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共同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 / 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正义的成本
为什么我要讨论命运的问题，是因为它关乎正义。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类似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我们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深圳速度，却没有看到因赶超进度而缺乏劳动保护的风钻工，他们因此而罹患尘肺病。
2009年，有两条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一条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而非肺结核；另一条是中国农民工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表面上看，这两则消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第一个故事里，农民工扮演了一个凄惨无助的受害者角色，张海超胸前的绷带是最有力也最无力的控诉；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中国农民工则成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平民英雄，6张青春快乐的面孔，成了美国版“劳动光荣”的最佳注脚。
其实，这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农民工为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的代价，现在，他们开始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他们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不公正的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