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利比亚爆发了反抗卡扎菲政权的革命。五年之后，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无安全的内部冲突状态。在后卡扎菲时代的转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极端的“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日益崛起，并且日益成为影响利比亚未来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那么，“伊斯兰国”为什么能在利比亚迅速崛起？其战略和目标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破坏者还是治理者？它在利比亚的“治理”有着什么特点？对利比亚社会转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借助国内外的最新资料和文献来初步分析上述问题。
2011年8月，在北约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执政40多年的卡扎菲政权，利比亚进入了冲突后的重建时代。从2011年8月到2013年，利比亚的国家重建相对比较顺利。利比亚的政治转型基本是按照当时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公布的一份为期20个月的“路线图”执行。2012年，利比亚举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2012年10月，利比亚成立了以阿里·扎伊丹为临时政府总理的新内阁，这是利比亚政治重建中的重要事件和巨大进步。与此同时，利比亚的经济重建也有一些起色。由于冲突期间利比亚的石油设施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其石油产量迅速得到恢复，很快恢复到内战爆发前的每天160万桶的状态。2012年，利比亚进出口贸易基本恢复正常，GDP为81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104%，人均GDP为1270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687.9亿美元，其中进口163.1亿美元，出口514.8亿美元。不过，利比亚的安全重建相对缓慢，利比亚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恢复正常的安全秩序，但是由于策略失误和力量有限，中央政府始终没有解决利比亚不断壮大的游击队和武装派别的问题。
从2014年以来，利比亚的转型进入了失序的混乱时期，国家日益陷入全面内战的边缘。利比亚的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利比亚各种游击队和民兵组织不断壮大，冲突不断，日益脱离现有法律体系的监管，呈现出失控状态。利比亚的政治形势出现两极化。2014年冲突爆发后，利比亚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为国际承认的、位于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格的世俗政府，由民选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与哈福特将军发动的“尊严”行动所支持;另一方为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伊斯兰政府”，由利比亚国民议会与参与“利比亚黎明”行动的宗教武装联军所支持。利比亚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并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状态。2014年，受油田及港口示威活动影响，利比亚原油产量已由正常水平的每天160万桶下降至不足50万桶，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2013年下降约13.6%以后，在2014年又下降了24%;利比亚整个国家日益碎片化，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利比亚不仅成立了两个政府、两个议会和两派力量，而且还夹杂着教俗权力之争、部落之争、地区之争以及外部干预力量之争。2014年8月，利比亚的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杜·阿齐兹承认，利比亚有70%的可能性沦为失败国家。
当前的利比亚已经变成多种行为体相互并存和博弈的竞技场，其国家治理不仅取决于国内机构以及国际组织，还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军事或者民事行为体。这些组织利用利比亚中央权威的缺失，来承担正常的国家治理的基本需求。我们可以用多个术语可以描述利比亚当前的情况，如失败国家、虚弱国家、崩溃国家等。更为准确地说，利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依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其国内主权受到了限制。换句话说，利比亚成为“国家影响有限”的区域（AreasofLimitedStatehood）。根据托马斯·里斯（ThomasRisse）的观点，所谓“国家影响有限”的区域一般是指，在一国的某些地区，中央政府缺乏贯彻其法律和决定，或是缺乏（有时暂时性的）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利比亚的主权依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其国内主权受到了多个维度的严格限制。例如，国内主权受限于部分国家领土、某些政府部门、部分人口，以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利比亚国内局势恶化，其国内主权在领土、人口、政策领域都受到严格限制，出现了安全性、合法性、能力等方面的鸿沟。利比亚政治转型的失败、安全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的虚弱为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势力的繁殖和蔓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伊斯兰国”正是借此迅速发展起来。
