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中日双边关系不断恶化，在日本的华商依然积极探求在动荡国际环境中能够成功的商务模式。日本中华总商会也在积极鼓励旗下会员企业不断拓展思维，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于应该如何应对当今全球经济复杂状况，政治家们并不能给出圆满的答复。一些社会学者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跨国企业家可以通过建立实践社群（Communityofpractice）将业务既扩展海外市场又融入本地市场环境。实践社群理论有助于分析行为体在平衡国际和当地环境时的实践行为。Wenger指出当人们参与到群体中时必然产生知识吸收的社会进程，他将这种人们在同一共同体中分析知识的实践行为称为实践社群。
长期以来，围绕日本的华商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华商社团和华商海上贸易圈的历史学研究。近年，由于很多在日新华商的崛起，以及在我国“走出去”政策下，类似联想、海尔等中国大中型企业相继进入日本市场，在日华商的研究正在走向侧重新华商跨国经营活动的现状分析的课题上来。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在日新华商的区位喜好，以及获取面向海外华商的政策信息渠道的网络活动的现状。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分析方式（ac－tor-centeredapproach）诠释在日新华商的经营活动的现状和特征，从而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提供新的见解。有助于促进华商的自身意愿和地缘、业缘等网络关系的良好衔接；有助于了解在经济转型的当代，在日新华商如何迎接地域和企业间的全球化挑战；有助于我国了解新华商的投资偏好，以制定相对应的战略和引智政策，来提高我国各地区吸引海外华商投资的能力。
当被问及自己在日本经营的成功实践时，在日华商大多会犹豫不决。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成功的在日华商往往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已经很大程度上对当地文化认同。然而，日本这片土地由于其特有的习俗，很多外国人往往难以适应。在本次调研中，也有有识之士指出不应该只调查在日华商的成功经验。通过参加一些在日华商的聚会，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日之间恶劣的国家关系让每个在日华商都不能心安。然而，即便如此，每一个在日华商都不能逃开努力开拓市场这一商人的宿命。在日华商希望通过学习其他人的成功经验来创造更好的中日经贸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恶劣的中日关系非常不利于在日华商，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业。这种对政治的过度关心，让在日华商忽视了他们对自身管理潜能的开发。而研究恰恰出于这一目的来研究在日华商在跨文化环境中开拓市场的成功实践。
文献综述
尽管在日中国企业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是学界对于中国企业的区位偏好、文化适应、网络活动等深层面的企业经营活动知之甚少。加拿大的跨文化学者AdlerNancy和Gundersen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五种类型：文化顺应（CulturalAc－commodation），文化主导（CulturalDominance），文化妥协（CulturalCompromise），文化回避（CulturalAvoidance）和文化协同（CulturalSynergy）；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协同主要是员工和顾客间实现这种协同效应。为了实现这种协同，在企业和市场环境的信赖感非常重要。现实中，在日华商在这种两国焦灼的环境下，努力寻找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商业环境中的最佳实践（BestPractices）。在日本，日本中华总商会也是基于此，鼓励旗下会员积极创新，接受新的理念来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
跨国公司的区位偏好（LocationalPreferences）是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区位需求。国外的学者大多倾向于从企业的层面来诠释跨国公司区位偏好。比如Kahn和Henderson在比较美国密西根东南部地区的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区位偏好时，指出了家族的因素会影响企业决策的制定[5]。Boston和Ross发现在非洲的美国家族企业在选址时偏好于靠家族自身创造新的产业集群（Cluster）。
企业的区位偏好受到经营者个人偏好的左右。在全球化的当代，由于经营者必须权衡本地化和全球化情境（context）两方面的需求，分析他们的区位偏好对研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Cohen和Prusak指出经营者的个人喜好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商务的成功。在日本，Schlunze和Plattner通过对在日欧洲经营者的采访调查，指出人力资源、市场机遇和生活状况这三个因素将影响欧洲经营者在日本取得成功。通过对在中国工作的欧洲经营者（730人）和日本经营者（236人）的问卷调查，发现欧洲经营者偏好价值链上的相关企业的区位因素，而日本人则更偏好人力资源和市场机遇的区位因素[9]。学术领域对在日新华商的区位偏好的研究，仍然知之甚少。而在我国，区位偏好的研究也并不多见。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倾向于用区位偏好来分析城市居民的行为特征。此外，段小梅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台商对华投资的不同偏好。
