和犹太教为主)的移民迅速增加，但他们与早期定居者在族群和宗教上却存在高度异质性。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样化，如何定义美国人就成了一个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裔美国剧作家伊斯雷尔 · 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创作的《大熔炉》（The Melting Pot）于 1908 在纽约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剧中有这样几句台词：“美国是上帝的坩埚，在这个伟大的熔炉里，来自欧洲的所有族群正在融化和重新形成！......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和你一起进入这个坩埚！上帝正在铸造美国人。”大熔炉也由此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民族的象征。不过，赞格威尔却没有通过剧中主人翁之口明确指出，这个新的美国人在族群和宗教上具有哪些特征。事实上，这几句被广为引用的台词只提到了欧洲的族裔，却没有提到有色人种（如印第安人和黑人）。此外，一个人的族群特征（尤其是肤色）是天生的，并且其宗教信仰也很难改变。因此，经历了大熔炉洗礼的美国人在族群和宗教信仰上可能仍然存在高度异质性，而要构建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则必须找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具有的共性，否则美国国玺上刻着的“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就是空谈。
这个共性其实从第一批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决定横渡大西洋那一刻就存在了，并在《独立宣言》《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这三个根本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阐释，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个共性可以称为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法治、私有财产、代议制政府等。瑞典经济学家纲纳 · 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其 1944出版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把这些政治价值观归纳为“美国信条”。他指出，“不论原国籍、阶层、地区、宗教、肤色，所有美国人都具有一种社会伦理（social ethos）和政治信条（political creed）”，并认为“这个美国信条是把美国这个伟大和多元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以欧洲为比较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美国信条——他称之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源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总之，托克维尔、缪达尔、哈茨的著述表明，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共性在于对美国信条的追求。再次借用缪达尔的论述，美国结合了“价值观上的统一性”与“文化上的多元性”。
美国人在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在民意调查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两位美国政治学者在 1959— 1960年开展了一项跨国民意调查，受访者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调查问卷中有个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对自己国家的哪个方面最自豪？”高达 85% 的美国受访者选择了“政府和政治制度”，而其他四个国家的比例分别为 46%、7%、3%、30%。最近的一些民调结果与上述结果高度吻合。在 2004 年的一次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些特征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美国人”，80.9% 的受访者认为“尊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是所有选项中最高的。美联社与全国民调研究中心在 2017 和 2019 年进行了两次调查，当被问及一系列因素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United States’identity as a nation）的重要性时，选择“公平的司法体系和法治”（88% 和 87%）和“宪法所规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84% 和 80%）的受访者比例（包括“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此外，大量民意调查还显示，不仅是政治精英，普通民众也在这些价值观上具有高度共识。
美国信条是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信仰这套价值观就可以成为美国人。为此，一位法国记者在 1939 年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感叹道：“成为美国人是一个过程，它类似于皈依，一个人接受的不是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种新的信条。”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卡尔 ·弗里德里希（CarlFriedrich）也对此深有同感：“成为美国人是一种理想（ideal），而成为法国人是一种事实。”亨廷顿在其 1981 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对美国民族认同的例外性做了精辟论述。他认为，“美国信条所包含的政治思想一直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他指出，美国信条与社会主义类似，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而类似的法国主义或者英国主义却不存在，因此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可以不信仰社会主义但仍然是法国人或英国人，而对美国人来说，“拒绝接受美国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非美国（un-American）”。他写道：“在美国，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消失将导致后者的灭亡，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是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例外”国家，因为它不是族群的共同体，而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共同体。与此同时，这些价值观还被认为具有“普世性”，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因此美国不仅要在国内建立价值观共同体，还肩负起把整个世界改造为价值观共同体的神圣使命，这就为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扮演领导角色提供了合法性。换言之，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注定了美国不能独善其身，它必须承担起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和推广美国信条的重任。这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或者说干涉主义）的根源。
