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非言语外交，是指通过非言语表达和传递政治理念、外交立场的外交活动；所谓外交非言语，即指外交中使用的非言语。其中，非言语（或非语言）是指语言或言语以外的一切表情达意的行为与方式，它包括:人体语（如表情、手势、相貌、服饰等）、时间语（如迟到、早退、准时、延时等）、空间语（如体距、出席、缺席、位次的安排等）、物体语（如花、旗、动植物等）、环境语（如场合、室内装饰、光线等）、艺术语（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等有关非言语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入中国。我国对非言语的研究多集中在跨文化交流学和外语教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涉及日常社会交往中的非言语。对于外交、国际政治领域的非言语研究，虽不乏即时性点评文章和新闻报道，使得诸如“微笑外交”“庄园外交”“樱花外交”“缺席外交”等概念得以传播但即时性点评的快反馈、小目标、即兴性、针对性等特点，也反衬出有关理论性、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必要和不足。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对于一国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所以不以为然，但恰恰是“微不足道”之“微”，才需要我们去关注和研究。因为，只有微察秋毫、析精剖微，才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何况周恩来总理也说过“外交无小事”。
事实上，非言语广泛运用于各国的外交实践中，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用之，人的表情、体态、服饰等人体语以及时空语、物体语等，在外交活动中都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的一言一行备受广大民众的关注，外交非言语早已成为广大民众随时可以观察追踪点评的对象。美国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支持“肢体线索”项目，他们通过研究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肢体语言，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提供咨政参谋。与这些事实相比，我们对外交非言语或非言语外交的系统研究却显得相当滞后和不足，而非言语在外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启示我们应该加强对它们的研究。
一、敏感性成因
那么，非言语在外交中具有哪些重要作用?根据学者研究，日常非言语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功能:首先，非言语可以单独使用这时具有表情达意功能、指代功能（即代替语言）“显露”功能（如浓装艳抹的打扮所传递的个人信息）、礼仪与宗教仪式功能（如基督教徒划十字，佛教徒合掌等）；其次，可以和言语混合使用，此时具有强化功能（以非言语强化言语内容）、弱化功能（以非言语弱化言语内容，类似口是心非）、调节功能（如用眼神和语调表示话题转换调节相互关系等）、补充功能（指非言语信息与言语信息平行而互不相干，如接电话时，对来访者点头或做手势请他坐下）等。外交非言语既有与日常非言语相同的交际功能和作用，又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高度的政治化功能。这是由外交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也是非言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外交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外交非言语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倾向。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外交的这一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外交的主体是政治实体，外交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对外行为。正如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所言，“外交是国家和其他世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的行为”。（2）外交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目的，即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法国学者雅克·沙泽勒（JacquesChazelle）认为“外交意味着国家致力于实现其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手段和特殊活动”。（3）外交的方式必须承认、遵守国际政治规范，进行制度化的沟通。外交是和平而非武力的方式，而保障和平沟通的方式是国际规则和制度、国际惯例、国际礼仪。由此可知，外交涉及的是最高层次的政治实体、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和最高层次的规范制度，外交的这一高度的政治属性必然要求外交活动中的语言和非语言都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明确的外交立场和高度的外交政策性、高度的国际政治规范性和国际礼仪性。
