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合作空间
创新和新思维再次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话题。《俄罗斯联邦2020 年前创新发展战略》指出，“俄罗斯提出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的长期发展目标，旨在保障居民的高水平福利，强化俄罗斯作为全球政治议程主导国家之一的地缘政治作用。实现这些目标唯一可能的手段是过渡到面向社会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也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6 年年会的主题。2016 达沃斯论坛宣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同时，人类社会日益关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步。
中国和俄罗斯与时俱进，调整合作领域，不仅重视传统的经贸合作，而且强调科学、教育、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国正在就开办两所联合大学和若干联合研究中心进行磋商，增加为大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资助的项目数量项目质量也在提升。中俄外交机构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趋于活跃2016 年5 月30—31 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中俄关系研讨会也把这一专题列入会议日程，说明两国科教合作具有优先性。
将两国学术合作列入建立多层次外交议事日程符合中俄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目标。历史经验表明，提高各国学者的流动性是解决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问题、奠定国家间关系牢固基础的最佳手段。首先，正是可以通过开展科教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中俄政府关系热络、民间关系冷淡的局面。
中俄科学、教育和创新合作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是依靠合作摆脱两国现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联邦2020 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和中国官方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均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列为优先方向。中方规划特别强调，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同俄罗斯开展合作是丝绸之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科技合作， 建立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推动科技人员交流，共同开展大型科技研究”。笔者发表于2016 年第2 期《国际生活》杂志的文章呼吁明确“欧亚高等教育空间”的概念。文章指出，第一， 目前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基本知识、善于学习并为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二，要弄清可以互相学习什么首先应当加强交往。
面向未来，发展中俄关系，要看到积极趋势也应当正确对待过去的教训。虽然许多俄罗斯人可能认为对华学术合作是全新方向，但中国民众对20 世纪50—60 年代中苏科教合作经历的高潮和低谷记忆犹新。当时，苏联专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技术援助俄语实际上成为中国全民学习的主要外语，甚至普及到遥远的南方省份。老一辈中国人时常回忆起学校的俄语课，还能用俄语说一些简单的句子。20 世纪60 年代末中苏关系发生危机，导致中国人普遍转学英语。按照当时的逻辑，这一调整是彻底而残酷的。笔者听说过昔日的俄语教师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独立学会英语的故事。长期以来，由于个人意愿和制度因素，坚持研究俄语的中国专家的职业发展，先后受到中苏关系破裂和俄罗斯转型期漫长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助力中俄学术合作新时代，原则上必须提出切合实际的目标，分析合作各方的优势，确定自己的独特地位。这能够避免当代中俄关系常见的情形——由于文化隔阂、官僚主义和制度僵化等技术性障碍，两国高层高调宣布的项目无果而终。鉴于这一背景，明确和修正合作议程，重新评估合作的优先次序、前景和风险乃及时之举。本文便做这样一种尝试。
二、方法论
我们建议使用Е.М. 普里马科夫提出的情景分析法要素排列合作的优先次序Е.М. 普里马科夫强调，形成脚本（只能由熟悉主题的专业人士完成）、选择变量和变量的等级排列三个要素具有特殊意义。我们选取学术合作的三个主要方向作为变量：1. 大学生交流 ；2. 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3. 创办联合大学与研究中心。通过分析每个方向的必要投入和可能收益，笔者将在总结性建议中提出关于各方向合理等级排列以及每个方向内部具体次序的结论。
三、更新的合作次序
（一）大学生交流
1. 目标：从语言和文化研究转向非语言，也就是技术专业研究；从强调大学生和课程的数量转向强调大学生和课程的质量；从重视大学生的基本培养转向重视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
2. 现状：传统上，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至少在最初阶段是通过大学生交流、互相学习语言和文化实现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努力：2009—2010 年两国互办“俄语年”和“汉语年”，2014—2015 年互办青年交流年。
效果令人期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和俄罗斯到对方国家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数量基本持平，截至2014—2015 学年，每年各约2 万人，总数4 万人（参见图1）。同时，留学生数量继续保持增长趋势：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社会研究中心尚未公布的统计数据（А.Л. 阿列菲耶夫提供给笔者）2014—2015 学年在俄中国大学生人数为20 710 人。2014 年中国已经成为俄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
但是，1/3 左右在俄中国大学生和大部分在华俄罗斯大学生分别学习俄语和汉语。专业的选择既与大学生本人的兴趣有关，也同大学相关专业为外国学生设置的名额有关：俄罗斯大学总体上更愿意录取外国学生到非语言专业中国大学则刚开始向外国学生开放非语言专业留学。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确定未来合作的优先次序，应当关注以下实际情况：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和俄罗斯每年毕业4 万名翻译和区域地理学专业学生，那么社会很快会面临相关专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发布的笔者对中国大学的实证研究结果，在中国大学完成学业的俄罗斯和其他欧亚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良好的学习印象与低于预期的就业前景之间存在落差。