从2012年“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萌芽到2016年2月，其兴起与扩张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从2012年到2014年是第一个时期。2011年，利比亚内战结束后，其国内许多反叛分子前往叙利亚与当地的反对武装一起反抗巴沙尔政权2012年，一些在叙利亚战斗的利比亚人成立巴塔旅（BattarBrigade），不久后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为“伊斯兰国”而战斗人数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
（2）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是第二个时期。“伊斯兰国”在德尔纳和利比亚东部初步落脚，建立政权。2014年春，约有300名的巴塔旅成员返回利比亚。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成立了名为“伊斯兰青年协商会议”（IslamicYouthShuraCouncil）的组织。2014年6月，该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在当地招募武装分子，并逐渐控制德尔纳。2014年11月13日，“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发布音频录音，接受包括利比亚在内五个国家的效忠。此后，“伊斯兰国”宣布在利比亚成立三个“省”（wilayat），即东部的昔兰尼加，南部费赞和西部的黎波里。
（3）从2015年2月到2016年2月为第三个时期。“伊斯兰国”在苏尔特建立基地并开始向外扩张。2015年2月18日，“伊斯兰国”成功控制了利比亚北中部城市苏尔特及其附近的地区，并宣布建立的黎波里省。苏尔特不仅有港口、机场、军事基地、经济项目、石油设施和各种政府设施，而且也是卡扎菲的出生地和其所属的部落所在地。这意味着“伊斯兰国”不仅控制了利比亚的重要的战略和能源地区，而且还获得了当地部落和民众的支持。此后，“伊斯兰国”又夺取苏尔特周边的一些村庄和城镇，并控制了260公里的利比亚的海岸线。“伊斯兰国”在其宣传中声称，在的黎波里、米苏拉塔、图卜鲁格、贝达、塞布拉塔和艾季达比耶开展的“军事和安全行动”控制了“德尔纳和班加西社区，从布卡林（Buqarin）至宾加瓦德（Binjawad）的沿海区域，以及沿海城市。重要的是苏尔特、艾米拉（al－Amirah）、哈拉瓦（Harawah）、乌姆齐达尔（UmmQindal）和纳法利亚（an－Nawfaliyyah）”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人员总数不超过2000至3000名。在德尔纳影响力最强的时候，能够在市内指挥约1100名战士。在苏尔特，“伊斯兰国”大约可以指挥1500名战斗人员。2016年4月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罗德里格斯在一次发布会上指出，据美国情报部门数据目前“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武装人员有4000～6000人。一般说来，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利比亚的极端成员，特别是来自德尔纳和的黎波里的武装分子，他们曾经赴叙利亚参战。2014年回到利比亚，最初在利比亚东部建立基地，后来转移到苏尔特地区。二是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利比亚邻国）的武装分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利比亚，其中来自突尼斯的成员估计有数百人。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端分子其中包括几百名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博科圣地”组织的成员。这些成员多集中在苏尔特接受培训，支持“伊斯兰国”，在适当的时候回母国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
尽管利比亚伊斯兰国存在严密的等级系统和机构，但其领导人和指挥官仍不为人所知。根据以色列梅厄·阿米特情报与反恐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在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核心成员主要有三个人:贾兹拉维（AbuHabibalJazrawi）阿扎迪（AbuBaraaal－Azadi）和安巴里（AbuNabilAl-An-bari）。贾兹拉维为原利比亚“伊斯兰国”的高级指挥官，他于2014年11月号称是利比亚圣战组织的领导人。阿扎迪来自也门，是利比亚“伊斯兰国”“宗教代言人”（“religiousface”），曾被任命为德尔纳的总督。朱拜亚（WissamNajmAbdZaydal－Zubaydi）来自伊拉克，被任命为利比亚东部拜尔加省的总督。
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十分重要的支点。利比亚位于北非的中心地带是进入马格里布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门户，其利比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裂易于“伊斯兰国”的渗入。利比亚国内长期存在恐怖主义的温床，其边界易于走私，而且利比亚离欧洲很近，可以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
“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目标主要有三个。首先，“伊斯兰国”将利比亚作为向其他非洲国家扩张的跳板。利比亚处于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十字路口，其国内冲突不断，国家安全机构虚弱，故此成为“伊斯兰国”扩张的温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中央指挥部认为利比亚是在非洲拓展“哈里发国”的重要跳板。2015年1月，“伊斯兰国”发表了题为《利比亚:伊斯兰国的战略入口》的重要文件，声称控制利比亚有助于占领其他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授权领导人”在一次访谈中说，“利比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地处非洲并位于欧洲的南面。利比亚还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它也是通向非洲国家的门户”。
