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深圳很开心。见到香港赶来的陈文鸿先生、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教授、原副市长唐杰教授、论坛主持人李津逵先生、深大袁易明教授、马春辉教授等各位老朋友，以及诸多新朋友，包括坐在后面的几位深圳大学年轻的学生，深感高兴。
深圳对我是有恩的，我今天是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论坛的。1984年春，我当时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与现在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先生等（当时都是年轻人），跟着谷书堂老师来深圳调研。回去出了一本书《深圳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据说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本研究深圳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书。
今天看到文鸿兄颇有感慨，想起当年一段往事。就是那年（1984年）夏天，文鸿先生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一篇对深圳经济发展有独特看法（针对某些做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这篇文章惊动了中南海，于是乎组成国务院调研组到深圳调研。调研组主要是北京的朋友，但有幸的是，罗力和我——当时我们二位都在南开大学经济所研究（今天在座的唐杰教授、郭万达教授等，当年也都在南开经济所读研）——应邀参加了国务院调查组，就是来回答文鸿兄提的问题。那是我第二次到深圳。
1984年春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我重点调研的是袁庚先生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回南开后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当时我跟谷老师研究商品经济理论。在我看来，蛇口工业区是商品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试管婴儿”。从蛇口的开发中我得到了一些有益启示。后来就是带这篇文章，上莫干山参加了1984年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改革会议”（史称“莫干山会议”，罗力、杜厦、岩石、我，南开经济所四位参加）。《经济日报》在大会论文版还选登了关于蛇口这篇文章。我真得感谢深圳，感谢蛇口，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给我提供了理论的实践营养，感恩。
今天的论坛，深圳社会科学界各方面朋友都在，时间有限，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也是经济走势的几点看法）；第二个问题，关于广义产权论与产权保护制度；第三个问题，如有时间，讲一下自己对深圳的建议。
一、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
我昨天晚上六点半来到深圳。接着，我和刘炜秘书长同看七点钟央视的新闻联播。新闻重点是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后续报道。看后意犹未尽，找了一份《深圳特区报》，晚上把《深圳特区报》刊载的中央经济会议文本，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仔细看了，看到两点，引起我的思考。
我告诉朋友们，这里面“水很深”。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探到底。里面有三个“重大”：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重大调整，特别值得关注：对原来的思路做出调整。 初步研究了它的要义以后，我形成了三点看法：
（一）整个基调强调一个“稳”字
要是仔细数的话，恐怕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稳”字，稳字当头，稳是基调，稳是大局，稳是前提，整个基调敲在“稳”上。
为什么要“稳”？我看文件，既看文件里面有的东西，也看文件里没有的东西。我认为，这与中国下一步所面临的严峻国内外形势有关，尤其是特朗普明年1月20号上台以后的形势有关——尽管文中未提此事。
今后到底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局？中美关系将发生什么变局？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过去曾在其他大国或相关势力的角逐中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下一步形势可能要变。
著名电影《红珊瑚》主题曲《珊瑚颂》里面有一句：“风吹来、浪打来，风吹浪打花常开”。现在，在“风吹来、浪打来”面前，中国这艘航船怎么能保证它稳定的航行？中国之花如何“常开”？这是当前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挑战。我们现在都在这艘船上，怎么迎接这个风浪？
就我自己“包容性”的理念而言，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有矛盾协商解决。但是，看了最近的资料，我们就得要“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首先要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要“稳”住自己的阵脚，“安内”。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这个“舟”不是一般的“舟”，而是载有13亿人的“舟”）。我看到了以后感到，这是一个迎接风浪“同舟共济”的文件，确保“不要翻船”。先把我们家里的的事情稳定下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里面有很多奥妙，整个基调，“稳”字当头，稳定人心，包括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二）经济方略强调一个“调”字
既然要“安内”，要稳定，因此在一些重大的关系上需要进行调整，我看到一种调整的构想，比如说：
其一，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上。
这两个关系是什么？我感觉这个报告似乎更强调“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用了“着力振兴”四字。“着力振兴”话中有话，“兴”的对立面是“衰”。衰落了才用“振兴”。虚拟经济不是不发展，但是不能过度，不能“冒虚火”。
深圳探索并着力推进的金融创新，我认为还是应坚持的，但推进金融创新有一个与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二者不可偏废。从稳的角度，更加强调金融稳定。
现在金融不是没有风险点。你看，流动性、杠杆率、债市汇市、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等等，会议把整个防范金融风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在风险面前，我们银证保等监管部门不少精英人士离职，我也很忧虑。我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就和前面讲的“确保不要翻船”有关，确保我们自己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其二，在房地产对策上也在作调整。去年（2015）的经济工作会议、今年（2016）3月的政府工作会议，都是笼统的三个字“去库存”。尽管今年五大任务有一条还是“去库存”，但是这儿有调整，不是笼统的
“去库存”，而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分化得厉害，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不是去库存的问题，而是采取办法限购、限贷，防止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这方面做了调整。
