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产生于经验哲学的科学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相关问题式研究从比较分析到实证方法，从思辨推理走向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和成熟的表现。在实证方法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令人难以辨别真假的伪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似，借实证科学和实证研究之名大行其道，蒙蔽了很多学者。即便一些做出重大发现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采用了一些伪实证方法取得，其研究的科学性受到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学者的质疑。因此，对于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予以区分，在研究中不断增强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关讨论中，也不免涉及伪实证问题。如徐勇结合中国乡村研究指出，一些学者因缺乏严格学术训练，从理念出发, 并通过实地调查方式到现场寻找其所需要的事实，用经过处理的事实得出一般性结论，这种轻率的实地调查甚至比不做调查更有害，这种伪实证主义研究将会使研究走入死胡同。宋子千将伪实证定义为“那些看起来像实证研究甚至名为实证研究，但实际上并非实证研究的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从逻辑上讲，伪实证存在不能成为反对实证主义的理由，应通过加深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来解决这一问题。张冬阳在考察福斯特霍夫的公法学方法论时指出，福斯特霍夫利用的社会经验分析方法体现了社会实证方法，但其将《德国基本法》的法治原则简化为形式要素，这远离了有效的实证法基础，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伪实证主义。应该承认，这些涉及实证、伪实证和伪实证主义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但这些涉及伪实证的讨论本身，往往并不是主要针对伪实证问题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伪实证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为相关领域内实证研究方法的改进做出相关努力。
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受研究者认识水平、知识储备、所拥有的技术手段以及研究经费的限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即便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也时常遭到质疑和批评。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受到研究者认识水平、知识储备、所拥有的技术手段以及研究经费的限制，加之相关调查和数据取得过程难以重复，这使得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所需要面对的质疑和批评更加尖锐。从这种意义上讲，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严格界限，二者既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也存在一些较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研究的起点来看，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从相关理论出发，实证研究提出若干命题或理论假说，并对于这些命题和假说予以检验，在此基础上发展或推翻相关理论，并推动学科的发展，也即采用假说—事实—结论的研究路径。而伪实证研究同样以现有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相关命题或理论假说，力图证明或推翻相关理论。其次，从形式来看，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伪实证研究，均认为研究起源于实践，科学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并采用实地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认为数理实证研究适合研究较为复杂的问题，个案研究有助于积累资料，形成对问题的实感和直观认识。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再次，与那些不深入实际、亲身调研，从事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相比，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较为重视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均认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其一，从研究目的来说，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存在较大区别。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理论进行检验，但并不刻意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结论，研究结论一般只作为经验上的积累。而伪实证研究则是基于某种先验性判断，对于客观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裁剪和过滤，并运用科学或非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研究者所期望的结果，并认为这一结果具有广泛适用性。通过设定先验性标准来试图得到研究者期望的结果，从社会科学研究来看，这是很不严肃的行为。
其二，就相关经验事实的处理方式而言，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尽管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者价值判断，但研究者并不根据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价值判断来决定相关经验事实的取舍。就伪实证研究而言，研究者经常基于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来决定相关经验事实的取舍。因此，二者在实地调研中均可以获取相关事实，但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是相对更为客观真实的事实，而伪实证研究获取的事实就不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而是经过剪裁或过滤的事实，其调查结果往往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甚至相差甚远。
其三，就数理研究方法的使用方式而言，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有着很大区别。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一般认为，数理统计方法有助于考察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并且可以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但其对于数据质量有着较高要求。不仅如此，数理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在现实中有可能未必存在，处理不当会导致伪回归或伪相关，因而对于相关方法的适用性应保持十分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而伪实证研究却往往对于数理研究方法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认为数据背后体现出来的相关关系一定存在，试图结合现实对于这种不存在的相关关系加以解释，很容易导致伪回归和伪相关。