其次，利用利比亚作为威胁欧洲，并向欧洲渗透的基地。“伊斯兰国”控制的苏尔特地区距离意大利海岸仅700公里之遥，距离最近的欧盟成员国马耳他仅550公里，这使得伊斯兰国很容易对欧洲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8月23日，一个“伊斯兰国”所属的推特账号声称:“如果安拉愿意，利比亚是通往欧洲和罗马的关键。”还指出，“我们将在安拉的帮助下征服罗马，这是先知的承诺”。2016年3月，“伊斯兰国”制造了布鲁塞尔机场爆炸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此外，“伊斯兰国”还可以从偷渡、非法移民以及难民问题上获利。从北非偷渡到欧洲，为非法移民提供“服务”是十分有利可图的生意，估计每年有2亿-3亿的收入。根据统计，2010年只有大约4500名难民通过海上从利比亚或者突尼斯逃到欧洲，但是这个数字在2014年迅速飙升到17万人。
最后，“伊斯兰国”也将利比亚作为除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新基地。2014年以来，由于国际社会的不断打击，“伊斯兰国”频频受挫，在伊拉克的实际控制区域缩小了40%，在叙利亚也缩水20%，面临的压力日益沉重。2016年1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奥斯汀（LloydAustin）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已采取守势。“伊斯兰国”希望转移外界对其屡遭挫败的关注。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伊斯兰国”有可能在未来将其重心转入利比亚。实际上，与“伊斯兰国”在其他地区的扩张相比，利比亚具有“独特”优势。它与作为伊斯兰国中心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联系最为紧密也是迄今所知唯一“伊斯兰国”本土得到支持和指导分支组织。
在“国家影响有限”的区域里，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到底是破坏者还是治理者，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麻烦制造者，因为这些行为体不仅会带来冲突而且导致内战很难结束，无法恢复和平。冲突结束后，它们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会带来新的冲突，因为它们对和平进程不感兴趣。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团体实际上充当者建设者的角色，它们为国内一部分人口提供了基本保护、工作、税收、医疗甚至是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稳定力量，在国家重建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实际上很多非国家行为体具有双重角色。就某些问题或者特定领域，它们是破坏者;另一方面，它们有时提供基本的服务，对某些已经达成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利比亚的“伊斯兰国”也是如此。在很多方面，它们是破坏者，然而在其控制的地区，它们又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充当了建设者的角色。为了控制利比亚，“伊斯兰国”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防止强大的国家出现。当然，对于“伊斯兰国”来说，破坏一个国家不是全部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至少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统治，在治理和军事行动之间寻求平衡。“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并非空谈，它在利比亚的行动表明，“伊斯兰国”是一个破坏者，也是一个建设者。
与其他恐怖组织不同，“伊斯兰国”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还要治理其控制的地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国”在其控制区内展现了相当强的统治能力。在首都拉卡（Raqqa），“伊斯兰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全面的治理体系，包括宗教、教育、司法、安全、人道主义和基础设施项目等部门。“伊斯兰国”将治理分为两大类:管理和服务。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宗教宣传，以及执法、法院、教育和公共关系。服务机构负责人道主义援助，面包店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护等问题。正如一位中东问题专家指出的那样，“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和治理模式与“基地”组织不同，它占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的首要目的不是控制地盘和对美国及西方发动恐怖袭击，而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极端宗教信仰与国家实体的结合。
“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治理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时间大同小异。“伊斯兰国”控制苏尔特后，首先颁布一系列法令，宣布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对互联网和媒体进行严格控制，禁止大学男女同校，要求学校必须学习伊斯兰宗教，禁止毒品、香烟和酒精等。然后，“伊斯兰国”建立自己的管理和服务机构，创建伊斯兰警察部队监督法律的执行，建立伊斯兰法庭进行审判，建立税务办公室负责税收，建立自己的媒体（包括电台和电视频道）负责宣传。同时，它为所辖居民提供安全保证，组织安排巡逻保障邻里安全，解决部落、家族之间的冲突。它甚至为居民提供福利，援助生活窘迫的家庭，在学校开学的时候分发物资。“伊斯兰国”接管了现存机构，如避难中心、伊本西纳医院和苏尔特大学。
