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东方被用以称谓俄罗斯向东发展的政策。这一称呼言简意赅，有画龙点睛之效果，它虽不是官方正式命名的名称，但被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普遍使用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多使用。
转向东方是俄罗斯的重大战略，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重大话题。学术界对此评论纷纷，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一个焦点问题是，俄罗斯会不会真正转向东方。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从属于欧洲文明，它不认同东方国家的身份，因此不可能转向东方。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俄罗斯能不能转向东方。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俄罗斯转向东方能不能成功。对此有许多怀疑，理由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点都在欧洲部分，而欧洲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因此无法转向东方，转向东方的政策不会成功。
乌克兰危机也把转向东方政策推向风口浪尖。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向东看尤其引人注目。不过，乐观者和悲观者在其中看到了不同的图景：乐观者看到的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必要，悲观者则从中验证了转向东方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对转向东方的概念进行探讨，对转向东方的政策和实践进行梳理，同时就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政策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评估转向东方的前景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东方还是西方——几百年来俄罗斯人为此争论不休，至今余音不绝。那么，哪里是俄罗斯人意识中的东方？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不过也有含混之处。一般而言，东方是指与欧洲在地理上相隔、在文化上相异的亚洲。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东方的含义有微妙差异。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争论，这一争论通常也被放在“东方—西方”的叙述框架中。但这里的东方其实并不是指亚洲。斯拉夫派并不把俄罗斯看作是亚洲的一部分，不认为它属于亚洲文明，也不主张走亚洲的发展道路。它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文明存在，它有不同于欧洲的传统和历史，它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斯拉夫派没有强调俄罗斯的传统和历史不同于亚洲，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在俄罗斯属不属于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针锋相对，但在俄罗斯属不属于亚洲文明的问题上，两者并无分歧，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不认同俄罗斯属于亚洲。这样一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实际上不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选择，而是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选择。这里所谓的东方其实是俄罗斯自己。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萌生。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有欧洲的属性，也有亚洲的属性，但它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一个“封闭、完整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它与斯拉夫主义殊途同归。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新欧亚主义学说，其中又有多种流派。新欧亚主义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它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已成为独立国家的背景下，它也有特定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含义，但在欧亚自成一体的核心思想上，新欧亚主义与欧亚主义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不管是西方派、斯拉夫派还是欧亚主义，它们都没有走向我们通常理解的亚洲的思想。西方派具有外向性质，主张融入欧洲；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具有内向特点，主张回归自身。以它们的论点来评断，俄罗斯也不可能转向亚洲。
西方派、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所争乃是国家文明文化的定位，而不是外交定位。它们所说的东方和西方也主要是文明和文化上的东方和西方，而不是外交上的东方和西方。文明和文化定位反映了国家的价值体系归属和发展取向，它对外交有深层次的影响，但国家外交不仅受文明定位的塑造，它还受到国家现实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错综复杂的外交环境中，后一因素的作用往往更为直接。
简而言之，文明定位与外交定位不是同一概念。外交转向不等于文明转向，而文明定位的不可改变也不意味着外交定位的不可转向。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外交和经济上的转向，不是为了转换身份，不是文明文化定位的改变。身份认同与外交转向没有直接关系，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矛盾。卡拉加诺夫教授是转向东方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几年来一直为宣扬转向东方不惜笔墨，但他同时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文明圈格格不入，亚洲在文化和政治上不是代替欧洲的选择。不仅如此，亚洲的发展道路也不适用于俄罗斯。卢金教授也是转向东方的坚定支持者，但在文化和文明上，他也认为俄罗斯文化如此独特，不可能与亚洲集权主义和欧洲自由主义融合，它在世界上应有独立的地位。