所有大学生，无论是中国大学生还是俄罗斯大学生，对非语言类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技术和工程专业的兴趣不断提高。可以使用俄语、汉语以及英语学习这些专业。显然，一方面，非语言专业学习与掌握语言不相抵触而且同单纯学习语言相比较多半是前进一步；另一方面，非语言专业学习蕴含着实现科学—创新领域进步的巨大潜力。
从事国际教育交流和公共外交工作的理论家指出，学术交流将带来丰厚回报，如果其主要目的是长期改善参与者的职业前景，而不是单纯地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与就业前景广阔的欧美外交官的威望有关。
4. 更新的次序： 鉴于以上所述，按照如下方式修正中俄大学生交流的优先次序更为合理：
次序1. 以吸收大学生到非语言专业，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工程专业为主要方向。可以采用俄语/ 汉语、英语或者俄语/ 汉语与英语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应当特别指出，多语言教学实践并非新生事物。例如，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俄法政治学硕士班已经开办10 余年，联合招收俄罗斯、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部分课程使用俄语讲授，部分课程使用法语讲授。为最大程度地吸引参与者，可以采取长期培养计划和短期培养计划相结合的方式（目前颇受欢迎的英语夏季培训班或志愿者计划比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过程更容易组织）。
次序2. 关注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通过两个途径改善毕业生的职业前景一是逐渐从重视招收大学生和设置课程的数量转向重视招收大学生和设置课程的质量；二是减少毕业生就业的官僚性障碍。同时，完全不必要担心中国毕业生选择留在俄罗斯：最新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将从国际教育投资中获得丰厚回报，如果外国毕业生留在这个国家工作，而不是返回祖国。所以较为合理的是， 向外国大学生开放大学的政策与向毕业生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相互补充。
（二）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
1. 目标：使学者能够了解两国的科学和教育体系，建立工作联系，在未来共同开展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在俄罗斯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化交流计划的效果，依靠专业和交流形式多样化，使交流活动惠及更多的参与者。
2. 现状：与大学生交流相比较，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要复杂得多。这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介入有关，例如大学对外国科研人员的开放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外国人准入、学术合作的政治—地理优先方向、本国和国际科教工作者的潜在竞争以及项目资助成本较高（同大学生相比较）等。按照中国的管理体制，外国教师和科研人员列入“外国专家”范畴，外国专家局负责向他们发放工作许可。根据该机构提供给笔者的资料，中国每年办理5 万—6 万份外国专家工作许可。实际上，外国专家中俄罗斯人的数量不多。根据未公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6 年3 月，以外国专家身份在华工作的俄罗斯人为961 人（仅占在华外国专家总数的2%），其中810 人属于人文—教学领域专家（主要是俄语教师）， 只有151 人属于经济—技术领域专家。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一方面，必须对中国大学史无前例的开放程度给予应有的评价。中国重点大学建立起教师录用国际竞争机制。按照规定，至少在固定岗位专业技能录用标准方面中国公民与外国人选平等，没有任何优势。计划达到国际竞争水平的中国重点大学指的是进入“985 工程”（名称源自工程提出的时间——1998 年5 月）的39 所高校。中国和外国大学合作创办的联合大学同样实行国际录用标准。
由此，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如此开放的条件下，到中国大学工作的俄罗斯人这样少？这主要与中国大学在政治—地理层面定位于国际公认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先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标准以及俄罗斯相对孤立于国际学术界之外有关。
第一，国际社会对相当于西方国家学术研究型博士或中国博士的俄罗斯副博士学位的承认存在一定问题，其关键在于，某个学位是否是可以晋升所有职称和学术职务的最终学历。俄罗斯的副博士学位不是如此：副教授通常是副博士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俄罗斯副博士学位与西方博士或中国博士学位的根本区别。对于后者而言，在具备相应科研成果的条件下，晋升教授甚至院士不需要其他学位。由于这个原因，甚至在俄罗斯取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晋升教授时也会遇到问题。显然，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俄罗斯教育体系的吸引力：取得不存在职业发展障碍的西方大学博士学位当然更合理。
第二，学位和职称通常不是中国大学录用人员的唯一标准。各大学可能提出其他要求，例如发表的科研成果。中国重点高校直接承认Web of Science数据库索引杂志发表的文章，而承认俄罗斯杂志，甚至是列入全俄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目录的杂志发表的文章则存在较多技术性障碍。
4. 更新的次序： 基于业已形成的状况，必须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在中俄关系层面可以灵活解决两国教育体制对接问题；第二，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中能够为俄罗斯高等教育和科学国际化战略得出哪些有益结论？我们认为，中国或俄罗斯既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不宜做出重大调整，双方各有理由、优势和不足从中俄科教机构为两国学者设立一定平台启动交流更稳妥。
次序1. 必要情况下，在对等原则基础上实现中俄专家在两国科教机构长期和临时就业岗位多样化。除长期就业以外，成熟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形式还包括短期和长期科研实习、访问学者、常驻和非常驻研究人员等。这类实习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伙伴国的科学和教育体系以及建立工作联系。
次序2. 启动不同方向专家的专题对话：战略对话、科技对话、文化对话等由通晓讨论话题的职业人士为每个方向提出权威性建议。