因此，当伍德罗·威尔逊寻求国会对德国宣战时，他的主要理由就是“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变得安全”（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意指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捍卫和推广民主，而不是为了自身的经济或战略利益。肯尼迪总统也曾信誓旦旦地说：“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承受前所未有的负担和危险，但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所有希望获得自由的人们。”克林顿总统则宣称：“美国确实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theindispensable nation），因为有时候只有美国才能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是希望还是恐惧。”奥巴马也充满自豪地说：“在过去的 20 世纪，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在 21 世纪它仍将如此。”
总之，以美国信条为核心的民族认同，与以祖籍、族群、宗教等特征为核心的传统民族认同相比，两者形成了天壤之别。因此，以美国信条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也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即非例外的）族群民族主义。由于任何人只要信奉美国信条就可以成为美国人，因此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民族。与此同时，美国信条又被认为并非美国人独有，而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并且美国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追求这些价值观。这样在美国信条的信奉者看来，美国就兼具例外性与普世性，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unique）民族。
然而，美国信条并非美国国家认同的唯一来源。早在殖民时期，随着定居者的来源国和宗教信仰日趋多元化，以族群和宗教为核心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在北美落地生根。对公民民族主义者来说，非美国的标志是拒绝接受美国信条；而对族群民主主义者来说，非美国的标志则是族群和宗教上的差异。
19 世纪中叶席卷美国的“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 movement），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排外主义运动，其首要目标为天主教徒，并催生了以仇外为纲领的“美国党”（AmericanParty）。1921 年通过的《紧急移民配额法案》首次确立了每年移民的最高数量（35.5 万），并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 1910 年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该国人数的 3%——后者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1924 年移民法案》，除了进一步限制年度移民人数（15.5 万），还收紧了各个国家移民的配额，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 1890 年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该国人数的 2%（此举也是为了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在 1930 年经济大萧条时期，针对墨西哥移民的排外运动达到了高峰，约 200 万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其中近 60%已经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被遣返回国。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以国防安全风险为由，对在美国的约 12 万日本人（包括日裔美国人）实施了强制隔离。
与这些自愿移民到美国的族群相比，另一个非自愿移民到美国的族群则从 17 世纪抵达北美大陆开始就一直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这就是非洲裔美国人。虽然南北战争以及随后的联邦宪法第 13、14、15 条修正案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并赋予了非洲裔美国人公民权和投票权，但随后南方各州通过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施行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直到 1954 年才被联邦最高法院废除。1960 年代席卷全美的民权运动促成了《1964 年民权法案》和《1965 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这两部法律标志着非洲裔美国人真正获得了投票权。不过时至今天，南方一些州仍然通过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投票压制（voter suppression）。
由此可见，作为价值观共同体的美国只不过是美丽的想象，而作为族群共同体的美国则是残酷的现实。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然而在现实的共同体中，只有符合特定族裔特征才能成为美国人。因此，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撰文指出，托克维尔、缪达尔、哈茨所描述的美国信条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并非处于“霸权地位”（hegemonic）；相反，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长期歧视表明，美国政治文化包括多种“冲突性和矛盾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借用亨廷顿的话来说，美国政治注定充满了不和谐（disharmony），而这个不和谐的根源就是美国信条所代表的政治理想（ideal）与美国的政治制度（institution）所反映的现实（如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巨大鸿沟。他提出了理解美国政治的另一种范式，即各种进步社会力量不懈斗争以缩小这个鸿沟，并把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的进步社会运动称为“信条激情政治”（creedal passionpolitics），而最近的一次信条激情政治则是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不仅大大改善了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也促使美国移民法律进行重大改革。《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取消了之前的移民来源国配额限制，并把家庭团聚和吸引技术人才确立为新的移民原则。这项移民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急剧增加，让美国从一个欧洲裔占绝对多数的族群单一化的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族群多元化的社会。1965 年移民改革显著缩小了美国社会的族群构成（现实）与美国信条（理想）之间的鸿沟，是美国从族群共同体转变为价值观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大量非欧洲裔（尤其是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拉丁裔）移民涌入美国也催生了多元文化主义。简而言之，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各个族群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如宗教和语言），反对被盎格鲁-新教文化所同化。多元文化主义者试图利用美国信条所宣扬的政治平等来推动文化平等——各个族群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因此少数族裔应该为自己的文化感到由衷的自豪，而不是争先恐后地融入盎格鲁-新教文化。