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已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一起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特别提款权组成货币，即IMF的国际储备货币。但人民币的跌势依然没有减缓。著名经济学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执行院长杨沐教授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详细阐述了人民币未来的走势。以下是访谈摘要。
市场对人民币需求呈长期上升趋势
香港《东方财经》：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对于人民币入篮后的走势，以及入篮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您有何看法？
杨沐教授：在过去两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比较缓慢的贬值趋势。这个贬值有一定的原因，首先是美元的升值和对其升值的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其次是中国对外投资不断的增加，也就是外汇储备的逐步减少；再加上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的债务问题，所以过去几个月人民币汇率的总体趋势是缓慢下降。
但是进入SDR之后, 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因此市场对其需求将会上升，这将使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重大变化，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需求导致的重大变化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原因：首先是从国际货币的角度看，过去几年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已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大宗商品和石油的进口国，都提高了在全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和人民币的地位。虽然由于人民币汇率在过去两年的趋势导致这个提高比较慢，但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长期上升趋势是稳定的、必然的，其速度也会逐步提高。
第二，人民币作为投资工具加快其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从早期的QDII、QFII到后来启动的RQDII，RQFII，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券、外资在境内发行的熊猫债券，以及后来在新加坡和伦敦发行的债券都是人民币的债券。未来，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启动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可能向国内和海外发行大批量的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入篮必将加强其为国际投资工具的投资趋势。
第三，入篮将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近几年跟中国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已有30多个，新加坡、柬埔寨等国都已经把人民币列为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趋势也在上升。
第四，人民币入篮使其未来有可能成为一种国际避险货币。此前国际的主要避险货币是美元，后日元加入其中。虽然在1990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因其政治经济稳定，日元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避险货币之一。
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作用，今年七月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的研究报告表明：从2011年到2015年人民币已经具有某些国际避险货币的特色，只是在2014到2015年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时，这个功能明显减弱。
一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主要归因于其经济政治的相对稳定。从这一点上说，即使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但因经济体量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经济保持稳定的趋势都很强，所以人民币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可能性一定会逐步增强。
香港《东方财经》：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和避险货币幷进一步可自由兑换后，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市场的对冲和套利所造成的短期波动风险。但您对入篮后人民币的长期稳定非常有信心？
杨沐教授：我对人民币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能够保持稳定，这一点几乎无大问题。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对冲和套利所造成的短期波动无法避免；但从欧元和美元的实践看，只要经济基本面稳定、市场参与者对其有信心、监管得当，这些波动对长期而言不足为惧。
这里应该特别注意：过去两年的缓慢下跌，是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一个国际避险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前的经济背景所造成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人民币入篮之后，预测和观察其走势，不仅要看国内，更需要同时参看其他货币，也就是人民币的相对地位所导致的汇率趋势，因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和相互决定的关系。
目前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充满风险，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外债占债务总额的50%，政府债务主要是只增不减的福利支出，长期而言，这可能导致美元贬值的风险。此外，美国股市已连续增长八年，根据美国股市的历史周期，此后存在下降的风险。
英国脱欧及可能的示范效应，将在欧洲导致经济波动。恐怖袭击和移民难题都可能导致欧洲政治波动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走势离不开相对的国际大格局。入篮后，人民币长期而言将存在升值趋势。所以人民币实际走势可能是升值和贬值两种趋势的较量。这对进一步放开人民币、由市场决定汇率，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加强世界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其长期走势的信心。这对中国的货币改革、经济改革以及未来的发展十分有利。
避险货币的基本特征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长期稳定，货币的贬值风险较小。因此，市场的信心还需要来自政治的稳定。这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包括领导人换届和未来的透明、可持续、可预测。这是中国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能简单等同为GDP增长
香港《东方财经》：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一样，增长与就业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新常态下应如何优化此类经济政策？
杨沐教授：首先，我非常不同意目前仍有不少人将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为GDP增长的观点。对此，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到GDP增长的实质原因：任何一种GDP增长都离不开其背后的经济需求。经济需求的增长才是GDP增长的动力。