事实上，从沙俄时期开始，东方就已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外交的历史上，东方的概念与现在有所不同。它通常泛指俄罗斯周边的亚洲地区，而不一定是在地理上位于俄罗斯的东面，也不仅指中国和东亚。东方在文化上大多也是非基督教地区，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和中亚都在其范围之内。在俄罗斯外交史中，奥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俄语中有一句流行语：“东方的事精细微妙”(Восток-дело тонкое)。这句话出自苏联影片《沙漠上的白太阳》，它成了俄罗斯人形容东方的警句名言。这里的东方说的是中亚，可见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中亚也是东方，尽管中亚位于俄罗斯的南面。
自16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里，俄罗斯不断转向东方，把目光投向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和中亚诸汗国等。不管是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出现之前还是之后，俄罗斯都在这样做。彼得大帝以崇尚欧洲知名，但他也有意开拓东方。1716年，彼得大帝曾派遣探险队前往希瓦和布哈拉，结果全军覆灭。可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文明定位没有妨碍俄罗斯转向东方。还应指出一点，身份认同与国家关系的亲疏也没有对称关系，俄罗斯的欧洲文明认同并不意味着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会更好，而与非西方国家不能发展密切关系。事实上，俄罗斯的“密友”多是非西方国家，而它在西方国家中知音寥寥。
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欧洲的重要地位不可能被亚洲取代，因此俄罗斯转向东方不会成功，这是又一种常见的结论。确实，欧洲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在其欧洲地区，在可见的将来这一基本结构不会因转向东方而改变。那么，是否可据此判断转向东方不可能成功？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转向东方概念的理解。阅读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对转向东方政策的表述，找不到以亚洲代替欧洲的思想，从理性和常识上说，俄罗斯也不会这样想。这就是说，转向东方既不是离开欧洲，更无以亚洲代替欧洲之意。梅德韦杰夫作为政府领导人也说得十分清楚：尽管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俄罗斯需要在东方更加活跃，但“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俄罗斯都不会离开欧洲”。在与东方的关系上，俄罗斯不同派别的差别主要在于对东方重视的程度，而不是在于是否选择东方。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东方—西方选择对俄罗斯根本就是“虚假命题”。换句话说，亚洲和欧洲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两者都是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东西方兼得是俄罗斯的追求，既转向亚洲又不离开欧洲，实际上没有冲突，俄罗斯国徽的双头鹰已诠释了这一点，而多方位外交和经济多元化原本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做法。
俄罗斯早已在亚洲存在，所谓转向东方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不是俄罗斯“发现亚洲”，也不是俄罗斯初登亚洲舞台，它的基本含义应是加强向东方发展。它的目的不是降低欧洲的地位，而是提高亚洲的重要性。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有专门的澄清：亚太地区是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点，俄罗斯在这里寻求机会，扩大市场，但这不是俄罗斯外交和经济完全转向亚洲；俄罗斯将继续与欧洲合作，而且没有离开欧洲的打算。
既然转向东方没有以亚洲代替欧洲之意，那么以此判断转向东方能否成功在逻辑关系上不对位，它得出的欧洲不可能被取代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与转向东方的政策没有关系。
欧洲在俄罗斯经济结构中的突出地位也不是转向东方的障碍。恰恰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促使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一个因素。欧洲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极大比重显示了它对俄罗斯的特殊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这种偏重的结构在经济上有脆弱性，在地缘政治上蕴含着风险。乌克兰危机凸显了这一点。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俄罗斯的这种对外经济结构是失衡的，为了使俄罗斯经济稳定发展，俄罗斯必须向东发展。这就是说，对欧洲的过重依赖促使俄罗斯向东发展，以形成相对平衡和多样化的对外经济结构，并取得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
转向东方没有感情的成分，它是俄罗斯根据本国利益而制定的战略，而不是出于对亚洲的向往和喜爱，也不是为了亚洲或中国。一些评论有意或无意地把转向东方与亲近中国等同起来，并且有把它看作是对中国“偏爱”的意味，这是对转向东方过于感情化的看待。客观上，俄罗斯转向东方将为中俄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创造更多机会，这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但它的基础是两国利益的现实需求和契合，不应对其做情感化的理解，也不应将这一合作感情化。而且，俄罗斯转向东方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甜蜜的果实，它也有产生新问题和矛盾的可能。
转向东方的政策和实践
在俄罗斯外交中，转向东方并不是新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一说法就经常出现，但它没有得到认真实行。在普京上一任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转向东方的战略已在酝酿和推出。在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这一战略基本成型并得到强力推进。
俄罗斯的每一次转向东方都有其特别含义。现在的转向东方不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而是综合的国家发展战略，它包含相互联系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包含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内容。