依赖家族和个人网络是大多海外华商企业经营活动的特征。胡军、王霄和钟永平的实证分析中指出，近60%的华人企业与其他协作企业建立起了稳定的网络关系。本研究将探讨在日新华商与当地和全球网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关系。汉语中，称呼网络为关系，当关系双方建立了联系，将随之产生互惠互利。这种价值观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是儒家文明的重要因子。而彼此关系的深浅也反映出一种文化的距离和个人偏好。著名社会学家Granovetter就曾指出环境中的商业行为根植于经理人个人的社会关系。而在日本，极少有研究触及在日华商的喜好和关系。华裔学者MikePeng和LuoYadong曾指出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可是在日华商的个人网络、偏好和业绩的关系却极少被关注。亟需对在日华商成功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从而为其他新华商提供借鉴。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有两个，其一网络是否影响在日华商的商务成功？其二能否从中发现网络活动者特征的不同，并将其类型化。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本研究将以具体事例分析在日新华商对信息的偏好和获取信息渠道的网络特征，此外就区位偏好和网络的实证研究内容和方法如下：
区位偏好：根据以往对在日其他国家企业的调查，本研究针对三个独立属性进行探讨。每个属性将对应三种区位环境：企业环境，市场环境，生活环境（见表1）。企业环境主要包括对企业内部协同合作、人力资源和工作氛围；市场环境主要包括市场机遇、价值链相关企业合作和政府扶持；生活环境主要包括高质量都市化生活，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充实的信息网络。
网络：经营者在以上三层环境中，获取信息的渠道将由网络软件VennMaker实现可视化，信息网络的密度和强度。
本研究设计了模型来探讨网络、区位偏好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希望借此来探讨在企业环境、市场环境和生活环境中怎样的网络和偏好有益于在日华商提高业绩。为了提高业绩，在日华商会在不同的环境中有针对性的偏好，将华商的这种不同特征归纳为：当地型，嵌入型，网络型和国际型。
当地型华商主要表型为该华商偏向于建立生活环境内的当地交流网络。这种华商对舒适的当地环境和当地信息网络的需求高，而对高质量的都市生活却没有太高要求。第二种，嵌入型华商表现为在工作环境中熟练交流。对于他们而言，一个优秀的工作环境最为重要，舒适的当地环境其次，而他们对于企业间的协作极其抵制。第三种，网络型华商的表现为在商业环境中熟练交流。这些华商认为与价值链相关企业的合作对他们非常重要，当地的信息网络也影响商务成功，他们不看重市场的机遇。第四种，国际型华商表现为重视总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掌控。这种类型的华商重视企业间的合作及与来自政府的支持，人力资源是互补因素
图1是本项目基于偏好、文化智商和关系网络评估管理者及企业业绩的分析框架。同时，考虑了文化智商（Culturalintelligence：CQ）对经理人业绩的影响。提出假设：文化智商愈强，企业愈将集中资源加强对企业、市场和生活环境的本地偏好以及深化建立关系网络，从而提高业绩。在日本中华总商会的支持和协助之下，针对149位在日本华商企业家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本调查中，主要根据现有的回收问卷及正在进行中的采访调查的结果来进行分析。通过运用VennMaker软件可视化了华商的网络构造。这种可视化帮助认识华商个人网络在企业环境、市场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密度差异。这种方法有助于得出定性的结果。通过VennMaker软件，得以比较不同网络的趋中性（Certainty）的差异。网络的密度反映了在特定环境中个体拥有连结纽带在总体环境拥有连结纽带的比率。密度高的行为体表现为比密度低的行为体拥有更多的联系。当然，信息也可以视为在拥有高密度网络个体间频繁流动。VennMaker通过可视化的网络计算定量数据从而帮助联系行为体个体在网络中的趋中性和自身网络行为的特点。
问卷调查结果
基于问卷调查，可以归纳如下发现。参与本调研的在日华商选择在日本工作大都出于自身偏好，他们大都是企业的总经理和CEO等高管。在日华商年龄结构以40、50岁居多，其开展在日商务的原因大多出于个人偏好。很多人在日本生活十年以上，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较为适应日本的文化。近年来，这些企业的员工数量也呈现了增长的态势。2011年，一半以上的企业的员工数量平均不足30人，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8人。企业的销售状况也相应的获得提高。这一结果，也间接暗示了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在日本的业务是成功的。可以归纳出以下分析结果：