非言语的特点决定了外交非言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非言语具有社会文化性、生物遗传性、真实可信性、立体形象性、语义模糊性等特征。非言语的社会文化性，是指人作为集体或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符合该集体和社会发展理念和规范的基本行为特征。它一般是后天习得的，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因而具有文化差异性，即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的社会化标准不同，非言语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如，同样表示欢迎的见面礼，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态表情规范，吻手礼、握手礼、鞠躬礼、双手合十礼等，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同样道理，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外交立场，必然也会有不同的非言语表现，或者说，不同的非言语行为和手段蕴含着丰富多样的政治信息和外交内涵。因为人的言语和非言语都深受理念、价值观等深层文化的驱动影响，在高度政治化的外交场合，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非言语行为和手段，必然也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非言语的真实性大于言语，这是非言语的生物性决定的。非言语的生物遗传性，是指由人的物质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和千万年来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行为特性，如:人在高兴时，会笑、肌肉放松、身心感到温暖；悲伤时，会哭、声音改变、咽喉梗塞等……人的喜怒哀乐惊恐等大部分表情都是天生的，具有生理特征，是常人的主观意志难以控制的下意识的行为，所以，无声的非言语在情感表达方面，比有声的言语更具有真实可信性。人可以“口是心非”，但很难“眼是心非”，因为，眼神透露出的恐惧、悲伤等信息与生理反应密切关联，难以掩饰（除受专门训练），而有声语言的真实性常常和言者的道德品质、交际动机密切相关。国外研究表明，当语言和副言语不一致时，对方主要依赖于副言语信息；当副言语和面部表情不一致时，则主要依赖于面部表情语。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梅拉比安（AlbertMe-hrabian）在《无声的信息》中也指出:每个人在给予他人的印象中，有55%源于视觉符号传递即源于外表、形象和举止，38%源于副语言符号的传达，只有7%源于谈话内容即语言表达。在外交场合，当非言语和言语表达不一致时，人们更是愿意相信非言语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所以，当政治家、外交家出现于国际公众场合时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备受人们的关注、猜测，人们努力地想从他们非言语中觅出事实真相来，这使得外交非言语变得更为敏感和重要。
另外，非言语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多维立体渠道来传递和接收信息的，特别是人体语，具有直观形象性，在感情表达方面，比言语更富表现力，但在传达非感情的信息方面，非言语则明显不如言语。因为，语言具有抽象概括性，可以把比较复杂的事物用简明扼要的语句加以表述，对事物的共同特点加以归结，但非言语在这方面，无法与言语相提并论，因此，非言语在语义表达方面，更具模糊性。非言语的形象性、模糊性，恰好符合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际社会对各国外交工作的特殊要求: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受损伤各国外交人员代表本国就国际重大问题做出反应、表明态度、发表看法时往往采取既有原则又富弹性、既有立场又有分寸、既坚定又富余地、既准确又模糊、既含蓄又委婉、既针锋相对又间接礼貌规范的表达策略，所以，非言语从来都是外交工作的秘密武器。总之，外交的高度政治属性和非言语的真实性、形象性和模糊性等特点，使得外交非言语或非言语外交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高度的政治隐喻化表达；二是高度的政治语境化解读；三是不同的政治隐喻化表达和政治语境化解读对外交关系的不同影响作用。
二、政治隐喻化表达
非言语的真实性、形象性和模糊性等特点，使得非言语在表情达意时，具有隐喻化功能。所谓隐喻，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广义理解，就是指通过某一领域的经验或某一类事物来说明和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或另一类事物的认知活动。英国学者理查兹（I．A．Ｒichards）对隐喻的界定就是宏观的，他认为通过另一种事物来感受、思考某一事物就是一种隐喻过程，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美国学者莱考夫（GeorgeLakoff）和约翰逊（MarkJohnson）也认为，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感知周围世界、形成概念的必经之路，因此，隐喻无处不在，不仅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也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非言语生活中。如果语言表达的概念是隐喻的，通过视觉手段表达的同样概念也是隐喻的。根据隐喻的广义理解，用非言语表达思想、观念、情感，也是一种隐喻，它体现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因此，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舞蹈等都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产物，人的服饰、表情、手势、体态，人的活动场景以及时空物语等，都可以作为隐喻，用以表达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感情，赋予我们的信仰、怀疑、理想、希望、痛苦、焦虑等。
