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外来移民的特朗普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有着很高支持率，而持相似政治立场的欧洲极右翼势力同时上升，展现出西方世界的某种“政治共振”现象：在“难以驾驭”的全球化面前，巨大的权力失落感正从“忧患意识”具体化为对身份政治和保守政治的认同，上升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策诉求，并拥有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基础。
随着非西方经济力量的崛起，谈论由财富转移带来的“权力转移”早就成为西方世界的时髦话题，这是西方对“全球化恐惧症”的另一种表述。全球化本是源于西方的资本、商业和技术扩张，西方的最初立场是“乐见其成”。但非西方经济体利用全球化环境取得的社会进步和竞争力提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对旧有体系的冲击，显然超出全球化将是西方“坐享其成”的“单行道”这种乐观的想象，对全球化持悲观立场的“权力转移”论随之应运而生。
它基本上是西方对自身崛起路径的镜像认知：拥有财富必然追求权力，进而在零合规则和森林法则之下赢家通吃、成王败寇。但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尚不足以动摇西方的自信，当时对“权力转移”的讨论还集中于精英阶层，并且其本意是要唤起西方社会的“忧患意识”来共同应对来自非西方的挑战。
但经济社会危机的震源之深和持续时间之长，正销蚀着西方社会的自信，尤其是裹挟着发展不平衡、对外政策失灵、宗教矛盾以及文化冲突等等因素的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几乎成为摧毁西方自信的最后稻草。挑战来自于四面八方：有外在的，更有自身政治意识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内在矛盾，导致西方社会对于国际格局失序和国内政治失控的忧虑及不满同时发作并相互催化。在美国进入大选年、欧洲主要大国也将先后进入大选前夕的此刻，观察到这种政治共振现象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不是多余的问题
如果西方世界的政治保守或右倾化只是在为民粹情绪制造宣泄渠道，而特朗普和勒庞们能够在成为主流政治前回归中间路线，现在的担忧或许多余，但考虑到目前西方政客们的论调和汹涌的民意，历史上以排外和扩张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是否借机复活，就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
排外、反建制以及反全球化势力几乎在美欧同时崛起并迅速扩散，甚至在许多政策议题上对传统主流政党形成巨大牵制，表明其已不仅仅是某种情绪，而正获得一定的社会基础。正如德国前外长菲舍尔先生所言，这种势力的极端表现就是“新法西斯主义”，一种将国家理解并塑造为“将公民权与共同的种族和宗教基础联系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宗教，而这正是“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人所想的那样”。如果任由这种意识成为政策和行动，“迟早会恶化为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战争”。
这种“有毒的政治”首先侵蚀的将是西方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治”根基，让情绪宣泄而非理性判断主宰政治辩论，让身份认同和种族划分成为政治原则，将为民粹主义提供绝好的温床。其次，对内妥协、对外强硬将是民粹政治在政策上的必然反映。西方这种对全球化的失意心态和本能反应近年来已屡见不鲜：美欧要通过制定“更高标准”来维护其在国际经贸规则上的制定权;欧洲要升级其贸易防护体系来限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美日要通过打造TPP和制造安全困境来阻碍亚太地区的内联外通之势，等等。
但全球化以及它所带来的相互依存状态如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客观现象一样，并不因西方世界的恐惧而消失。全球化在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而且当前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不是西方所认为由于“过度全球化”而产生的，恰恰是由于西方囿于狭隘的权力转移论和地缘博弈观而实施的种种政策，形成了诸多梗阻和障碍，导致了全球化当前的未完全发育状态。
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联通并在相互依存加深的态势下解决问题、应对挑战，依然是应对全球化最为现实有效的途径。为此西方的政治精英需要放弃“自承天命”的臆想，自我消解掉横亘于心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去除掉“全球化恐惧症”的病根，自然也就刨去了“新法西斯主义”等种种毒瘤。但我们显然还需要一些耐心，因为即便睿智者如菲舍尔先生，最终也仍纠结于“西方将不再是地缘政治中心”这样的失落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