其四，对于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态度也有所区别。实证研究认为个案调查经验有助于理解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并提供真实判断，多个案调查可以为构建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有助于研究者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但处理不当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某些伪实证研究并不承认个案研究的局限性，认为自己经过长期大量的调查，由于熟悉相关情况而自认真理在握，并试图以此站在道德和真理的制高点，对于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大加批判指责。
其五，就具体的调查组织而言，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科学规范的研究程序，并通过严格设计的实地调查，开展学术研究。考虑到现实中调查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相关研究者对于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的资料和数据需要进行甄别和处理后，再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伪实证研究则更多地通过形式主义、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在缺乏甄别和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将调研数据，尤其是官方数据和官方资料应用到研究中去。
综上所述，所谓伪实证，也就是研究者用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来剪裁经验事实的做法，或者以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待经验事实，它本质上是标榜实证研究的非科学方法。伪实证研究会使得研究停留在肤浅的观察层次上，难以对现实做出更有价值的分析，因此也难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相应贡献。从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来讲，伪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必然是有问题的。
1、认知错误型伪实证
1）国情特殊型伪实证
在相关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学者表示中国国情特殊，所以不应该怎样。如果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特殊。中国特殊的国情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于相关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有必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因此，以特殊国情为由，不愿意讨论一些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意义的问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并不足取。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学者表示“中国特殊的国情导致其复杂性超越西方话语”，并试图构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但如果忽视社会科学普遍性和一般性意义上的讨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一味强调中国实践和中国体系，并认为自己做出了重大创新，则无异于自言自语。
2）诉诸立场型伪实证
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回避价值观和立场选择问题，历来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经济学为例，尽管经济学认同“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起点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立场。很多经济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改进社会福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因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而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某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诸如“福利制度和最低工资规定纯属多余”、“血汗工场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改革中损失最大的是领导干部，应重点补偿”的论断，对于这类谬论的确应提出批评。但我们也注意到，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大打感情牌，对于和自己不一致的某些观点，不是从学理层面而是从感情层面大加批判，动辄指责对方“御用学者”，忽视弱势群体利益。有些官方背景的学者动辄给别人扣上“新自由主义”的大帽子。某些学者研究农民等弱势群体相关问题时，经常摆出救世主姿态，肯定城乡二元结构合理，并认为自己的选择比农民高明，用立场选择替代理性客观的科学分析，这同样也不是实证研究。
3）诉诸权威型伪实证
在相关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注意到一些学者引用权威人士的观点，来取代对于相关问题的科学分析。要证明某种认识或观点是否成立，引用摘录权威人士的观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弄清楚权威人士相关观点提出的背景。考虑到权威人士也会犯错误，决对不能简单地认为其观点一定正确。在社会科学相关研究中，我们经常注意到某种学术讨论仅仅因为权威人士做出了表态，一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自己获胜，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暂时收起了自己观点，等待时机再次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很显然，这样的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对于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无太大价值，也使得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始终徘徊停留在低水平上，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也很难有多大的帮助。
2、逻辑错误型伪实证
1）后此谬误型伪实证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指出，所谓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就是指仅仅因为一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如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人注意到商业周期扩张之前或之中，会出现物价上涨现象。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治疗大萧条的良方是提高工资和价格。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这种例子在现实中依然存在。时常见诸报端的“某企业由于开展了某种政治学习活动后，实现扭亏为盈”，实际上也是此谬误的表现，因为盈利还是亏损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对比，除非政治学习可以增加收益或者降低成本，并且改变了成本大于收益的状况，否则就不能简单断言政治学习活动和扭亏为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2）合成谬误型伪实证