人的认知特点决定了隐喻也普遍存在于外交非言语中，不过外交中的非言语隐喻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倾向。一方面，许多政治家、外交家善于利用非言语的隐喻化特点来委婉表达政治意图、传递外交立场，如:见面时握手、拥抱、亲吻等，表示欢迎、高兴、礼貌、外交承认等；穿戴含有到访国文化元素的服饰，表达尊重、友好、理解、认同；反之，拒绝握手、拥抱、亲吻等，一般表示反对、否定、轻视、抵制、施压、回避；葬礼穿衣违反常规，表示冷漠、轻视或敌对关系等；迟到、早退、缺席等，表示反对、抵制、抗议、回避；此外，位置的高低，顺序的先后，往往与国家地位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政治家、外交家开展非言语外交，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政治家、外交家的穿衣不仅是为了保暖饰身，还有政治目的，他们是为政治穿衣，为国家穿衣；同样，外交场合的握手、拥抱、亲吻、迟到、早退、出席与缺席等，也不仅仅是个人礼貌、修养问题，往往还有深层的政治理念、政治目的和政治意义。只是比起言语的直陈明示，非言语的表达总是更具委婉、含蓄、模糊、隐喻、暗示的效果，因而更具策略性，更有回旋余地。所以，看似一个平凡、无心、微不足道的握手、微笑、动作、姿态，往往可能是一次周密选择、精心设计、排练的结果，隐含、暗示或揭示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信息和外交立场。
比如，1993年9月13日，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签字仪式。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张开双臂的护佑下紧紧握手的那一历史瞬间，被称为历史性握手。不言而喻，拉宾与阿拉法特的握手，象征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这两个敌对状态的国家向和平迈进了一大步，反映了他们“化敌为友”、实现中东和平的外交理念。而“克林顿退后半步，面带微笑站在那里，绅士般张开双臂，让开了道路……”所有的动作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展开，但其实都是事先精心设计、排练的结果。这在白宫新闻秘书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星期六的上午，我们练习了一下握手。这仅仅是一次排练。……首先是签名，……。然后总统会转向他的左边，同阿拉法特握手，再转向右边，同拉宾握手，然后退后半步，手臂从两侧微微举起，好让阿拉法特和拉宾在他身前互相伸出手来，留下十年一握的照片……我对克林顿说的最后一件事是‘考虑一下你的表情。’他完全知道在这个重大时刻不能张嘴大笑，但是如果他矫枉过正，看起来就会很阴郁……我们练习了一下抿嘴微笑。这重要的一天到来了，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克林顿在其助手的帮助下精心设计、排练、塑造的每一体态语素所要传递的信息，绝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一个风度翩翩、迷人的美国总统形象，而是还有更深层的政治用意:“克林顿完全控制了局面———不仅仅是因为他身处画面中心，没被人遮住，而且还因为他刚好比拉宾和阿拉法特高出一头，因而强化了这样的信息: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更慈善。”“克林顿以这样的姿势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看上去，他不仅是使巴以亲睦的唯一的负责人，而且更像里约热内卢上空著名的耶稣基督雕像，在为新结成的关系降福。”
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美国代表团人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和交谈，反映了他敌视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共同的要求。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而标志这一转折的象征符号又是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准备访华时了解到1954年中美间的握手争端，便决定要由他来亲自纠正美方的这一错误。尼克松在其《领袖们》一书中写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一书中也写道:总统决定，当他来纠正这件怠慢举动的错误时，不能让其他美国人员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直至握手礼告成。他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72年2月21日，当尼克松和周恩来双手紧紧相握时，周恩来说道:“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善于通过佩戴胸针来发出不同的外交信号:她与阿拉法特会面时，别的是黄蜂胸针（借此传递自己的强硬立场）；同曼德拉会面时，她别的是她最喜爱的斑马胸针（曼德拉代表新的希望）；与金正日合影时，她别的是自己最大的美国国旗胸针（她想改变朝鲜人对美国的坏印象）；她出席美俄外长谈判时她别的是拦截导弹……她的每一枚不同形状的胸针，寓意各不相同。蜗牛、螃蟹，表达对谈判的不耐烦；蜻蜓，表达勇气和力量；蜘蛛、蛇表示针锋相对；雄鹰表示“伟大的美利坚之鹰”，显示强权，以势压人……她在《读我的胸针》一书中坦言:“与外交、经济制裁、外援、贸易之类的措施相比，胸针或者徽章外交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们“的确行使了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可以“增加亲切感或者必要的锋芒”“给日常外交事务注入一丝幽默与辛辣”“这个世界自有其权利体系，佩戴不发一声、却胜过滔滔雄辩的胸针真是正逢其时”。