在国内层面，转向东方的经济内容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利用这一地区蕴藏的巨额财富。这是俄罗斯自沙俄时期就有的梦想，它的政治含义是保证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持久控制。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国家安全上的，两者相互关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域辽阔，资源富饶，但人烟稀少，人口流失，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陈旧。而它周围的中国、日本、韩国经济发达，对资源有巨大需求。俄罗斯感到，如果它不能使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起来，如果它不能提高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来俄罗斯可能失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在转向东方战略中占有核心地位，它是连接转向东方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纽带。一方面，它是俄罗斯在经济上融入亚太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密切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条件。普京对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特别重视，将其定位于国家的世纪战略。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向东方发展是俄罗斯21世纪的发展方向。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整个21世纪的优先目标。俄罗斯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看作是未来之星，希望通过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使它成为俄罗斯新的财富之源，为俄罗斯21世纪的繁荣发展提供动力。
在国际层面，转向东方的经济内容是融入亚太经济，开拓亚太市场，它的政治目标是与亚洲国家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提高亚洲在俄罗斯外交以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亚太地区集中了多个经济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地区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来源地。俄罗斯试图通过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使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扩大亚太市场，吸引亚太资金，并把远东变成有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在外交上，俄罗斯希望把亚洲变为俄罗斯外交的新资源。
转向东方虽字义相同，但所追求的目标定位并不总是一样的。以往，俄罗斯是以发展与东方的关系来支持它的西方外交，亚洲外交为西方外交服务，处于从属于西方外交的地位。现在的转向东方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这里亚洲不单是为西方外交服务的工具和筹码，而且也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战略方向，它本身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追求，具有与西方同样重要的意义。有俄罗斯分析家说，转向东方已不是俄罗斯表演给西方看的外交动作，而是深思熟虑的成熟政策。当然，对此也有相反的看法。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计划宏大。俄罗斯政府2010年即批准了《2020年前西伯利亚发展战略》和《2025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开发的内容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发展加工业，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充裕的土地发展农业和养殖业，整合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科技资源，推动科技和创新产业发展以及能源资源开发，等等。
交通运输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俄罗斯政府相继批准了《俄罗斯2030年前铁路运输发展战略》和《2030年前俄罗斯交通战略》，其中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和交通发展也进行了规划。到2030年，俄罗斯准备在远东地区修建5 300～7 300公里的新铁路线，还计划修建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的高速铁路。在这期间，俄罗斯要建成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二线。有专家设想，在俄罗斯的铁路规划实现后，未来可以形成东北亚铁路交通环，连接俄罗斯远东—日本—韩国—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和朝韩还可能形成一体化的铁路网。
海洋运输也是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一环。在俄罗斯远东的太平洋沿岸，分布着众多港口。这些港口面向日本、韩国和中国等贸易大国，背靠西伯利亚大铁路。俄罗斯希望利用这一自然位置的优势，把远东建设成连接繁荣的亚太地区和欧洲的物流中心。俄罗斯计划对陈旧的老港口进行扩建和现代化改造，大幅度提高远东港口的吞吐量，这些港口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东方港、斯拉夫扬卡港、特罗伊茨港和瓦尼诺港。未来俄罗斯准备打造多个交通枢纽，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枢纽、东纳霍德卡枢纽、哈桑交通枢纽、瓦尼诺—苏维埃港交通枢纽。为此，俄罗斯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开辟经北冰洋到大西洋的航道也是俄罗斯的宏大设想。这条航线被称为北方航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它成为具有商业意义航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如果这条航线开通，俄罗斯需要在堪察加半岛等地修建和扩建港口。这条航线将与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到欧洲的航路形成竞争。俄罗斯认为，如果北方航线通行，它将吸引相当多的亚洲客户，其中潜力最大的客户是中国。
