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地区，美国对双边同盟体系向来十分倚重，将其视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冷战后，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美国开始逐步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问题，今年6月4日，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更是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原则性安全网络”的设想，试图以此为抓手，塑造对己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
由于受双边结盟行为定势的长期影响，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问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容忍、适应和接纳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政府时期，甚至在同一政府的不同阶段，其态度和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老布什时期：漠然排斥。老布什执政时期，出于亚太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性的考虑，加之冷战时期一些多边安全努力（如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失败教训，美国认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安排是难以实现的，因而美国对各种多边安全倡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比如，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曾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安排，老布什对此表现相当冷漠，并批评该设想是“令人厌恶的东西”，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则要求澳大利亚撤回该建议，以免“给美国造成麻烦”。不过，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我们应该重视采取多边行动的可能性，而不能将自己封闭在某种过于结构化的途径中”；随着理念的变化，美国在外交实践中也逐步接受和认可东盟这一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克林顿时期：积极支持。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发展多边安全持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支持各种多边安全安排。1993年7月10日，克林顿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其四大优先战略之一即是“就共同的安全挑战举行新的地区对话”；1995年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地区制度”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采取的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要件之一。克林顿政府对多边安全的支持并非仅仅停留在言语层面上而是体现在实际的政策行动当中。这一时期，美国不仅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地区性的多边安全制度，还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安排，如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东北亚合作对话等。
小布什时期：功利运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其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人士，他们更加偏好于通过单边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因而多边主义外交选项的地位有所下降。不过，小布什政府并非排斥所有的多边安排，而是将多边主义作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一种工具。在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虽然也提出了发展多边制度，但认为它们必须是“可以帮助管理当地危机”的国际制度和“实用而广泛”、“基于目标的”、且“愿意促进军事力量的联盟”。基于这种工具性立场，美国对待亚太多边的呈现自相矛盾现象：一方面，“唱衰”多边机制功用，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而已，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不够”（2001年时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语）；另一方面，却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等多边制度帮助其打击恐怖主义、解决朝核问题。
奥巴马时期：全面介入。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全力推行多边主义理念，强势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2011年11月10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演说，宣布美国将在战略上“转身亚太”，“建立一个类似于跨大西洋体系的跨太平洋体系”；今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会议主题“应对亚洲复杂的安全挑战”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愿景是要建立一个“原则性安全网络”，他希望东亚各国打破双边协议的限制，进一步推动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集体架构。除了公开表达培育地区多边架构的设想外，奥巴马政府实行更趋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积极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近几年来，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与了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并力图主导议事日程。另外，美国注重增强同盟国家之间的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小多边机制延伸，由此形成了以“美日+1”模式为代表的美日韩、美日澳与美日印三边合作机制，有效整合了地区军事资源，降低了美国霸权护持的成本。
冷战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体系”为显着特征的亚太安全工具，进而在亚太地区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一直对亚太“双边防务安排”青睐有加的美国，之所以强势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其意图不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为深度介入亚太提供外交机制支援。亚太地区是21世纪战略与经济的重心，不仅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了维系全球霸权、分享亚太发展红利，奥巴马上台以来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斯坦丁诺指出，目前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是“不完整的”，因为“霸权的合法性不足霸权地位没有得到区内多数国家的认可”。传统的双边同盟手段，虽然仍是美国维系亚太安全利益的重要支点，但单边主义色彩浓重，不利于其持续融入亚太事务。为此，美国在国际机制框架下同亚太各国对话交流，从而为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披上合法性、正义性的“外衣”，并利用国际机制的“杠杆效应”来放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抛出名目各异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恰恰反映出美国“借尸还魂”、“重返亚太”的战略伎俩。
其二，防止亚太多边合作的主导权旁落。为防止出现反对美国的地区组织或国家，美国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架构，并将本国的政策诉求嵌入到机制内，以确保亚太一体化的制度构建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与被动参与既有多边机制相比，美国更愿意在亚太地区单独或共同创设多边安全安排，以分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其重要目标就是打造如奥巴马所称的“一个超越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特设安排的更加有效的亚洲框架”，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另外美国也希望借助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将中国纳入其预设的某种规范之下，运用自身主导的国际机制防止中国做出“非分之举”，从而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2010年7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率先炒作南海问题，旨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鼓动东盟向中国集体发声，进而借助多边组织向中国施压。