可见，人的身高、微笑、握手及各种动作和姿势、服饰、胸针等，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在外交领域，常常成为政治家、外交家借以委婉、含蓄地表达传递政治理念和外交信息的象征隐喻符号。
三、政治语境化解读
语境即使用语言的环境，传统的语境概念包罗万象，既涉及语言的知识，语言的上下文及交际的时间、地点、话语方式，也涉及交际者双方的地位、相互间的关系、彼此了解的程度、交际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等诸多因素。但认知语境论认为上述因素只是对话语理解提供了客观的外部条件，真正对话语理解起作用的能动因素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客观因素只有被认知处理，才能对话语的意义产生制约作用。因此，“直接场合、语言的上下文、知识和社会心理表征构成认知语境”。认知语境不仅能解释而且制约着听话人对话语的理解。话语理解是将该话语进行语境化的过程，所谓语境化，就是受话人将其语境假设和说话人的话语明示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演绎推理和语境推理来寻找话语明示的新信息和语境假设的关联性来推断会话含义的过程。因此，认知语境制约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是话语理解的关键要素。
话语理解的认知语境理论对非言语的意义理解同样适用。非言语的隐喻化表达特点、语义模糊性特点，使非言语的理解更加具有了对语境的高度依赖性，而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外交非言语的理解具有了对政治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影响外交非言语理解的认知语境要素，同语言一样有交际情景、词语信息、百科信息和逻辑信息，但受众的既有政治理念、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观念、国际社会规范、本国与他国间的地缘－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利害关系等因素，恐怕是我们日常非言语理解活动中不一定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却是外交非言语意义解读过程中无法不触及的语境要素。高度的敏感性，往往促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极尽可能快速地从既有的认知语境要素中，搜索激活那些与政治最相关联的语境信息，通过联想、推理，破解那些非言语外交的真实用意或隐含其中的政治秘语。
外交非言语解读对政治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在现实的解读活动中常常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就是人们喜欢将各国政要在外交场合的一切非言语行为和手段都作政治语境化处理，即面对外交中的任何一个表情、动作，任何一个时空物语的细节运用，都喜欢以国际政治语境诸要素为框架，穷尽各种可能的政治、外交意义的推理、解读。换言之，就是做政治归因化处理，以政治、外交为视角，观察、分析、取舍其中的信息，以政治归类意识来解读一切外交中的非言语。有时可能只是一个“无意”的行为、动作，却常常被解读为一次深谋远虑的政治性的非言语隐喻，甚至一个不小心的“失足”“摔跤”，也都可能被视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信息的外交体态秘语，而被人们疯狂解读。这是交际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外交非言语的政治隐喻式表达，促使外交非言语的解读更加依赖于政治语境化解读；而政治语境化解读，又促使外交非言语表达更具政治隐喻化功能；最终使各国政要的一举一动、时空物语都变成了人们感知和思考其丰富政治内涵和外交隐意的重要依据。
比如，服饰对于外交分析者来说，其色彩、款式、发型、鞋帽等都不是孤立于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的自然存在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外交非言语。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着装就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含意。2011年12月23日希拉里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葬礼上，一袭黑衣，庄重肃穆；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天前，12月19日，在金正日去世后的记者会上，希拉里则以鲜艳的红衣朱唇亮相。同是国哀，希拉里为何着装一黑一红?有人解读，这不是无心疏忽，而是刻意为之，她想借助服饰语表达她的政治观念和外交立场。