为了实施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战略，俄罗斯在2012年设立了远东发展部，成立了远东国家开发公司。俄罗斯政府为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拨出巨款，提供特殊政策，给予优惠税赋条件，建立跨越式发展经济区，鼓励移民等等。2012年，俄罗斯承办第20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也是俄罗斯在其境内首次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把举办的地点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其目的也是为把符拉迪沃斯托克推向亚太。为此，俄罗斯政府耗费巨资进行了城市建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岛上修建了会议设施。2015年，远东的西伯利亚的9个地区被列入首批“跨越式发展地区”（территории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同年，俄罗斯宣布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自由港，以更好地融入亚太经济空间，发展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加快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2016年5月，普京签署命令，设立东方经济论坛，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设立这一论坛的目的也是为帮助远东地区快速发展，扩大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第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16年9月召开，届时将会有俄罗斯高官与会。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给俄罗斯转向东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全是正面的，它也有负面的效应。在正面意义上，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负面意义上，它引发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刺激了对短期效应的追求，并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后果。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最严重的冲突，这场危机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环境和大国关系。俄罗斯与西方建立共同政治、安全、经济空间的前景基本消失；在地缘政治上，一条新的无形分界线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悄然出现，新冷战的阴影开始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徘徊；在安全上，俄罗斯和西方将越来越相互视为防御的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在经济上，俄罗斯和西方将减小对对方市场的依赖性，而不是加强它们的紧密程度。
客观上，乌克兰危机加重了俄罗斯向东方发展新的经济和政治空间的急迫感。俄罗斯痛切地感受到，如果在经济、投资、能源上仅依赖一个来源和市场，在遭受西方制裁的情况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将是脆弱的。这种形势推动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寻求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增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弥补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害。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和贸易伙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缩影。
乌克兰危机后，中俄关系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风向标。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升温，宣布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签署了大量经济合作协议，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2014年5月普京访华，两国签订的大大小小合作文件多达37个。特别是中俄在东线天然气合作上的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尤为引人注目。同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俄罗斯，双方又签署40项合作协议。
不过，乌克兰危机对中俄关系的效应是促进和加速，而不是改变了中俄关系的性质和方向。这一点在中俄学者中有很大程度的共识。转向东方是俄罗斯的既定战略，不是因乌克兰危机而制定；经济合作也一直是中俄关系的重要议题，许多项目早已在酝酿和准备，不是因乌克兰危机才出现。中俄关系总体上还是在原先的轨道上。
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也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转向东方被赋予了过多的外交秀意义，这加重了它的外交工具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使转向东方成为对冲乌克兰危机的砝码。这很易造成评估体系的改变，以政治效应而不是实际成效来看待转向东方。在经济上，由于乌克兰危机，出现了追求立竿见影的迫切心态，期望转向东方可迅速抵消西方制裁的损害，来自东方的资金会源源不断涌入，俄罗斯能源大举进入亚洲市场，欧洲食品的空缺可由亚洲替补，等等。但是，经贸结构的调整不像摆积木一样，它不能随心所欲，任意摆放，它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政治意愿无法取代经济规律，而且，它需要较长的过程，不是旦夕间可以完成的。以中俄西线天然气项目来说，即使在合同签订后，至少也需要4年才能输气。这对急切需要改观形势的俄罗斯来说远水不解近渴。过高期望落空后往往引起失望和抱怨，而悲观者和反对者则更加理直气壮。2015年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成果似不如人意，普京总统没有参加2015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而是派总理梅德韦杰夫代之，这也引起了对转向东方政策的猜疑。俄学术界出现了唱衰转向东方的舆论，甚至有学者称转向东方已经失败，俄罗斯无处可转。
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不利于俄罗斯吸引国外投资，这对转向东方也是不利因素。在制裁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可能投资，俄罗斯也不能到西方市场融资。以日本为例，它是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潜在伙伴，但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虽然并不情愿，但不得不加入其中，这关闭了它向俄罗斯投资的大门，也损害了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虽不存在对俄制裁问题，而且乌克兰危机后投资的机会增多，但在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会盲目增加投资。