其三，在国有和民营的关系上，调整也比较明显。
这个会议强调“稳定预期”，稳定谁的预期？重点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我觉得他们现在对未来的预期有问题（一会儿我要讲他们的预期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改革方面努力
“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预期。注意“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意味着什么？现在“不良好”嘛。针对此，今年改革有一条取得进展，中共中央推出产权保护文件，以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这是今年重大的举措。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有关方面处理得不妥当，社会上有偏见。举个例子。今年8月20日在哈尔滨“东北振兴论坛”，我说别的省我不太了解，东北我做了调查，主要问题“不是国有比重问题，而是活力问题”。全国按资产说非金融类国有净资产比重平均数是30.7%，而黑龙江是64%、吉林省是56%、辽宁省是45%，鉴于这样的比重，我建议东北应明确“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为目标”、“不再以做大国企比重作为目标”。结果引起争议，有人说“与上不一致”“政治不正确”，“胆肥”云云（具体情况我不讲了）。
今天我仔细看：文件有没有那句流行的话？我没找到，但是他没讲不等于放掉，不要误解。有什么？“僵尸企业”必须淘汰，而且这是“去产能的牛鼻子”，坚决淘汰僵尸企业，看了以后感到有内容。还有，“把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作为整个国有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这些基调都是属于明年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国有和民营之间调整关系。我的观点国有与民营经济都需要“做优做强”。
（三）最后一点体现一个“大包容、均衡”的思想
我还没有看到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报告全文，现在看的只是公报。刚才万达同志讲我出版了一部《包容性改革论》。看了公报，我感觉体现了一种大包容、大均衡的思想，他在试图寻找一种均衡。怎么能看到试图寻找一种均衡？它提到把握好“度”，既要稳，同时要“有为”，但是“有为”的前提是一个“度”。所谓“度”，我理解就是要找平衡点，找均衡点。
1.在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大的方面找均衡点。我认为这个文件体现的是寻求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供给侧改革是应讲的，但后面马上跟上一句话，“适度扩大总需求”，它是两边都要发力的思路，就是要找“供求动态均衡”。
2.关于汇率问题。汇率要有弹性，但是强调人民币汇率要保持“合理均衡水平”，又是一个均衡。
3.还有关于硬短板和软短板，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一方面，要补硬短板——发展短板，更主要的是补软短板——制度短板，这个之间也是一种包容性。这里体现一种均衡，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要包容、均衡。
总之，我看这个文件比较开阔，一是稳字当头，这是安内的报告；二是重大的经济关系在调整，是一个调整的报告；三是，包容、均衡，是一个找平衡的报告。这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形成的看法，先在这儿讲。
产权保护问题是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也包括今天讨论的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会议主办单位让我重点讲讲。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公布，我先后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广等中央媒体的专访，但是，这些访谈多是时政性的，主要聚焦“产权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而对于设计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改革战略关注不够。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那么，在当今世界新变局的条件下，产权保护具有什么战略价值？对未来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影响？更应思考
。今天在座都是理论界和企业界朋友，我换一个角度，即从理论的层面，来讲一下产权保护制度所涉及的深层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改革发展战略问题。
讲四个问题，简称“四个一”：
（一）一块“基石”：从“广义产权论”角度，把握产权保护制度是中国各方面制度的“宽基石”
说到产权理论，我颇为感慨。从上世纪80年代在南开大学发表第一篇“产权”论文《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始，30年来，在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做过初步探索。
我对“产权”内涵的把握，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窄到广的认识过程。研究前期，因受传统观点影响，也把产权内涵界定在“狭义”层面上，一度曾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等同于“现代产权制度”。唐杰教授1994年到深圳，后当副市长，我1995年进北京做研究，我们一南一北。经在北京多年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当初对产权内涵的界定是比较狭窄的。
2003年春天，决策层准备在当年10月份召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拟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决定。其中报告有部分内容涉及产权问题。中央让国家发改委负责拿一个报告，有关方面让我写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这就涉及到对产权内涵的把握问题。经过研究，最后完成的报告题目是：《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先是内部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后，公开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报告提出不应再局限于狭隘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议中央提“现代产权制度”。针对产权内涵，建议“从广义角度”把握，“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当年5月上报中央起草组后，起草组有关负责同志约见，就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些理论问题当面切磋研究。后来看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提法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在此基础上，六年后，出版了《广义产权论》。在此书中，我阐述了“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领域”广到哪里？一广到天上，这就是自然环境产权（例如“碳产权”）；二广到地上地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三广到天地之间人的身上，这就是各种人力资本产权等等，这里不少是“无形财产权”。这是7年前拙作的观点。