此外，“伊斯兰国”还任命了利比亚地方的领导人。其中一些是当地的著名的宗教和管理人士，“伊斯兰国”甚至还颁布城市宪章，规范市民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与“伊斯兰国”的关系。市民须按照“伊斯兰国”的法律规范日常生活。作为回报，“伊斯兰国”为之提供安全和各种服务（包括健康和福利）。一句话，在比较混乱的环境中，“伊斯兰国”提供了有限的治理。当然，在更多人看来，“伊斯兰国”似乎更多是一个破坏者。“伊斯兰国”的破坏手段主要有三种:攻击利比亚的重要城镇和地区，制造恐怖袭击，以及在辖区打破“旧制度”。如前所述，自2014年控制了德尔纳以后，“伊斯兰国”不断在利比亚攻城略地。2015年2月，“伊斯兰国”夺取了苏尔特，6月夺取了哈拉瓦，7月夺取了霍恩（Houn）。“伊斯兰国”还试图控制苏尔特西北的重要城市米苏拉塔（Misrata）和东部的艾季达比耶（Ajd-abiya）。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伊斯兰国”将其目标转向利比亚石油基地和设施。2015年10月到2016年2月，“伊斯兰国”几次试图接管或破坏锡德尔港和拉斯拉努夫港。锡德尔港是利比亚国内最大的石油终端，锡德尔港和拉斯拉努夫港每日出口共计56万桶原油，占利比亚日出口量的近一半。这两个地方因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干预，而关闭超过一年，但目前仍存放大量原油。
为了使利比亚政府的统治更为虚弱，便于“伊斯兰国”进一步扩张，后者在利比亚各地不断制造恐怖袭击。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1月到2016年4月，“伊斯兰国”制造的较大规模恐怖袭击有2015年1月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克林西那酒店的袭击，1月和2月对阿尔及利亚使馆和伊朗使馆的袭击，2月杀害21名埃及科普特人2月20日利比亚东部城镇拱北（al－Qubbah）的多起汽车炸弹袭击，4月对韩国、摩洛哥和西班牙使馆的袭击，4月20日处决试图偷渡欧洲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以及2016年1月对兹利坦警察训练中心的袭击等。此外，“伊斯兰国”还对利比亚邻国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负责。其中包括2015年3月18日突尼斯巴杜博物馆枪击案，7月突尼斯旅游胜地苏塞30多名英国人遇害，2015年11月24日对突尼斯总统卫队的袭击。
为了维护所控制地区的安全，“伊斯兰国”不惜采取极端暴力。德尔纳是德尔纳省的首府，亦是利比亚东部港口城市，人口有8万多。德尔纳原本为“基地组织”利比亚分支阿布－萨利姆圣者旅控制。2014年6月，“伊斯兰国”采取暴力将基地组织赶出德尔纳“伊斯兰国”采取其惯用的绑架、屠杀等多种残暴方式。“伊斯兰国”在德尔纳将一名当地人当众砍头，原因是受害者无法按期缴纳近20万美元的罚款。6月，德尔纳部分地区爆发了反抗“伊斯兰国”的示威游行，后者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并随后在利比亚展开报复行动，杀死数名相关的部落首领。“伊斯兰国”甚至要求儿童观看砍头，并声称这是教育儿童的方式之一。
当前，尽管“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治理。但在利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看来，它的扩张严重制约着利比亚的国家转型，对利比亚及其周边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首先，“伊斯兰国”加剧了利比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利比亚转型的困难。利比亚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团结政府恢复利比亚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是，由于“伊斯兰国”的存在和破坏，尽管利比亚对立两派已经达成协议，但在未来几年利比亚很有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碎片化态势。如果“伊斯兰国”继续强化在利比亚的统治，并借此进行非法移民，以及从武器和商品走私中牟利，在此招募新成员，那么利比亚的转型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沦为下一个索马里。在由美国的智库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布失败国家指数中，利比亚是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得分84.5分，排名第54位，处于警告级别，而到了2015年其得分为95.3分，排名上升到第25位，已经处于警戒级别。
其次，“伊斯兰国”的存在对整个区域构成威胁，使得利比亚转型的外部环境令人担忧。对于利比亚邻国来说，它们特别担心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和极端组织的扩张。特别是与利比亚毗邻的突尼斯，已多次遭受来自利比亚极端组织的袭击。2015年，策划和参与巴尔杜国家博物馆的爆炸案的嫌疑人就曾在利比亚“伊斯兰国”接受培训。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塞斯德感叹，利比亚的动荡及其外溢效应是突尼斯最大的威胁。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持续打击境内的极端势力，使得利比亚成为避难天堂。利比亚也成为袭击两国的重要基地。利比亚南部的国家也受到影响。2012年，利比亚的极端组织控制马里北部地区。尽管这些极端组织受到法国和非洲联盟的打击和遏止，但潜在威胁并没有消除。尼日尔和乍得也在努力保持其北部领土的安全，但是利比亚极端主义的扩张也为这些国家的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利比亚的安全形势甚至影响了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与利比亚有关的组织洗劫和绑架难民，向其家人索取赎金。