乌克兰危机还牵制了俄罗斯的手脚，打乱了它的工作步骤，使俄政府注意力分散，大部分精力不得不用于应对乌克兰危机和国内经济问题，不能全神贯注地推进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减少了可用于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资源，对转向东方自然也有消极影响。
对转向东方的评估
评判转向东方的成败得失只能以它本身的目标为参照。具体说，可将其分为三个参照系：其一，远东和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二，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的程度；其三，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政治话语权的增加。在这三个方面的提升都表示着转向东方的进展，反之则意味着停顿或后退。显而易见，这三个指标都需要以长期数据为判断依据，它们都达到较高程度时，转向东方即可认为是成功的。一时一事和短期数据可说明一个特定时段的得失，但以此判定转向东方的成败则证据不足。需要指出，所谓较高程度只是明显和实质性的提高，并无确定的具体标准。在可见的将来，亚洲和欧洲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会向趋于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但不会颠覆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在欧洲这一格局。以外贸为例，2014年欧盟在俄罗斯外贸中的比重是48.1%，亚太地区占26.9%，这其中包括美加和拉美国家。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中占比11.3%，中日韩三国共占18.7%，东盟国家约为3%，印度是1.2%。可见，亚洲与欧洲的差距很大，赶上极为不易，更不用说超过欧洲。由于乌克兰危机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的相互经济制裁，2015年欧盟在俄罗斯外贸中的比重有超过3%的降幅，不过这种下降速度不会是常态。再以天然气为例，据预测，俄气公司至少需要15年才能使出口中国的天然气达到出口欧洲的70%。2014年俄气公司在欧洲销售天然气1 466亿立方米，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是380亿立方米，假使西线项目实现，预计还可增加300亿立方米，总量达680亿立方米。这将使中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巨大客户，但仍不足以代替欧洲的地位，而且俄罗斯所追求的是能源市场的多元化，而不是把出口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驱动力有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俄罗斯国内发展的需求，另一个是亚太地区经济政治活力的吸引。从根本上说，转向东方的主要动力是内生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开拓亚太市场，参与亚太政治和经济进程，这些都为俄罗斯的内外发展所需要。因此，转向东方将有持续的内在动力支持，外部因素的变化对转向东方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转向东方既有经济的性质，也有地缘政治的含义。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经济是这次转向东方的先锋。不论开发远东西伯利亚，还是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都是以经济作为主要途径和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没有地缘政治的追求。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俄罗斯也在推进与亚太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不过，经济仍是转向东方的主要路径，地缘政治效应在相当大程度上也通过经济中介发生。
转向东方将是长期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必将伴随着曲折和挫折。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每一次向东发展都绵延上百年或是几百年，期间有无数跌宕起伏，也经历过失败甚至惨败，但遭受挫折后俄罗斯总是执拗地重新回来。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扩张都是如此。现今的转向东方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不能简单地类比，不过可说明俄罗斯在追求长期目标上有极强的战略韧性。当今世界的发展在时间上大大压缩，转向东方的完成不可能再等待上百年的时间，但结构性的转型仍需十数年或数十年，而且它的成功不是注定的。就过去几年的情况看，它的进展并不令人完全满意，尽管中央政府有不少大规划，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对于俄罗斯转向东方来说，对东方的认识具有无形但却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着转向东方的性质和定位。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意识中，不仅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而且有西方象征着文明和进步、亚洲代表着野蛮和落后的意识，以至于亚洲一词在俄语里有野蛮落后之意，亚洲人也被引申为野蛮人。而欧洲正好相反，如别林斯基所说：“所有伟大、仁慈、人性、心灵的东西都发生、成长于欧洲的土地上，它们绽放出斑斓色彩，孕育出丰硕的成果。”这种意识现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这使俄罗斯内心里对东方有某种轻视之感，并使它将中国更多看成是威胁而不是机会。这也是俄罗斯难以真正成为既是欧洲国家又是亚洲国家的思想障碍。俄罗斯要成为亚洲的一员，需对亚洲的认识有整体性的改变。一些俄罗斯精英为此奔走呼吁，这反映出俄罗斯精英界对此已有所认识，同时也表明这种思想还不被广泛接受。
俄罗斯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至关重要，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更为关键。各级政府机构是转向东方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地方政府的热情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转向东方的成效。官僚作风、形式主义、繁文缛节、不思进取可以使任何好计划消磨于无形，而吏治不善、纲纪松弛、贪污腐败更是任何好政策的杀手。