基于这种认识，今年（2016年）8月，围绕中央即将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我在提交给有关部门的“内部文稿”中，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产权内涵在逐步丰富和扩展”，并提到《广义产权论》的“广领域”观点。指出，“今天讲的产权内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人们熟悉的物权、债权、股权等，而且包括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环境资源领域的各种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应的，“今天讲产权保护，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而且涉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并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这里强调的是，不是“狭义产权”，而是“广义产权”。
在8月“内部文稿”中，我不仅提出产权有狭义、广义之分，而且对“基石”也做了狭义、广义之分。这涉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在深圳当时罗力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接待办主任，那年他的重要任务是做接待小平的工作，他跟我说，他发现邓小平同志房中没有痰盂。
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句话是句名言。问题是，邓小平说的“在各方面形成”，
这里的“各方面”，是哪个范围的各方面？是大“各”，还是小“各”？20多年流行的解释是把它界定为经济体制的“各方面”。为搞清这个“各”，我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把上下文连贯起来思考——这句话的后面是“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就是要有创造性”。从后面接着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来把握，我的理解是大“各”，即不仅指经济体制“各方面”（比如说企业、市场、价格、财政、金融等各方面），而且包括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各方面”
（即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现在不是筹备中共十九大吗？我认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式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当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这是大家差不多共同的看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只有对产权予以严格的保护，才能稳定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预期，规范并保障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说：“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与大家看法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我从“大各方面”这个角度研究问题。认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窄基石”），而且也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基石，是“宽基石”。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宽基石”，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大厦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有个框架，也不稳固。
总之，这里有三组问题：第一组广义产权与狭义产权；第二组“大各方面”与“小各方面”；第三组：“宽基石”与“窄基石”。基础是“广义产权”。没有“广义产权”的思想，也不会得出“宽基石”的结论。
中央产权保护制度文件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因此，保护各种经济权益，应体现上述精神，贯穿这一原则。 如何贯穿“以公平为核心”的原则呢？应该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着手展开。
首先是，保护主体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的关系上，应体现在“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马克思曾讲公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讲公平性，后面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是不是也“神圣”？可能他们考虑加上“神圣”有点太刺眼，所以是“同样不可侵犯”。就我个人意见来说，在“两个不可侵犯”前，如能加上“神圣”二字，则更鲜明、更坚定。
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上，我觉得实践中处理得不妥当。刚才万达院长提到我的《包容性改革论》，其中有一节“包容国有与民营”，认为“国有与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但有同志反对，发表文章题目“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这种观点合适吗？
除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外，在法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上，不论法人和自然人的财产权，都同样保护。在境内与境外（在华投资）产权主体的关系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在保护内容上也讲公平性。一是权利平等；二是机会平等；三是规则平等。尤其是强调废除各种违反公平原则的不合理规定，这点十分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不仅要强调“同一条起跑线”，而且应讲“同一类跑道”、“同一个游戏规则”，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三）一个预期：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预期”
今天，对“无产者”和“有产者”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直面现实，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是旧社会意义上的“无产者”，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差距，需要“利益再平衡”，但人们拥有不同量级的财产权已是不争的事实。你看看，在农村，广大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财产权；在城市和城镇，大多数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员工，不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或技术产权；企业管理者拥有自己的管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至于中国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家，更具有相当丰厚的私人财产，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为什么文件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显然和当今中国社会的财产结构有密切关系。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预期——这个思想是有战略意义的。按照“人本论”思想，人是社会的主体，产权保护的根本指向是人本。我们不能就产权谈产权，要在更深层的基础上和更宽广的“人本”视域下来看产权保护，把产权和人本连起来，保护每一名公民的财产权益，维护人的尊严和利益，促进人的发展。