她用“黑衣”表达她对哈维尔一生功绩的肯定，特别是对他1989年领导的“天鹅绒革命”成功的肯定，与此紧密配合的是她在就哈维尔逝世发表的声明中称:哈维尔“尽其毕生之力努力打破压迫的锁链，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并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他做的事情不但有益，而且功绩非凡，历史将记住这一切”；而“红装”是对金正日去世的一种“幸灾乐祸”的“恶意”的外交表达，“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也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因为，她在就金正日逝世发表的声明中没有使用“哀悼”一词，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于20日明确表示美方认为不适合使用这一措辞，这进一步印证了希拉里的红衣朱唇传递的是一种不友好的政治信息，是把金正日当作了敌人或仇敌，是朝美敌对关系的一个反映。
这一非言语解读的语境要素就是冷战背景下的朝美关系。冷战时代，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联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斗争。朝鲜战争是冷战的白热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战略对手，老布什政府一度认为朝鲜会在多米诺效应下，步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走向解体或被韩国吞并，但是，朝鲜仍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美国依恃强大的军事、经济、外交实力对朝施加强大压力，朝鲜则以国家生存和安全为由，力求拥有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美朝矛盾激化，造成朝核危机。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奥巴马政府，美国对朝鲜采取“软”“硬”“软硬”兼施政策而朝鲜对美采取“以牙还牙”的政策，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美对朝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舆论贬抑不绝，核威慑与反威慑白炽化。这样一个语境下，希拉里以红衣红唇表达对“敌人”去世的“幸灾乐祸”之心情，与美国的对朝外交政策不相矛盾，完全符合美国对朝鲜一贯的冷战思维。
外交中的一个表情变化，也可能是一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征兆。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时期，他的种种不合常理的非言语行为（如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首访西班牙时，抱住西班牙王后亲吻；2005年2月到访斯洛伐克时，戴手套与斯洛伐克总统及众高官握手；2006年7月G8峰会上，他悄悄溜到德国总理默克尔身后突然给她按摩肩膀等），常常令人瞠目结舌，也因此被人们冠以“牛仔风格”，于是，那些与此相关联的词汇，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由叛逆、粗犷豪迈、傲慢无礼、强权霸道，等等，便成为解读小布什非言语行为背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喻底”。
但是与小布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巴马继任美国总统后，带着一张大大的“笑脸”出访欧洲（2009年4月），他的“招牌式”笑容被人们命名为“笑脸外交”，认为:“他天生的一副大嘴白牙，笑起来，让人清心降火，如沐春风。对于受够了美国霸道气息的欧洲，奥巴马的笑脸显然十分受用。”“奥巴马的‘笑脸外交’，至少向世界传递了这样一种积极信息:那就是美国将改变跟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摆出倾听、谦卑与灵活的姿态来领导世界。这是奥巴马对美国‘巧实力外交’的生动阐释。”在伦敦G20峰会上，奥巴马一改小布什的“牛仔风格”，面对G20元首们对美国的种种批评，他用微笑和低调、沉默和谦卑，来证明其出访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所宣布的:美国“只说不听”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笑脸相迎”的时代到来了。面对奥巴马的微笑也有人质疑，这份微笑背后除了隐藏着美国的尴尬外，或许还包藏着美国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心态；美国是否真心向世界微笑?微笑过后，是否能够看到美国的实际作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奥巴马的微笑寄予了更多美好的期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加谦虚和克制的美国，一个更加灵活而机智的美国。美国从布什时代开始急剧下降的国际形象应该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补。也许全世界的吵闹声会因此增多，但枪炮声肯定会减少。”这就是奥巴马“微笑外交”的语境效果。
显然，在外交场合，国际政治语境诸要素不仅是对每一个非言语词汇做出选择和调整的出发点和依据，更是对每一个非言语词汇做出准确、恰当、合理、深入理解的重要依据。
四、对外交关系的影响作用