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由萨缪尔森提出，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谬误认为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在经济学领域相关研究中，某些在微观上正确的东西，在宏观上未必正确。比如父母教育子女努力学习考取大学，毕业挣大钱，从微观上讲没问题。但如果每个父母都这样做，则很难实现。又如一个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但如果所有的经济体都这样做，则大家都将遇到市场不足的困境。社会科学相关研究中并不否认个人及其行为存在的现实性，但不能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层面加以解释，因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社会，具有组成它的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因此，基于合成谬误带来的错误认识去开展实证研究，必然是伪实证研究。
3）分解谬误型伪实证
从形式上来看，分解谬误（fallacy of division）与合成谬误表现截然相反。它认为如果整体或集合具有某种性质，则它的每一部分也具有此种性质。比如在盲人摸象寓言中，盲人们由于不能目睹大象的全貌，只能通过触摸的方式来感知。这虽然让盲人们感知了大象，却难免以偏概全。而对于大象的全面感知，必须把四个盲人的感知加以合成才能形成。分解谬误未能认识到在整体和部分之间不存在这种转换关系。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仅仅因为器官具有某种功能，就想当然地认为构成器官的组织或者细胞具有某种职能，这显然是不对的。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屡有表现，如有人以为美国富有，便想当然地认为每个美国家庭都富有。如果以此为起点开展实证研究，其必然是伪实证研究。
4）以偏概全型伪实证
在社会经济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有些学者也从现实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在分析相关问题时却运用片面的观点看待整体问题。比如一些知名三农学者以资本下乡粮食亩产远远不如农民为由，认为把土地流转给资本没有道理，并指责政府“非要把土地流转给资本”、“政府补贴资本打败小农业”，进而反对资本下乡。但问题是种不种田，种多少田，乃至种什么，均属于农民经过认真思考后做出的理性决策。根据经济学原理，产量高并不意味着收益高，经营成本过高时农民将耕种的农地流转出去是一种理性选择。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部分农民逐渐丧失农业劳动能力，土地流转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路径之一。如果资本下乡有助于促进双方收入的提高，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仅仅以产量高低反对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其理由显然极为牵强。
5）两难推理型伪实证
这种伪实证最典型的表述是“要么A，要么B，因为非A，所以是B”。比如我们注意到一些所谓的“支持中国或支持美国，因为你不支持中国，所以你支持美国”。这种推理由于有意无意忽视了中立选项，因此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注意到一些学术研究在设计中将相关行为选项，比如政策认知行为选项设定为“支持”或者“反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调查对象对于政策认知行为的研究。但就现实而言，还会有一部分调研对象持“不表态”或者“无所谓”，这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在设计中由于没有考虑到人们会这样回答，必然会导致设计缺陷和信息损失。如果在这种调查数据基础上开展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必然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其科学价值也必然是有问题的。
1）简单类比型伪实证
类比研究不是说不可以，但要注意可比性问题，要尽可能选择与研究对象具有较多重大本质性特征的参照对象。在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中，简单类比型伪实证研究随处可见，并对高层决策者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近年来关于养老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有著名大学课题组提出了“从2015年开始实施有步骤的延迟退休计划，2030年前完成男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的建议。相关消息公布后，舆论哗然。面对各方议论和质疑，该方案起草者提出“延迟领取养老金不等于延迟退休”，继而又用“延迟退休是国际惯例”、“目前美国政府养老金领取年龄是67岁”等说辞试图说服公众。很显然，这种简单的类比并不能让人信服，基于简单类比所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其政策效果也可想而知。一些针对国外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启示的相关研究，如果不注意到相关国家与中国所存在的国情与制度差别，也很容易出现简单类比型伪实证。
2）结果选择型伪实证
在科学研究中，做实验是为了检验相关观点或假说正确与否。在更多的情况下，研究者都希望自己提出的观点或者假说是正确的，以证明自己的研究有价值。而当实验结果并不稳定时，有些研究者就会选择性地使用与其期望一致的实验结果，故意回避其不希望看到的实验结果。这种选择性使用实验结果、目的性很强的实证研究，也是导致伪实证的重要原因。在科研成果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的环境中，为了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不少研究者就会这样做。由于其所使用的实验结果也是从实验中得到的，经常会“问心无愧”。如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研究中，相关调研对象的特征分布可能并不是随机的，换言之，它们可能存在自选择效应，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不采取相应方法进行纠偏，则研究结果必然是不可靠的，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
认清伪实证对于学科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发展十分重要。所谓伪科学，就是运用伪实证的研究方法作出的所谓科学理论或结论。天文学出自占星术，化学出自炼金术，在近代科学诞生前, 占星术、炼金术等伪科学曾为近代科学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今天其建设性意义已消失殆尽。只要学者们知道了什么是伪实证，伪科学的存在空间就会大大压缩。只有清理掉伪科学的不良影响，才有可能让科学健康地发展下去，尤其是社会科学。这需要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长期共同努力。
1、利益驱动
人的行为受其需要和动机支配着，而人的需要和动机于本质上又是对目标利益的追逐。这一目标越是重要，利益主体的追求越是强烈，则这种行为原动力越强烈。当这种激励足够强时，一些研究者就会采取包括造假等多种办法来试图获取相关利益诉求，如在国际学术界沸沸扬扬的“舍恩造假事件”、“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中，被认为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亨德里克·舍恩、小保方晴子等科学明星纷纷落马。为了促进相关学科发展，近年来国内科研院校加大了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和奖励力度，有的对于各种政府奖项给予配套性奖励，有的对于国家级科研项目给予高额配套支持，有的则对于在相关学科刊发文章给予高额奖励。如国内某211高校规定，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可以获得10万元奖励，某些非211高校奖励力度甚至更大。在高强度激励之下，2012年至2015年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增加一倍，就数量而言，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在“科研大跃进”过程中，“汉芯造假事件”等类似事件屡见不鲜，利益驱动扭曲着研究者的相关行为。学术研究成果与就业、职位评聘联系在一起。相关研究表明，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化行为具有较强的信息不对称特征，如果缺乏配套措施鉴定学术质量，学术锦标赛就变成单纯的数量比赛。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环境和研究规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当下，为了尽快出成果特别是高档次成果，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等方面选择性使用数据乃至编造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2、理性精神的缺乏
