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也因此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似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纵观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很多国家长时间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突破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当年的亚洲几个“小龙”中（不考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为它们情况特殊），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多年，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成功突破陷阱。世界范围内其他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比皆是，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希腊等。
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国经济要经历全面的转型：投资为主的经济要转型为消费为主的经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要转型为服务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必须大幅度地增长，因为服务型经济要求劳动力具有足够高的技能。衡量一国人力资本水平有很多指标，其中一个被广为运用的指标是高中毕业生（包括更高教育水平以及职业高中）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以下简称高中教育比例）。
那么中国目前的高中教育比例（人力资本水平）是否足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Kirkegarrd, September 2016，see the reference）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和其他收入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高中教育比例不但偏低，而且近几十年来提高的幅度不够。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报告所用的数据基于中国定期的人口普查数据，而不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上图比较了2014年一些国家的人均GDP（横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和高中毕业生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纵轴，劳动力人口为25-64岁的成年人）。中国的人均GDP为13220美元，而高中教育比例位列图中所有国家之末，只有24%。中国的高中教育比例不仅低于收入水平稍高的巴西，土耳其和墨西哥，而且还远低于收入水平相近的南非和哥伦比亚（也低于印尼）。
上图进一步比较了2014年一些国家不同年龄段的高中教育比例（三角形为25-34岁，菱形为35-44岁，圆点为45-54岁，方块为55-64岁，中国数据标为黄色）。以中国为例，55-64岁的年龄段，高中教育比例为13%，而25-34岁的年龄段该比例为36%。也就是说，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高中教育比例大约增加了23个百分点。虽然自身的增长幅度不小，但是这一增幅仍低于情况类似的国家。例如，同期墨西哥和印尼（起点都比中国高）的高中教育比例增加了25个点，而下列国家该比例的增幅则远高于中国：土耳其（29个点），巴西（32），哥伦比亚（34），智利（38），南非（39）。同期该比例增幅最大的为韩国：从50%增加到了将近100%。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高中教育比例不但在现阶段绝对值过低，而且在过去三十年的增幅低于其他情况类似的国家（由于数据没有统计中国17-24岁年龄段的高中教育比例，不排除近5年来该比例大幅增长的可能）。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高中教育比例近三十年来增长极其缓慢。
上图比较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各年龄段的高中教育比例 （三角形为城市，方块为农村，圆点为平均）。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50.3%）和农村人口（49.7%）基本持平。在55-64岁年龄段，城市的高中教育比例为21%，而农村为4%，相差17个点。在25-34岁年龄段，城市的高中教育比例为52%，而农村为14%，两者差距为38个点。这些数据表明三十年来农村的高中教育比例增长非常缓慢。基于在25-34岁年龄段有大约4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14%的高中教育比例大大降低了该年龄段的整体教育水平。根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OECD）的高中教育比例的最低值是75%。如果按照中国过去30年的教育发展速度，中国要再过40年才能达到75%的门槛值；其中城市可以在15年后达到，而农村达到这个门槛值要等到下个世纪了。
第一，9年制义务教育不包括高中教育，而且增加投入提高当地大学的声望和排名更有利于体现官员的政绩。这两者导致地方政府对高中教育的投入不够。
第二，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繁荣，制造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并且工资持续上涨；这增加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成本，导致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中教育而直接工作挣钱。这和西班牙的情况类似。西班牙的高中教育比例在欧盟一直垫底。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90-2008年间西班牙的房地产大发展，大量的新房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所以很多男生中断高中教育去建筑工地上挣钱。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三十年中韩国同样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其高中教育比例却增长了50个点。
第三，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大多数底层的贫民认为读书无用，不足以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另外，现在的高中教育收费对贫困家庭来说显得昂贵，贫民的孩子即使想读也负担不起。根据2014年《经济学人》的一项报告，高中三年的学费（包括书本费）动辄几万元，超过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最后，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因为户口以及其他原因，他们的孩子很难在当地城市接受高中教育。
对中国政府而言，现在是重视高中教育的时候了。服务型经济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一个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是很难在一个服务型经济中适应并生存的。具体的说，中国各级政府至少可以在政策上做下列调整。
第一，大力增加对高中教育的投入，大幅增加（特别是农村地区以及落后地区）高中的数量。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近二十年来，韩国的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99% 以上。
第二，提高贫民以及农村落后地区的孩子接受高中教育的动力。例如，根据家庭收入对穷人孩子的学费进行减免，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做到想读高中的孩子都能读上高中。
第三，增加职业高中的比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及落后地区。贫民往往比较实际，如果孩子接受高中教育不能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他们让孩子上高中的动力就会降低。职业高中能够让孩子学到一技之长，应该更会受到贫民家长的青睐。在韩国，大约30%的高中为职业高中。
最后，为民工子弟在当地城市开设高中，以方便他们接受高中教育。
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庞大人口意味着转型为服务型经济不需要太高的高中教育比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24%的高中教育比例乘以8亿25-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中国目前有大约2亿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这在绝对数量上似乎足以为服务型经济提供足够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然而，现有的高中教育比例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全面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这是因为，如果高中教育没有跟上，那么一半以上的人口会游离于服务经济之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并因此生活艰难。这不但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而且会扩大贫富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另外，中国现在的贫富差异已经呈现代际传递倾向：穷人的孩子没有钱上高中或大学，从而成年后还是从事和父辈一样的工作，因此极有可能也是穷人。为穷人的孩子们提供（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高中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贫富差异的代际传递机制，有助于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降低贫富差异。
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为了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希望中国各级政府能够及早把提高国民（特别是城市穷人以及居住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弱势群体）的高中教育比例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Jacob Funk Kirkegarrd, “China’s Surprisingly Poor Education Recor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EE) Briefing 16-5, September 2016, Chapter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