（四）一个举措：把产权保护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必须从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这就提出产权保护与推进结构性改革结合的问题。
对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应怎样把握？理解有窄，有宽，有中。我持“广义结构性改革论”，也就是说，对结构性改革要作宽域的理解，即“结构全面转型＋相应的体制改革”（参见《人本型结构论》一书）。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房地产库存积压，或是杠杆率过高等，这些问题表面看是结构问题，挖到深处则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增加有效供给，还是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根本办法都要靠改革。
我认为，结构性改革的奥秘所在，就是用市场化激活五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激活这五大要素干什么？就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激活五大要素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优化，但是要素激活之后怎么办？不能激活完就不管了。这就必然涉及如何进一步保护的问题，只有保护，要素的活力才能持久。
五大要素的激活伴随着五大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即产权保护关乎下一步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是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体制保障和重大制度性安排。
人的积极性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放辟邪侈”就是放荡、怪僻、不正、骄奢。百姓普遍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整个社会才有崇德向善和活力迸发的稳定基础。
为什么今年前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却增长了53.3%？这个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可否认，就是与民营企业在国内缺乏产权保护的安全感有一定关系。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寻。这里蕴含着产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联。通过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就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获得感就会调动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就有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说新的条件下要实现动力转换，转换到哪？就是转换到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钩恐怕应该这样挂。
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三、对深圳的建议
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深圳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深圳不同于内地其他城市。这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进入“高收入区域”行列，应有更高的要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按照本人《人本体制论》和《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我认为下一步应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在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时，建议以人本思想贯穿到底。1.讲创新发展，不能做“经济单向度”的理解，应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造就一代新人。2.讲协调发展，注意协调人际关系。3.讲绿色发展，不仅绿水青山，更深层的是保障“环境人权”。4.讲开放发展，不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对外开放，要注重人的心灵开放。5.讲共享发展，对深圳应是更高层次的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多需求的发展型共享。深圳应成为中国“后2020时代”的典范。
第二，建议深圳在理论创新方面下功夫取得突破。
我今天参加这个沙龙颇有感触，包宇先生讲了四个创新主体。从创新内容来看，应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本人认为，首先要把握“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问题，其次才是把握“术”，防止重“术”轻“道”。
现在看，深圳企业技术创新这块问题不大，一年出那么多创新项目是好事；制度创新也有探索，特别是前海自贸区，“活水”已经流出来了。这样一个创新性的城市在中国崛起，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软实力尚未跟上。现在“硬、软实力”不匹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建议多举办高端沙龙，碰思想火花，更要潜心学术研究，争取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第三，建议智库在“探索未知”上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有诸多智库，综研院、创新院、深大中国特区研究中心等等，凤凰卫视在此也有基地。这都是有利条件。
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多新情况，这么多新问题，亟待研究。深圳智库的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的国策研究”。要找准角色定位：智库不是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它是”宣传已知”；智库是“探索未知”。党中央、国务院不知道这事怎么办，请智库来研究。如果他一切皆知，要你干什么？既然要“探索未知”，因此必须要心灵放飞，解放思想，哪怕有点异想天开都无妨，这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要求。学问上功力要够，关键态度上要“坦诚直谏”。中国古语：“文死谏，武死战”，希望能在“坦诚直谏”上有所作为，无愧于深圳这个创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