最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势必威胁欧洲的安全。利比亚与意大利隔海相望，苏尔特距离西西里岛只有696公里。这有利于“伊斯兰国”向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渗透。实际上，“伊斯兰国”已经多次发出威胁，宣称罗马将步巴黎的后尘。此外，不断增加的移民也给欧洲带来了难题。近年来，仍有数以万计的难民横渡地中海到达北非和意大利。2015年已经超过15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利比亚的非法网络转而抵达欧洲。更为严重的是从利比亚横渡地中海距离长、危险大，而且偷渡的船只又旧又破，容易翻船。从该线路偷渡的人数占横渡地中海人数的16.3%，但是死亡的人数却占总死亡人数的78.2%。考虑到“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展以及可能对欧洲造成的威胁，西方国家正在酝酿对利比亚再次进行干预。
在“国家影响有限”的区域存在许多不同的非国家或者非政府行为体如何将其纳入国家统治中是一个难题。乌尔里希·施内克纳（UlrichSchneckener）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即与武装团体进行谈判，说服它们限制使用武力，放弃极端立场。二是社会化，通过改变规范（如非暴力）和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利用长期的进程和制度，使得武装团体接受特定的规范和游戏规则。三是收买和大赦，通过提供经济利益或者资源，引诱其成员进行合作。还可以采用大赦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四是边缘化与隔离，采取边缘化与隔离手段来消除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可以根据武装团体的特点将其分化，区分强硬派和温和派，与关键人物进行交易。五是依靠武力和强制手段，部署军事或警察部队对非国家行为体进行打击，全面控制和遏止这些组织的活动等。
实际上，解决“伊斯兰国”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武力方式、谈判方式和融合方式。
首先，武力的方式。使用武力对其进行打击，遏止其蔓延和活动。基本上就是三种模式:一是阿富汗模式，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深度介入，组建联盟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深入伊斯兰国控制地区进行打击;二是目前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模式，主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不派地面部队最终依靠所在国政府的力量逐步推进;三是联合国或地区联盟负责的模式，首先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然后以维持和平部队或者地区组织安全部队（如非洲部队）的名义介入。当然，除直接打击之外，还可以采取孤立和分化手段，通过第三方确定其强硬派和温和派，与温和派进行交易等手段作为补充。
其次谈判的方式。与“伊斯兰国”谈判，将其纳入利比亚转型的政治进程中，允许其在特定地区自治。具体说，寻找与其关系密切的中间人，与冲突各方低层人士建立信任，然后再逐步与高层建立信任。在条件成熟时将其与其他武装派别一样，纳入利比亚转型，建立参与机制。一是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模式。即由打击“伊斯兰国”的一方直接与“伊斯兰国”对话，利比亚政府充当中间人。二是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的谈判模式。20世纪90年代，在枪杆子的威胁下和违背北爱尔兰人民意愿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可能并未准备与爱尔兰共和军讨论爱尔兰的统一问题。但是当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谈判的时候，双方发现具有共同的话题: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权力分享到人权保护。这同样可能发生在利比亚政府与伊斯兰国之间。
最后，融合的方式。通过特定的程序，将“伊斯兰国”社会化。弗兰克·施默芬宁（FrankSchimmelfennig）认为，社会化就是社会行为体把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内在化。通过这种方法，行为体获得了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亚历山大·格瑟（AlexanderGheciu）也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新成员融入共同体或社会群体并吸取规范和原则的过程。在他看来，成功的社会化其结果在于采纳新的规范，重新定义认同和利益并与那些规范相一致。为了把一个行为体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必须成为一个行为体认同内在的一部分。可以尝试两种方式:一是将伊斯兰国政权社会化，这需要承认伊斯兰国政权的合法性，敦促其按照国际社会公认和接受的规则和文化;另一个是将“伊斯兰国”的成员社会化，这需要制定长远规划对其攻心，对特定的人员进行大赦，逐步让其成员回归社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针对“伊斯兰国”还应该以武力遏止为主，即通过联合国授权，以地区组织为主组成维持和平部队，与利比亚联合政府进行配合，有重点地开展地面行动。同时，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与“伊斯兰国”温和派进行谈判，考虑其政治利益和经济诉求，寻求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在制度和体系建立之后，寻求攻心政策，通过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彻底解决“伊斯兰国”问题可能才是最佳之策。
“伊斯兰国”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已开始组建政权，要想彻底打垮它绝非易事。当前，打击“伊斯兰国”存在三大困境。