转向东方对内需要有真正的创新发展，要找到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最合理的发展模式，对外则需要更加开放，有能打动投资者的政策和措施。远东和西伯利亚虽然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不足，市场有限，而俄罗斯也不希望搞粗放式的资源开发，要使远东和西伯利亚繁荣发达起来并非易事。除了自然资源和军工产品之外，俄罗斯要在亚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容易。亚太市场已有比较稳定的格局，分工清楚，竞争激烈，俄罗斯需有极强的竞争力才能打破原有的格局，进入亚太市场。国外资金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源泉，但为此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可靠的法律保障，有合理的税负政策，有方便的出入境制度，有务实的劳务政策，有愿意看到外国资本获利的心态。俄罗斯还需在政策的实施上保证连贯性和协调性，同时要遵循对经济合作的市场规则意识，避免经济合作的政治化和情绪化，也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需求减少的确对中俄经济合作有一定影响，但有学者认为这使转向中国对俄罗斯变得危险，这是把长期发展与短期形势波动联系起来，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心态的反映。
还应该看到，俄罗斯也存在着转向东方的反对派，更确切说，是反对转向中国。它虽不是主流，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和舆论影响。反对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主要来源，其一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主义思想，认为俄罗斯没有必要转向东方；其二是疏华的政治立场，对与中国接近本能地质疑；其三是对选择中国作为主要合作方向持负面评估，认为走向中国对俄罗斯国家发展弊大于利；其四是对转向东方抱悲观看法，认为这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些因素通常不是孤立的，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在这一背景下，所谓“中国威胁”陈言泛起，其中中国经济扩张和移民威胁仍是首选。有媒体认为与中国合作是为中国扩张打开大门，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劳动力大量进入远东最终可能导致“克里米亚模式”的再现，也就是中国通过当地华人策动远东脱离俄罗斯。
转向东方对中俄关系有重要影响，反过来说，中俄关系在转向东方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俄罗斯向东发展中，中国无疑首当其冲。这既是因为中国是东北亚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有4 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还因为中俄是关系密切的战略伙伴。可以说，中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发展对转向东方有重大意义。
转向东方为中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机会，也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更大动力。它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转向东方促进了中俄发展战略的接近。中俄现任领导就任后，两国几乎同时提出了重大的发展战略，但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俄罗斯转向东方，中国向西推进。这种形势可导致多种可能：它们可能相互错过，形同陌路；也可能迎头相撞，发生冲突。但中俄作出了最好的选择，那就是合作和对接。这种对接首先是指战略思想的对接，是战略上的相互接受和准备合作，而不是技术性的对接，技术性的对接只是其结果。这种战略对接为中俄欧亚大合作奠定了基础，它不仅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和东北亚，也包括蒙古、中亚及其他原苏联地区。中俄在远东西伯利亚和东北亚的合作也能够被纳入一带一盟的框架。中俄合作是一带一盟对接的重要内容，而中俄合作自然包括在远东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长加鲁什卡认为，远东合作本身就是一带一盟对接的内容。
转向东方推动了中俄经济项目的实施，并催生了新项目的出现。2014年5月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37项合作协议，涉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航空、农业、基础设施、地区间合作等广泛领域。同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俄罗斯，又签署了近40项新合作协议。对此学术界和媒体都有充分的介绍，无须赘述。不过，中俄在合作规划的落实上存在不足。两国的商业文化差距较大，商业思想和思维很不相同，商业信任仍比较欠缺，相互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认知。
应当看到的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不等于是转向中国，中国是转向东方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其全部。严格地说，俄罗斯转向中国远在此前就已经开始。在转向东方的战略下，俄罗斯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印度、越南、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都包括在内，其中日本、印度、越南尤为重要。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是正常的，但俄罗斯在亚太外交的对华政策也有若隐若现的两面性，即合作和平衡。俄罗斯发展与其他亚洲大国的关系可对中国有所平衡，又能使俄罗斯在亚洲的对外关系多元化。这不一定是恶意，它是国家的理性政策选择。不过，这可给中俄关系增加新的因素，使它的氛围和环境更为复杂，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这其中日本的作用最为突出。以中俄关系为背景，俄日关系是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能对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也认识到这一点，有意使用这一资源，只是由于领土问题和客观困难，俄日关系长期徘徊，多次试图突破但迄今尚未成功。另外，在中国与一些亚洲国家领土争议尖锐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同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军事合作或在争议地区的经济合作也会给中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注释：略
注：本文系教育部2015重大攻关课题“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与运行机制研究”（批准号：15JZD033）的中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