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与现代化”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出版了很多著作，但其实在很大程度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提问方式，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个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中东-伊斯兰研究的昝涛教授在本篇为澎湃新闻撰写的稿件中总结了今天把伊斯兰作为铁板一块的“本质主义”认识途径的危险性，不只是西方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同样在使用均质化的伊斯兰概念。昝涛进一步指出了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正带来西方世界右翼势力的兴起，并且因其对不同群体间对立的加剧，或许会出现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最后，昝涛指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批判，不可忽视来自穆斯林的内部视野。在现实意义上，必须突破基于世俗主义的价值预设，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创制”。
对伊斯兰的两种认识途径：本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关于伊斯兰（主义）大致存在两个认识路径：第一，本质主义的路径，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其讨论的对象是同质的，在关于伊斯兰的研究中，这一路径的最典型代表被认为是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5.31— ）。他的很多言论被人批评，说他的观点背后预设了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文明/世界。批判本质主义认识路径的人很多，代表性的是爱德华·萨义德，他在《报道伊斯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中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伯纳德·刘易斯；第二个是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后者系刘易斯的学生辈，派普斯曾提出著名的论断：“没有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也因此，对他的批评和威胁不计其数，不过，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
与本质主义相对的是多元主义，这也是目前看起来较多人坚持的立场。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涉及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所谓同质化的伊斯兰世界或者穆斯林世界。萨义德实际上是支持多元主义立场的。专门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做剖析的是日本学者羽田正，其代表作《“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辨析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概念形成的整个过程和原因，他提出了从世界史教育——当然是日本的世界史教育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这本书也是类似于萨义德的批判，即恰恰是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造就了一个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但是羽田正更进一步指出，不能只怪西方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s）也同样愿意使用这一概念，他们共同促成了对伊斯兰世界均质化、本质主义的理解。提出“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的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更是强调避免对穆斯林社会做僵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伊斯兰恐惧症”：西方右翼势力的兴起
“伊斯兰恐惧症”的一个新近代表当属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他的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16）认为：以传统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已经没落，拯救西方的重任落在了美国身上。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高福利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堪重负，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所以，这不可避免地需要外来移民的支撑。问题即在于此，这里的移民主要就是穆斯林，事实上也确实是穆斯林。马克·斯坦恩指出，“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和增加，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尤其是他们可以利用人口优势，在某一些方面利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途径，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由此产生了欧洲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的现象。”这是本书的一个背景。作者担忧的是，“不久的将来，西方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 马克·斯坦恩书很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推崇。
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梵蒂冈就注意到，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天主教徒。梵蒂冈的代表说：“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不再是最多，穆斯林超越了我们。众所周知，穆斯林家庭继续生育许多孩子，而基督教家庭子女生育越来越少。”这是他们忧虑的重要方面，其实这也是今年已经一百岁的伯纳德·刘易斯所深深担忧的——随着自然增长以及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和难民的涌入，欧洲的未来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不能否认，持类似观点的人确实很多。还有很多人因为所谓“政治正确”，而不能公开表达这种忧虑。他们就会将这种感受、想法和心理寄托在一些所谓右翼政治力量的身上，从法国的勒庞到美国的特朗普，更不用说德国的所谓“新纳粹”，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质疑
对于以上问题如何看待？目前来看，大致存在如下的质疑方式——
一是对统计数据获得的方式方法有疑问。比如，如何统计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梵蒂冈的所谓天主教教徒的人数，是通过在自己的教区内问卷调查的方式，但穆斯林人口数据的获得没有这么“严谨”。
二是对“伊斯兰恐惧症”的预设进行了批评，也就是假定存在一个统一的、均质化的伊斯兰社会，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想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徒。多元主义对此的批判是这样的：对于个体的穆斯林来说，他/她的年龄、性别、种族、肤色，这些identity不见得比他是一个穆斯林的identity更为次要，而本质主义的认知使得外界只将他/她作为一个穆斯林看待，从而使他作为一个平面化的、僵化的形象被呈现，好像他/她只是作为一个理想型意义上的宗教信徒活着，他在方方面面都是沙利亚法（shari’a，伊斯兰教法）的恪守者。多元主义认为这样的看法是过于简化了。在今天这个以世俗主义为主要底色的世界上，个人对宗教和作为信徒的身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
三是对世俗化理论的重新反思。在西方，对过去那种世俗化理论也早已没有那么乐观了，这里面的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他提出了世界的“非世俗化”问题，修正了过去那种认为随着现代化、理性化的发展，人的宗教情结必将淡化的世俗化理论，这个非世俗化的趋势，在东西方不同社会都能找到很多例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参考昝涛：“反思‘世俗化’的概念与命题”，收入许章润、翟志勇主编《世俗秩序：从心灵世界到法权政治》，法律出版社，2013）。这个理论上的变化，对于理解所谓伊斯兰复兴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比如在探讨所谓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时，通常会出现所谓土耳其的世俗体制将被颠覆、将被重新伊斯兰化的担忧，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只是在从法国模式的积极世俗化向美国模式的消极世俗化转变，而不是要放弃世俗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除了在ISIS暂时盘踞的地方，世俗主义的底色也并没有退掉，以往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并没有被逆转。就算是在伊朗，对其所谓教权国家的理解现在也更为精细了。
再者，“伊斯兰恐惧症”担心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或所谓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但其实这种冲突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而只是局部地存在，且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并不必然是宗教间的冲突；而更为大规模的、典型的冲突是存在于所谓穆斯林内部世界的，因为教派、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极端与温和的差异，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冲突。
最后，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说，“伊斯兰恐惧症”那耸人听闻的结论，会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思考未来的时候。这会引发更大的恐惧心理，树立起心理屏障，阻碍本就不够充分的交流与交往，并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或许会出现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
理解伊斯兰，有必要突破某种基于世俗主义的价值判断
在当代社会，必须重视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在人道主义、恐怖主义这些问题上有挑战，同样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提出的挑战。之所以不能回避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框架里，不管是在古代帝国时代，还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时代，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某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纯洁化运动，是经常不断出现的。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站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批判，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要了解穆斯林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内部视角，这种书还是很多的，可惜引介不够。
这也就提出了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伊斯兰以及穆斯林国家现代变迁的重要性。离开了对宗教本身的关注，研究往往会流于肤浅，尽管极端主义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它的不断出现，证明了现实社会与宗教理想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对于不断出现的宗教激进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和挑战，学理和政策目前都并未有效地予以回应。就现实意义而言，无论是在一个穆斯林为主的社会，还是穆斯林作为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创制”，是非常紧要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有必要突破某种基于世俗主义的价值判断，即天然地就认为“政教分离或世俗化必然就是好的”，这样的价值预设，难免妨碍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局限住了人的想象力。需要在打破这种框架的基础上，从制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充分地研究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