借用缪达尔的话来说，多元主义者淡化政治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强调族群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不应该是国玺上刻着的“合众为一”，而应该是“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主义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多白人精英的反对，包括已故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而他们反对的最重要理由就是，鼓励各个族群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的必然结果就是“巴尔干化”，最终导致美国分崩离析，“国将不国”。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诸多反对者中，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最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前文已经提到，亨廷顿在 1980 年代曾热情洋溢地宣称美国信条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然而在 2004 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而不是美国信条所代表的政治价值观。为此，他提出了定居者（settler）这个新概念，以区别于移民。他指出，前者通常是集体行为，到远离故土的地方创造一个能让某种集体理念（collective purpose）得以实现的新社会，而后者往往是个体行为，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迁徙到另一个社会。他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因为“只有定居者创建了美国，移民才可以来到美国”。他这样写道：“美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和道德观、工作理念、英语、来自英国传统的法律、公正、有限政府，以及受欧洲影响的艺术、文学、哲学和音乐。18 和 19 世纪的定居者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私有财产的美国信条。”他在书中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并为大量拉丁裔移民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而导致美国的“西班牙化”（Hispanization）表示忧心忡忡。该书出版后立刻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许多自由派人士攻击为煽动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其实，亨廷顿在美国民族认同上的大转型至少在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已经完成了。尽管该书分析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但他内心深处最纠结的似乎是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即多元文化主义的隐患）。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写道：“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想要把美国变成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维护美国和西方要求重建西方认同。”
总之，亨廷顿在美国民族认同上的“涅槃”表明，尽管 1965 年移民改革是美国从族群共同体转变为价值观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但随之而来的族群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崛起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弹。然而正如俗语所说，先知总是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我们是谁?》出版 4 年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产生，这更让人觉得亨廷顿所推崇的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民族认同不过是痴人说梦。
转型时代的美国政治
民族认同不仅定义“我们是谁”，还定义“我们的敌人是谁”。或者借用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来说：“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如果族群特征取代美国信条成为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美国的内政外交也势必会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移民政策上更加缩紧。具体举措包括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进一步减少合法移民数量，并以种族、族群和宗教为标准限定移民来源国。特朗普政府在这三个方面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尤其是如果他赢得连任），还会有更多类似措施出台。虽然这些措施大多属于行政命令和行政规定，并且个别（如禁穆令）已经被判违宪，但鉴于国会两党高度极化以及总统拥有否决权，国会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废除这些限制性措施。
第二，国内更加分裂。毫无疑问，回归以族群特征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将极大地助长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仇外情绪，从而激化族群矛盾，最终导致仇恨犯罪（hate crime）和种族暴力明显增加，让美国社会陷入政治动荡。自民权运动和 1965 年移民改革以来，虽然亚裔和拉丁裔也一直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歧视，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种族矛盾，并且特朗普就任以来，他们之间的矛盾显著恶化，夏洛茨维尔骚乱以及当前席卷美国的暴力抗议就是佐证。在当今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鼓吹政治暴力的组织，如“反法西斯”（Antifa）和“另类右翼”（Alt-right），可能会增多，最终导致美国社会陷入长期政治动荡。因此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内战的边缘。
第三，外交上更加“内向”。作为价值观共同体，美国就有义务在全世界捍卫其核心价值观（美国信条）。反之，如果族群特征是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而族群特征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而不是普世性），因此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族群的利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不是作为世界警察保护其他族群的利益。这就解释了特朗普就任以来的频频“退群”，包括最近刚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用美国历史学家米德的话来说，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ism）将替代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聚焦国内民生，一方面追求以实力为基础的单单边。
第四，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更加减弱。长期以来，美国以其富强、发达、开放的移民政策、族群多元化、流行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在国际社会具有很高的吸引力。用约瑟夫 · 奈的术语来说，美国具有强大的软实力。然而随着移民政策缩紧和国内种族矛盾激化，以及美国外交从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美国的软实力势必显著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