（一）接受过日本教育的在日华商更能实现文化变容。他们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但是对日本的法律和经济系统缺少认知。中国企业家喜欢在东道国文化中积极互动，但并不是所有人掌握了在互动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技巧。大多数人在互动中被动接受知识，当然他们也意识到价值观及宗教信仰等差异难以改变。这种适应的结果导致不易分辨出他们是否是外国人。而那些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外派经理人的文化变容方式往往类似于来自欧美的外派经理人，难以实现文化适应。
（二）在日华商对人力资源以及同顾客和用户的合作的有着强烈偏好。在企业环境中，他们聚焦人力资源；在市场环境中，他们看重同顾客和用户的合作；在生活环境方面，他们并不要求高质量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通过协同创造来获得市场的成功。东京因为其作为国际都市在国际商务中的领导地位，集聚了大量市场信息和机遇，在日华商偏好在此开展商务。
（三）与关键人物有联系，能够获得重要信息。在日华商大多渴望能够在中国商界建立重要的联系，然而，不少人缺乏获得融资、上市和政府审批的信心。一些华商指出他们难以获得人才、办公场所等资源。大多数华商认为在遇到经营困境时需要合伙人建言献策。他们指出，在日本市场，建立互信关系非常重要。调查发现，成功的华商往往在当地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络，为了及时解决工作场所和市场环境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值得信赖的日本朋友。
案例分析表明，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更愿意为实现国际化付出努力，而回避不确定性的企业家往往更趋向于在日本发展业务。华商普遍认为中日关系亟需改善。一些来自IT界的企业家也试图从国际化的角度出发，在其他国家开展商务来缓解当前中日矛盾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通过图1在日华商代表的关系网络图，可以看出在日华商可以通过扩大他们的中日双向网络开拓国外市场，通过采访得知当该公司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设立子公司时，私人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展开，这种努力必然会促进他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日华商应该从国际化角度，整合现有业务。
在问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在日华商进行了跟踪调查采访，开展了复合式比较事例分析。事例分析表明不同的华商开发了不同的网络以适应当地和全球的商务环境。当然，每位在日华商的网络和偏好也有自己独特性。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往往趋向于回避利基（niche）商务中的不确定因素，通常更趋向于追求在日本自身的小型事业的稳定发展。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发现在日华商善于利用网络规避风险。在采访的一位在日华商选择文化适应战略将个人的中国商业适应到日本的市场环境中来。他强调这种顺应战略有益于在复杂的中日政治环境中生存，也帮助他深入到日本中华总商会的活动中去。
事例研究一：当地型在日华商的网络和偏好
如图2所示，发现当地型网络行为者有着对当地信息网络和一个舒适的当地环境的强烈偏好。该华商信赖日本人员工，通过建立互惠关系从而积攒了有关国内市场和IT市场的知识。该华商已经改国籍为日本人，并被日本人的群体所接纳，这有利于他深入当地环境中获取信息。此外，他的网络战略还有通过参与日本中华总商会的活动，让他的商业看起来尽可能的同其他中国企业家一样自然。发现网络关系对在日华商而言，使其并不看重高质量的都市生活。几乎所有促进他商务成功的网络关系都源自日本东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支持他商务的客户也只局限于日本东京一地。在他的公司网络关系中，他在中国南京和北京有一部分有关软件开发的联系。而他保存自己在中国的亲属和在美国的家庭的联系，同时还和他在中国上海读高中时的伙伴保持联系，不过这些关系都已经是弱纽带，对他在东京商务的成功不起作用。通过VennMaker的网络效果图，可以清楚的发现企业环境只支持那些局限在国际都市———东京当地市场的商业活动。
事例研究二：嵌入型在日华商的网络和偏好
通过图3，可以发现嵌入型在日华商倾向于在工作环境及其在横滨中华街创造宜人的氛围。他的妻子负责公司的财务也是他在日本取得成功，特别是在企业环境中的重要支持者。在他位于东京的公司，在公司内受雇于他的日本人雇员频繁支持他的商务。他们彼此间建立的重要的友谊。他原先受雇于一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德国企业。他还扩展了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友谊，该竞争对手是他的前雇员，名下公司在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开展商务。可以发现他的关系网络也向非华裔但是获得他信任的其他国际友人敞开。他同原德国雇主也保持着良好关系，也和极少的几位竞争对手共同分享日本市场。VennMaker网络效果图清楚的描绘出中国企业家通过从德国获得的企业环境内的知识服务位在日本和中国当地区域内的顾客。他拥有很强的机构性联系和在公司环境内的信任关系。他清楚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因为他可以依赖持续稳定的网络关系。
事例研究三：网络型在日华商的网络和偏好