其三，借机增强“轴辐体系”的战略活力。美国传统的亚太“轴辐体系”安全安排，其典型特征是，美国与地区盟国之间保持单线联系，盟国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这种“轴辐体系”正日渐丧失活力。美国急需一种新的安全框架推动亚太“轴辐体系”纵横交错、交织成网。近年来，美国频繁组织多边联合军演、秘密推动美日韩澳四国军队高级军官战略协商等活动，即有意将既有的双边安排体系转换成为开放的多边安全网络。2011年1月，日韩就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达成共识，标志着日韩已具军事同盟雏形，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也是其理性盘点地区战略资产、着力增强“轴辐体系”战略活力的“大手笔”。
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它在构想和实践上具有一系列的鲜明特点：
第一，凸显了制度设计的优先性。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和推动多边制度设计，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关注度、扩大安全存在的两大优先选项。就前者而言，美国正从欧洲、中东、非洲、南美等地撤军，以便释放有限的军力资源，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就后者而言，多边安全制度虽尚处于形塑的过程中，但其功用已在美国形成共识。2014年8月，国务卿约翰·克里在题为“美国接触亚太的愿景”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了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组织的重要意义。可以预见，随着“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美国会愈加重视将灵活的多边行为引入地区安全事务中，从而以相对“软性”的战略投入谋求更为长期的战略收益。
第二，表现出宽广的大亚太视野。传统上美国亚太战略视野主要关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亚、南亚和西亚。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表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基于此，美国在推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时，开始秉持大亚太视野，统筹考虑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安全问题，逐步将印度纳入其安全网络构想，并鼓励印度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今年3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曾提出由美、日、澳、印海军结成“非正式战略联盟”的设想；6月，印、美、日又在西太平洋的冲绳附近海域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
第三，反映出明晰的全域布势导向。美国的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具有明晰的全域布势导向，即美国不仅着眼维护当下利益，还着眼维护长远利益。一方面，美国重视多边安全机制的功能性价值，希望其产生具体实效，为此，美国选择性地加入了亚太地区既有安全机制，同时将本国的利益和政策诉求嵌入到机制内，以求有效解决美国眼前的安全关切。2011年，奥巴马首次出席东亚峰会，着重提出了海上安全、核不扩散、灾害应对和人道主义救援三大议题，试图将峰会打造成一个战略安全论坛。另一方面，美国更倾向于自主设计多边安全构架，提出了以“原则性安全网络”为代表的各类安全设想，希望借此将自身与本地区的关系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掌握塑造地区格局的绝对主导权。
第四，肯定了双边同盟的基础地位。盟友始终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和战略依托，也是美国推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基础和有利资本。美国在亚太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并不是对既有“轴辐体系”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双边纽带的削弱，而是亚太盟友关系的价值发掘和功能拓展。正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邓尼斯·布雷尔所言美国正以现有的双边同盟为基础，扩充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将“辐轴”模式扩展为区域性多边机制，形成区域“安全社群”。美国试图在双边纽带之外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将地区安全架构由轴辐模式转为网络模式，以此丰富实现亚太战略目标的手段，强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第五，折射出强烈的规则制定倾向。美国认为，在中国迅速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掌握规则的制定权是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体现。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指出，“与盟友和伙伴网络密切合作，我们将继续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确保稳定，鼓励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性的防务合作。”这里的“新兴力量”显然指的是中国。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更是直言不讳，“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在区域安全网络中起到负责任的作用”。美国推出各类多边安全构想，实质就是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规则制定权。
在多边主义旗号的掩护下，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在加快，其地区存在感也在增强，但在亚太地区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的不确定和制约因素。
一是多边安全构想吸引力不够。在安全制度设计上，美国迷恋集团政治和军事安全，企图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复制到亚太地区，恐难如愿。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冷战对抗的产物，是美国为争霸世界而实施的战略部署；而当前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与合作，亚太各国均主张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此时美国将领袖欲望和冷战思维印记强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验移植到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之中，其结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应者寥寥。
二是受到亚洲安全理念排斥。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中指出：“亚洲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亚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亚洲，集体的亚洲意识正在兴起。”亚太各国在自主进行多边安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推出了较为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架构，还形成了典型的亚太安全理念和亚洲主义实践形式，这与西方社会的安全理念相异，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战略构想相左。比如，以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强调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和协定的非约束性，而美国则倾向于建立北约式的具有强约束力的正式组织与制度。因此，“美国制造”印记浓重的各类多边安全构想，恐怕难以博得亚太国家的青睐，其面临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
三是同盟内部关系亟待捋顺。如果过分摆出“抽身”同盟姿态、追崇多边主义，容易导致盟友产生“被抛弃”的错觉，增加盟友的离心力。1991年，美国曾试图将日本纳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多边构想，这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弹，村山内阁出台《樋口报告》，号称寻求自主防卫方针，美国被迫发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因此，美国必须时刻照顾盟友情绪，这势必会对其多边安全进程造成掣肘。另外，日韩是美国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支点。然而，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日韩关系持续低迷，盟友内部矛盾甚巨，这给美国实现多边安全宏伟蓝图平添了几分困难。
四是联合对华的号召力不足。在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过程中，“联合对华”无疑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只是这张“王牌”的真正效力却值得商榷。当前亚太地区形成了一种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即在安全上美国处于主导地位，而在经济上中国的中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这种交错复杂的关系使得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即便那些“安全上靠美国”的国家也会基于自身的全面利益考虑，不可能尾随美国构建一个针对中国、反对中国的多边安全机制。今年2月，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虽然美国再次炒作南海争端，但由于老挝等国家反对，最终的会议声明中并未出现“南海”和“中国”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