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占总人口的16.15%；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占10.47%；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6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是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城乡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伴随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城乡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激增，以致居家养老逐步向社会化养老过渡。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养老服务业也显得力不从心。
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随后，发改委、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联合下发通知，提出要在养老领域推进“互联网+”行动，提倡养老服务要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与养老相关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互联网+”新型养老产业。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银发浪潮下的养老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虽然“互联网+养老”产业面临发展机遇，但互联网养老的现状并不乐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使用互联网的多是60岁上下的老年人，也就是年轻的老年人。在年轻的老年人中，微信是使用最多的手机应用，除此也有一些医院挂号和出行的应用。由此可见，互联网养老总体上没有像老龄化那样“来势汹汹”。其发展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
网络社会中的老年人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尽管互联网日渐普及，但老年用户比例很低。以微信为例，5.49亿活跃用户中，50岁以上的人仅占2.3%；与中青年人群相比，老年人在互联网显然是“小众群体”。互联网生产商和服务商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以致老年人的需求往往被忽略。因而，鲜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手机应用，而与养老相关的互联网产品则更为少见。
产品设计缺少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互联网本身给人们带来了便捷的生活，但很少有产品注意到老年人需要的是更加便捷的一键式操作服务应用。对于他们而言，看似方便的滑屏、翻屏、搜索、返回都是颇具难度的“技术活”。现在很多产品都具有多种功能，以致老年人难以掌握。
网络安全是互联网养老最大的掣肘。在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中，很少有人使用互联网金融应用，这与子女的“教导”有关。因为很多老年人的子女反复叮嘱其不要在网上做与钱有关的事情，且老年人中也流传着诸多老年人上网受骗的故事。老年人掌握的互联网安全知识较少、接受新鲜事物较慢、对网络欺诈的识别能力较弱，是网络诈骗中最容易受害的人群。互联网养老的普及，需要建立在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支付的基础上，故而必须解决网络安全问题。
线下服务质量影响老年人的用户体验。老年人与年轻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很少购买虚拟的产品和服务，其需求大部分都要以线下形式完成。尽管互联网企业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线上服务的质量，但无法控制线下的情况。例如，一些使用互联网购买线下服务的老年人认为，质量参差不齐让他们对互联网养老服务敬而远之。
互联网养老困境的产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一直是珍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因此普遍存在信息鸿沟现象。从目前情况看，信息鸿沟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于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虽然大城市中的互联网已基本普及、终端设备也很丰富，如有些老年人不仅有电脑、手机，还有iPad；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老年人对互联网功能的了解和使用能力不足。一些老年人在有设备和网络的情况下，却不知道怎么下载、使用相关应用。因此，他们习得使用互联网，不得不依赖于子女或孙子女的帮助。
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将整个人类文化按时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在网络社会中，“后喻文化”占据了主导，存在着年轻人对老年人“能力反哺”现象。
“后喻文化”和“能力反哺”导致老年人在描述使用互联网时，使用“笨”、“懒”、“添麻烦”等负面词汇。这种负面词汇的描述，从表象上看是老年人对自己的否定，但追问后就会或多或少发现，这些印象来自晚辈的评价。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老年人负面评价是一个逆向的印象管理，是子女对父母负面评价被接受的过程，也是老年人在网络社会弱势地位的反映。
事实上，中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已进行众多研究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如延长退休、增加退休人员医保缴费；但这些政策多为权宜之计，难以扭转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正确应对老龄化，应把“互联网+养老”和智能养老产业发展视为契机，全方位地设计中长期的经济社会政策、人口政策和产业政策，以期利用“互联网+养老”产业发展契机，扭转负面影响。从国外的经验看，发展“互联网+养老”主要依托现有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区为纽带，借助互联网搭建养老服务网络平台，以实现居家养老；同时积极发展老年电子商务、老年互联网金融、老年教育、老年法律援助等新业态。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发展“互联网+养老”的出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塑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网络社会文化。网络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后喻文化”特征，如果不能改善老年人的弱势地位、改变对他们的负面印象，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互联网时代的“异类”，并最终难以真正地融入互联网社会。如果老年人自身存在逃避和抵触情绪，互联网养老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需要把尊老、爱老、敬老塑造成互联网文化，避免“后喻文化”的负面影响。
大力推进线上平台和社区服务衔接。互联网最重要的理念是共享，而互联网养老就是将不同人群通过互联网进行串联，以更大程度地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拓展专业养老人员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但只有线上平台的共享是不够的，还需要线上与线下互联、网络平台与社区服务衔接。因此，需要在推进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在社区落地的同时，推动社区服务利用互联网渠道实现多社区共享，而不是传统的一社区一服务。
建立老年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标准化体系。发达国家的老年人产品和服务有比较完善的标准化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老年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化工作严重滞后，一些质量标准与中国基本国情和老年人需求相去甚远。因此，在推动“互联网+养老”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建立老年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标准化体系，如基于“互联网+”提供陪同医疗检查服务、基础生活护理。如此，才能增强“互联网+养老”用户的黏性。
营造安全、便捷的互联网养老环境。安全和便捷是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基本条件，但目前互联网安全环境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老年人视网络支付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如果说社区服务和物流服务解决的是老年人购买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那么安全的网络环境是互联网养老的最后一百米。
当前，中国“互联网+养老”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并非市场没有发现商机，而是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位。所谓先天不足体现在互联网企业对老年人的需求变化了解不足，以致无法科学、清晰地分析老年人实际需求与网络使用能力之间的差距；所谓后天缺位是指政府对养老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未充分跟随互联网的发展而转变，以致缺乏能够共享的社区养老资源支持“互联网+养老”。因此，解决互联网养老困境，应从满足老年人需求入手，加强政策引导，最终形成社区共享支持、企业人文关怀、网络环境安全的互联网养老支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