所谓理性，也就是摆脱蒙昧、迷信和情绪化的困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事物，直面真理以及真理背后的逻辑。理性精神的根基是逻辑学,以及通过逻辑来探究事物的基本思维方式。惟有理性，才能使人们不再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更多关注现象背后的逻辑。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宽容、理性的社会，在保证人们思想自由的同时，又拥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和思辨能力的现代文明社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历经坎坷，虽然也在进步， 但这种进步总是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前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问题停留在表面，思维缺乏穿透力，做事情情绪化， 缺乏理性和超越精神。因此，探讨问题大多停留在表面，相关争论情绪化，这样就很难找到最为合理、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应该承认中国学者已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但理性精神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深层次问题相关规律和逻辑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相关研究者难以达成一些基本共识。情绪化言论固然吸引眼球，但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思维水准大大下降。在情绪化的争执中，很多真问题被严重忽略，并留给下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是先辈们不够理性遗留下来的。因此，当代的学者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够理性，而将本应可以解决的相关问题留给子孙后代解决。
3、权威崇拜的消极影响
中国有着长期的农耕经济历史，但因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得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也失去了创新的外在压力。在相对封闭的农耕经济条件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崇尚传统、崇尚权威、保守封闭的文化。尽管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但思想禁锢与君主集权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君主独裁的专制政治、忠孝至上的愚民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长期被抑制，中华文明也因此由先行变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权威崇拜也一度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政治动员之下，大跃进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口号纷纷出笼。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这种对于权威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给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高智力活动，在这种高智力活动中，权威专家因经验相对较丰富，掌握资料多，起点较高，更容易取得成功。而年轻学者因为接受能力强，掌握一些新技术新方法，也有可能后来居上，取得更大成绩。但如果过分崇拜权威，迷信权威，则势必要多走弯路。
4、问题意识匮乏
所谓问题意识，简单地说就是研究者基于已有的观察发现并提出问题的意识。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或是现有材料尚不足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才需要将其作为研究主题。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加之“家丑不可外扬”、“多栽花少栽刺”等处世理念影响，学者问题意识薄弱，不敢提出问题、不愿提出问题、不能提出问题、不善提出问题等均有所表现。这不仅使得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停留在表面层次，就事论事，致使相关研究者基于已有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按照现有研究方法去研究自己较熟悉的问题，而不愿面对新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由于抽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弱，对于问题的提炼能力不强。众所周知，不能用事实来解释事实，故而需要将问题加以提炼，将案例归纳分类并加以一般化。但在实际研究中，有些学者将每个案例分别处理，相关分析变得十分复杂，最终变成用事实解释事实。
5、数据获取缺陷以及对数据的错误使用
数据问题对研究者相关研究的科学性构成了极大限制，这是每个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在相关社会科学调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政府打交道。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或担心相关调查结果对地方不利，或担心调研团队的安全问题，往往对调研活动给予过度关注，而这种过度关注有可能给调查带来很大的干扰，甚至使得数据采集工作无法进行。其次，在调研和数据采集过程中，由于方案设计缺陷导致数据采集中的相关信息遗漏，而这种数据遗漏也有可能给后期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制约和干扰。再次，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如果管理不严，调查员由于怕吃苦有可能会胡乱填写了事，甚至编造数据，致使问卷资料和相关数据作废。最后，即便是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官方数据，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编造篡改数据等行为，致使数据失真，与真实情况出现较大偏离。很显然，如果直接使用相关数据，而不了解清楚数据的相关来源，并对于数据进行甄别的话，其研究结果就有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导致伪实证的出现。