图4是一位典型的积极同价值链相关企业交流的网络型在日华商的网络效果图。这名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展商务的中国企业家拥有着强烈国际化视野。因此，她不将自己的事业局限在日本当地，积极在同中国的企业建立联系，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了自己的商业项目。早些时候，她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设立子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转手给她的台湾朋友。最近，她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开了家子公司。她的六位老同学把她介绍给了当地的公司，因而她在当地也开了一家子公司。她指出日本的IT技术者经常只主要研磨自身的技术却忽略了海外的市场。在名古屋市的总公司，她把公司的主要业务交给她的妹妹打理，在中国，她的姐姐帮她打理位于上海的两家子公司。通过Venn－Maker网络效果图发现，这名在日华商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将自己的IT业务开拓到了海外市场。友谊和关系帮助了她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设立了子公司。通过采访得知当该公司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设立子公司时，私人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展开，这种努力必然会促进他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日华商应该从国际化角度，整合现有业务。
讨论和结论
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倾向从宏观角度分析客观现象的普遍性。比如很多学者喜欢用美国学者MichaelPorter的钻石理论解释区域和产业的集聚（Cluster）现象，忽视了组织和个人层面的重要性。在中国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也侧重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管理学角度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还不多。近年，国际上盛行对区域内跨国精英（TransnationalElite）的研究，形成了诸如PeterTaylor的世界都市学流派和RichardFlorida的创新阶级（CreativeClasses）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指明这一方向，国际化都市将会集聚更多的商业、文化等重要资源和信息，一种国际化都市的新的空间将会更加的可视化。国际都市为技术和商业交流不断提供新的平台，研究者可以从都市网络的角度分析跨国精英的流动，这种流动带动了知识、技术、信息的创造和传播，通过这些创新个体的实践，有效地促进了这些资源在都市网络中的流动。而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还是局限于新华侨这一社会新群体现象的研究，没有找到与以上两个流派的切入点，本研究侧重在日新华商其作为社会行为个人表现出来的偏好来研究个人和外部环境的互动影响，属于率先将两者结合的创新式样。本次调研融合了管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探求检验海外新华商管理能力的评价机制。
从理论层面来讲，在知识经济越发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信息和知识的传播离不开个人的因素。只有明确了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助于理解社会变革的过程，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该研究结合Sassen和Taylor的世界都市理论，分析哪些原因造成一线都市和二线都市对华商这一新兴个体的吸引力的不同。本研究将有助于掌握相关信息，更加有效地吸收华商对我国的投资。发现关系网络影响中国企业家的业绩和企业获得成功。通过问卷，发现拥有可依靠的当地建议者对在日华商获得成功至关重要。通过跟踪采访，发现有效利用关系网络的能力有助于商业的可持续发展。嵌入型和网络型在日华商体现出国际化知识的融合有助于加强他们构建企业竞争力的能力。相反，本地型在日华商通过自身对当地的强烈偏好以及同顾客和市场的有效协作推动企业的发展。由于在日华商数量还不多，规模大的企业也不多，难以提高收集问卷的回收率，以及获得详实的企业数据，在日本缺少有关日本华商的系统数据，由于少数派族裔企业的经营和就业形态自身存在的弱体性和零细性的问题，日本缺少对在日本亚裔企业的系统数据，文中涉及新华商这一名词的定义需要今后进一步挖掘，在和其他国家华商新兴力量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含义。
注释：略
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华侨华人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国际化战略中的作用研究”阶段性成果；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青年课题成果“日本的新华商研究:区位偏好与信息网络”；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青年课题“华商跨界管理能力研究”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