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京沪深津等地的细则不同的是，成都仅要求车辆排气量不小于1.6L或1.4T，在户籍上，不再仅限于本地户籍，持成都市居住证也具开网约车的资格，也没有数量和运价管控，同时又有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在网约车各地新规令人失望之时，成都的网约车征求意见稿无疑让人看到希望。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改革的中间阶段是个“痛苦的U型低谷”，在这个阶段，部分市场化了，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又因为民众缺乏权利、管制较多，其利益与管制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进而阻碍改革。所以，最重要的任务是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推动这些处于“痛苦的U形底”的企业尽快继续改革，走出这个痛苦的低谷。
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中国模式的经验总结为中国放开县域层面的竞争，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活力大增的一个原因。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县域竞争，表面上是经济指标竞争，中央政府考核GDP，地方着力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等。实际上，基于当时的情况，只有改革才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一定来源于改革，所以，所谓的经济指标考核，本质上就是地方改革程度考核。所以，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源于地方改革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经济发展趋缓，在这个阶段，改革进入更深的层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更加复杂，涉及各方利益，更有各种阻扰与障碍。所以，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不再足以反映地方改革的意愿与努力，推动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地方改革竞赛，也需要更深刻、更细致的考察指标。
这些指标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反映了人民的利益。由于人民的利益往往与既得利益冲突，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看对既得利益的触动程度。
出租车行业是中国城市交通的痼疾，城市在发展，人民的需求在提高，但出租车行业的数量却增长缓慢，打车难长久困扰着市民，损害着社会的福利。所以，是否能解决打车难，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地方改革竞赛的指标。
北上广等地的新规，通过限制驾驶员资格，推高车型档次的办法，降低了网约车的数量，推高了网约车价格，从而保护了出租车行业，保护了既得利益，却把大量司机和民众一起推向了黑车市场。相比之下，成都的新规，放宽了准入，给出租车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进而触动其既得利益。与此同时，也解决了打车难，给市民带来方便。
在我看来，所谓融合，就是指通过新业态与旧业态的竞争、进而融合，通过竞争与融合，完成对既得利益的改革。
在全国多地出台了严苛新规的情况下，成都更宽容的新规，虽然受到市民的拥护，但却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治理水平与落实改革的意愿与努力。
回溯以往的改革历史，中国改革冒出那些自主性与创新性的苗头的时候，更高层的决策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包产到户的协议，这个改革的新动向被发现，保护，才有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
1980年，傻子瓜子年广九在那个年代就赚了100万，很多人觉得，这个原来讨饭的人，发了财，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人，社会主义还能搞雇工？这是不是属于剥削？主张“动他”。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虽然只是一段谈话，但某种程度上，正是有这样来自高层的改革意愿，才有了今天占GDP达到65%之高的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被呵护的幼苗，才支撑起了今天的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