在1980年代，我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介绍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增长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到了某一天增长速度可能是零，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幷不一定就此停滞。比如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接近零的过去20年里，社会安定，经济和产品的创新并未停止，发展和就业并未因此停滞，发展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和创新。
如果为保持GDP增长速度而维持已没有需求的企业的生产和就业幷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资源要素的浪费，幷拖延产业的更新进程。
香港《东方财经》：合理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后，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针对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主要微观行业的运行质量，新的经济政策制定应该如何取向？
杨沐教授：回顾1980年代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时的共识是：根据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挑选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优先发展。也就是说，首先要找出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而需求增加更快的行业，优先发展其产品生产。这样需求的增加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这些产业主要有家电和电子产品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当时所选定的产业包括后来的汽车和住房，现在都已几乎进入饱和状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幅下降甚至是负相关。在新的需求基本面下，重复旧的产业发展政策，其效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这个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他的专著中强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只有在追赶时期才能发挥效应，在经济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和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之后，各国的产业政策的效用都是边际递减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达到全球第二大的地位和经济规模的时候，以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未必能像之前几十年一样有效，这是已被各国实践验证的经济规律。
在这个发展阶段，主要应该由市场来引导幷调节资源和要素的分配，正如十八大所确定的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方针。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应该允许不同产业行业的企业在市场中试错，寻找自己的产品市场和生长点，通过创新获得发展，找不到需求而失败的企业就应退出市场。大批企业的倒闭和大批企业的新生是在这一时期的常规现象。这样才能保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流动。目前我们所听到的"产能过剩"或"僵尸企业"这样的说法幷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在没有需求时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应该倒闭。应该由企业自己承担经营决策失误所产生的后果。
在新旧交替和优胜劣汰的过程当中，政府和社会应该允许企业和产业界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错。试验的结果自然有两种可能，一定会有相当的企业和投资会以失败告终。对此政府和社会应当包容，允许失败。只有如此，产品和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机制才能形成，才可能培育未来的增长点。创新是不可能在保护中实现的。
香港《东方财经》：回忆30多年前的莫干山会议，您认为参会者是以士的精神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谏言而未考虑个人得失。可否简述一下当时会议的主要建议？
杨沐教授：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举行。我当时主持国有企业改革小组的讨论。会议一共形成了一个总报告、7个分报告。价格问题因其牵涉面广，在当时是讨论最热烈、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会议给出的建议是实行双轨制。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讨论小组提出的建议是：让中小型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当时国家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其后，1990年代开始相继进行抓大放小、企业股份制改革等。
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确实是以士的精神组织和参与了这次会议，一群没有学术地位和资历的年轻人，凭着一股热情和责任感，讨论和思考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和重大的政策问题。其实每个历史时代都需要有人敢于突破，我们欣慰的是，当时的环境是宽容的。
中国是一个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学者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进行严肃思考的传统。很多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马洪、蒋一苇等前辈都是如此。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智库研究中，仍然需要这种精神。
香港《东方财经》：目前和未来中国城市和农村经济有质量并可持续的发展途径分别是什么？当发达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把农村和城市间产品和人的流动变得更为迅捷时，中国目前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是否出现融合幷同步发展的契机？新农村的建设应该如何布局？
杨沐教授：城市的发展核心仍然是新型城镇化。在基础设施、高铁的高速建设即将饱和之时，很多城市目前仍以房地产带动地方发展，这已导致中国房价普遍大幅上升。应该看到，过去房地产的发展有其合理因素，即在国际投资者进入以前，先允许国内的投资者和老百姓普遍获得资产升值的收益。但目前已经发展到不可持续的阶段：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因而无法安居乐业。所以，城市仍需在建立让新进入市场的年轻人有能力买房的机制的同时，让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有可以投资的行业，以实现资产增值，有生活不断改善的预期。
农村经济不是我主要的研究领域。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农业必须以产业方法发展，要建立粮食和食品的工业化生产体制。在制造业普遍面临供过于求的增长下降时期，现代农业的前景非常广阔。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食不果腹，饥饿还是不少国家面对的严峻问题。此外，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70亿增加到100亿，如何确保粮食和食品生产充足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实现向农业现代化的转变，一定要解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合理配置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达到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土地，都能够在流动中，集中到最有效的使用者手中。从而使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广阔耕地可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生产。例如目前，随着气候的改变，内蒙古已大量种植水稻，成为粮食输出省。东部及东南沿海可参考新加坡、欧洲、日本等国，发展观赏农业和高档农业，种植花卉、蔬菜等观赏作物与经济作物。又如在园林城市苏州，政府近几年推动的农村家庭旅馆就是在东南沿海，符合目前市场新形势需求的一个范例，农村经济因而找到与保护自然，与原有小区和谐发展的新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