6、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滞后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与国际前沿相比仍相对滞后。这种滞后主要是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其一，从学科发展来看，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均发源于西方，尽管相关学科自上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但长期以来发展曲折，与国际相关学科前沿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国外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通过直接实验或者准实验方法的采用，在研究设计方面使得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取得革命性进展。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对相关计量工具的使用方面仍存在大量的滥用和错用现象，且大多数研究均未给出稳健性检验等相关检验结果。其二，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发展因受多次政治运动冲击而几乎陷于停滞状态。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顾准被两度打成右派。就社会学而言，1952年后相关高校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就被取消，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袁方等学者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几乎造成了整整一代人才的断层，导致中国社会科学长期偏离世界社会科学发展潮流，至今后遗症严重。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困扰。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这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有助于研究者的思考更加周密，也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其理论。但在相关问题讨论中的一个不好倾向，就是将学术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引入到学术讨论中，动辄怀疑别人的动机，这对于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其四，单一学科背景带来的研究方法制约。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通过各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应用，对于相关问题开展总体性和综合性研究。但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学科分类较细。一些研究者因缺乏其他学科相关知识，不熟悉相关方法，而使得研究难以继续推进。一些实际工作者尽管能够把事情说清楚，但难以将相关事实的学术价值挖掘出来。
其一，进一步完善科研环境，建立更加科学、更加灵活的科研管理制度。一方面，就科研考核制度而言，由于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并且与就业、职位评聘挂钩，应考虑进一步完善学术专家评议制度、同行竞争制度、终身教职制度等，切实将社会科学研究者从过于频繁的考核评比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就日常管理而言，鉴于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属于时间密集型的高技能工作，宜采用相对较为灵活的考勤管理制度。以大学为例，国内某些高校如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教学任务一定的情况下，将具体时间安排交由相关教师具体掌握，极大缓解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使得教师们有大块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惟其如此，才能使研究者着眼于长远，在田野调查、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做更为扎实的工作，使得相关研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其二，进一步弘扬理性精神。理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穷根究底的、不受任何权威和各种功利限制的独立研究精神。近代西方世界崛起的转折点是通过文艺复兴，弘扬了理性精神。中国的崛起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崛起，同样需要进一步的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弘扬理性精神，更新相关观念。就学者而言，应运用自己的理性和理解力不断认识自己，认识研究对象，不轻信别人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受各种迷信和功利的操纵和诱惑。惟其如此，中国学者才能克服情绪化的困扰，以高度理性的精神从社会科学层面直面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现实问题，深刻认识当下面临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约束，探寻中国转型的深层次规律和逻辑，为中华民族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三，警惕并克服权威崇拜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创新意识已逐渐觉醒，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但各种歌颂帝王雄才大略的历史剧的不断上演，也表明要克服权威崇拜是相当的艰难。当前，尤其要警惕权威崇拜在新形势下以新形式表现出来，如把马克思“祖宗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彻底克服权威崇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四，进一步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并非天生的，它需要唤起和培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需要研究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放的心态去认真观察和分析现实。相关研究者对于未知事物应多问几个为什么，也要敢于对看似确定的结论多问几个为什么。惟其如此，才能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促进相关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五，进一步改进数据收集处理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首先，在调研中应注意做好沟通工作，处理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使地方政府从研究的干扰者变成相关研究的支持者。其次，在方案设计中要注意做好扎实的前期调研工作，在数据采集和研究过程中要做好对于调查员的管理工作，确保数据采集质量。再次，对于获得的相关数据要予以甄别，使相关数据得到科学使用。
其六，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方法。首先，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相关研究方法，不断缩小与国外同行的研究差距。以经济学为例，尽管近年来研究的科学可信性程度有明显进步和提高，但与国际学界的最高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增强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科学问题的讨论机制，克服意识形态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困扰，使社会科学研究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最后，应倡导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内的学者的对话交流，建立跨学科的交流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