首先，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要重视并遏止“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许多国家也希望动用武力对其进行打击。问题是谁来领导这个联盟？谁来提供武装力量尤其是地面部队？北约已经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东欧等地展开行动，但效果不大。利比亚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意大利在干涉利比亚问题上一直是最积极的，但是意大利的力量有限，无法单独应付利比亚局势。法国曾经在倒卡行动中扮演急先锋，但是目前已经在萨赫勒地区和国内疲于反恐，难以做出贡献。英国可能参与，并派出特种部队，但其手段和意志也受到限制。在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公众对新的干预兴趣都不高。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派遣地面部队，美国民众普遍担心国家再次在中东陷入耗时长、花费大的军事行动。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空袭是可能的，但是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其次，如果与“伊斯兰国”进行谈判，谁来充当中间人？目前，“伊斯兰国”一方面成为诸多国家谴责和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力量纷纷效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并非易事。此外，即便有第三方介入，并与“伊斯兰国”进行谈判。那如何才能将“伊斯兰国”纳入利比亚转型的政治进程？利比亚目前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即便没有恐怖主义，利比亚转型仍十分复杂。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消化“伊斯兰国”非常困难。
最后，从长期的目标来看，将“伊斯兰国”社会化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短期内看不到可能性。由于“伊斯兰国”是一个封闭政治实体，外界对之知之甚少。一位曾经去过“伊斯兰国”的记者指出，“伊斯兰国”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它们坚定地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并准备发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宗教肃清运动。
2015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ICSR）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伊斯兰国”中，外国战斗人员总数超过两万人。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外国战斗人员选择加入和效忠“伊斯兰国”？加拿大一位研究认知科学的学者保罗·萨伽德（PaulThagard）撰文指出，外国人甘愿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原因在于后者刚好与他们的根本价值观及信仰相吻合，即拥有共同的情感认同。他们观看、阅读“伊斯兰国”制作的视频或文学作品往往大受鼓舞，认为为“伊斯兰国”而战乃通往辉煌和荣耀之途。“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与这些外国人的欲望与情感相吻合。因此，这一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凝聚力，使其信众自愿参战，不惜命丧伊拉克和叙利亚。换言之，“伊斯兰国”重新界定“是”与“非”，并且重新定义“成功”。这让其成员觉得，他们正在建功立业。而将这些人引导到正轨，重新使他们社会化就绝非易事。
利比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早在2011年，美国《外交》杂志就曾预测，利比亚存在一大批极端主义者，以及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如果利比亚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可能成为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未来利比亚转型可能出现两个极端情况。一是利比亚过渡委制定的路线图能够完全实现，不断进行制度建设，解决好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问题，逐步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并提供有力的安全保证，并致力促进民众国家认同的培养，真正实现民族和解，那么利比亚将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典范。二是过渡委和新政府不能提供安全环境，促进经济建设和转型，解决政治矛盾和地区纷争，利比亚可能陷入分裂，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甚至成为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利比亚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索马里。
尽管利比亚革命唤醒了长期被卡扎非压抑的多样化的地区认同，但地区主义、部落主义、恐怖主义等都无法主导未来的利比亚。如果利比亚能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模式，利比亚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利比亚的动荡可能仍将延续，但陷入崩溃也非易事。
注释：略
注：本文系作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印度宗教冲突与融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2CZJ001）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在英国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学研究项目“EU and China Roles in Post-Con-flictReconstruction” 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