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意义的隐喻也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富有正面积极意义的非言语隐喻，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推行，可以增进友好感情，提升个人和国家的形象，促进和改善两国关系；带有负面消极意义的非言语隐喻，不利于外交政策的推行，有可能阻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可能起到破坏、恶化两国关系的作用，也会给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同样，不同的受众因具有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标准、不同的百科知识、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心理图式、不同的交际目的，对同一非言语表现，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导致不同的外交预判、不同的政策选择，最终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交往双方的认知语境越趋同，非言语理解就越容易达成，如果语境差异较大，非言语理解就难以达成，甚至产生误解、曲解，导致矛盾和冲突发生。所以，外交非言语从来不是小事，它不仅是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政治的风向标，也是外交关系的积极建构者和消解者。
由于各种原因，在外交场合误用非言语或误解非言语进而影响外交关系的例子也不少见。如，2004年5月，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在为来访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夫妇送行时，一时忘情，按照国际礼节拥抱了身着伊斯兰教保守服装的土耳其总理夫人并亲吻了她的两颊。此事立即在土耳其引起轩然大波。土耳其舆论抨击希腊官方不知礼数，指控卡拉曼尼斯侵犯了伊斯兰教教规，蓄意羞辱土耳其。一位专栏作家在《民族日报》上愤怒指责道:“难道希腊总理不知道自己不该有这样的举止吗?他为什么对这位穆斯林妇女不尊重为什么要违背穆斯林妇女的信念?他是不是一个要故意挑衅伊斯兰教的坏分子?”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理府要求电视、网络禁止出现“希腊总理之吻”的镜头和照片。对此，土耳其世俗化一派则指责政府禁播是没道理的，他们批评说，一味坚持不符合国际外交礼仪的旧习俗的人，最好不要担当对外交往的重任。面对“吻出来”的国内保守和世俗两派纷争，总理夫人出面发表声明说:“那些热爱我们的人请继续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让他们尴尬或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也发表声明说，埃尔多安总理和夫人并不像一些主张伊斯兰世俗化的民众所批评的那样，死守旧俗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不会把自己所信奉的伊斯兰习俗带到国际政治活动当中，希望早日平息这场风波。
导致这场“吻别”风波的原因，既有表达上的失误，即希腊总理忽略了土希文化差异而误用了告别礼；也有理解上的差异，即面对“吻别”事件，土耳其国内的保守派与世俗派具有不同的认知反应，这源于他们在解读“吻别”事件时，从各自不同的身份和政治理念出发，激活和动用了各自不同的语境要素。其中，反对派之所以对“吻别”如此“愤怒”除了文化差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希腊的对土外交政策不满。土耳其与希腊之间自1974年因塞浦路斯问题在塞岛上爆发战争冲突以来，多年不和。这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主导的塞岛统一“全民公投”，又是因为希腊的“暗中反对”而最终“泡汤”，一些土耳其人因此对希腊憋着一肚子气，加上希腊总理在这次会谈中又向土耳其方面提出了领土争议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总理忘了伊斯兰习俗差别，吻别土耳其总理夫人，无疑给反对派提供了借机向希腊总理“兴师问罪”的机会了。这个例子再次证明，外交非言语极具敏感性，使用不当，理解不当，都会招致负面消解作用，给两国外交关系蒙上阴影。所以，在外交实践中，无论是非言语的表达，还是非言语的解读，都应在分寸掌握上高度注意政策性和策略性。
总之，非言语外交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敏感性，这是由外交的政治属性和非言语的特征所决定。非言语外交的高度敏感性具体表现为高度的政治隐喻化表达和高度的政治语境化解读，即许多政治家、外交家善于利用非言语的隐喻式表达特点通过各种非言语方式委婉表达外交立场和政治信息。所以，在外交场合，看似一个平凡、无心的动作、表情，往往可能隐含、暗示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外交信息。所以，一国领导人的举手投足常常备受世人关注，人们努力地想从中解读、破译出隐含的政治奥秘和外交秘语，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政治归因化的非言语解读倾向。另外由于人的认知语境有差异，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隐喻化表达方式和不同的政治语境化解读结果，它们对外交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由此可知，非言语外交并非小事，不可小觑，它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它的研究。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