次序3. 支持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研究计划，体现必要的制度灵活性。例如，只有在取得学术休假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科学调查，而且只有在能够改善职业前景的情况下科学调查才具备合理性。
（三）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
1. 目标：通过支持现有的论据充分、参与者感兴趣的倡议，保证教学计划的灵活性和质量相结合，以及扩大英语在教学和科研交流中的应用，奠定未来欧亚高等教育空间所必需的信任基础。
2. 现状：创办重点大学国外校区、联合大学和联合科研中心成为高等教育和科学国际化的新趋势。在国际实践中，耶鲁大学（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学院）、纽约大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和上海纽约大学）成为这一进程的领先者。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引领者（该校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有分校）。诺丁汉大学是在中国开办联合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第一所外国高校，厦门大学则是在国外设立分校的第一所中国高校。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是俄罗斯同中国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第一所高校。在高层的政治支持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在南方城市深圳开办中俄大学的工作已经筹备多年。据联合大学的创办者介绍，很快将首批招生⑨。在其他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项目中，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合办的中俄学院值得一提。该学院2011 年成立，主要培养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法学等6 个方向的学生建设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同新西伯利亚大学联合实验室。2015 年， 中国人民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联合创立俄罗斯研究中心项目启动。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必须强调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与传统大学生交流计划的根本区别。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的毕业生至少可以取得双学位。理想条件下，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应当组织联合科学研究。
由于这些特点，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具备成为深化大学生交流、推动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良好平台的潜力。然而，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现实。下列因素可能使雄心勃勃的项目遭遇重重技术困难：
第一，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对创办外国大学分校持谨慎态度，只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绿灯”。不仅名称和法律地位，而且教学大纲都可能成为区分分校和联合大学的标准：中方很可能坚持为联合大学制定专门大纲，而不是满足于引进国外大学现有的教学大纲。
第二，俄罗斯教育的吸引力不仅远逊于西方， 而且明显落后于中国重点公办大学的教育。应当充分尊重中国非常开放的教育体系的多重合理保护手段同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中国公办大学的声誉：联合大学，甚至与西方一流大学合办的联合大学的录取分数一直低于中国重点公办大学。
第三，任何合作教育项目都将面临突出的授课和交际语言问题。由于汉语和俄语的客观复杂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作为专业语言，熟练掌握汉语和俄语是个棘手问题。此外，当今世界大量科技信息以英语为载体，任何主要目的是学习专业，而非单纯获得语言学和区域地理学知识的讲求实际的学生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汉语或俄语是否合理？
第四，建立联合科研中心将面临迫切的融资问题。中国和西方联合创立科研中心的典范有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法国外国研究学院合作创建）和位于中国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创办类似研究中心的法律和组织程序更简单）。虽然这些研究中心的详细资金来源未公开，但显然从逻辑上可以推测，中方伙伴将期待外国合作伙伴至少稳定地提供部分资金。
4. 更新的次序： 基于已有经验，我们建议务实对待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项目，具体而言，按照以下方式调整合作的优先次序：
次序1. 考虑到俄罗斯财政资源有限，必须集中力量办事。根据重要程度，可依次按下列标准选择合作伙伴：
第一，中方伙伴的声望：找到一个权威的合作伙伴，例如清华大学，常常好于把精力分散到若干二流伙伴上。顺便提一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由来已久，后者是所有其他伙伴看齐的目标。第二，中方伙伴的兴趣：例如，传统上由俄罗斯语文学家担任校长职务的大连外国语大学对开展对俄合作具有浓厚兴趣。第三，地理标准：中俄在深圳合作开办大学的经验证明合作地区不应局限于与俄罗斯联系紧密但经济落后的中国东北。相反，近年来南方发达省份出现大量俄罗斯侨民，这将有助于缓解联合教育机构招收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的难度。
次序2. 鉴于俄语的吸引力较低应当适度地灵活对待授课和交际语言问题。利用俄语、汉语和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前景广阔。一流科研人员和教师具备使用英语授课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是世界趋势。必须鼓励相应经验丰富的俄罗斯学者，吸引熟练掌握英语的境外俄侨学术人士参与俄罗斯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次序3. 从长远看，应将中俄开办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的合作视为欧亚高等教育空间框架下联合科学研究和创新进程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创建者就提出了科教一体化的目标。然而就中俄而言，一体化不应当意味着标准化。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对俄罗斯确定一体化概念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博洛尼亚进程以大陆法哲学为基础，按照统一标准规范教学计划，拥有诸多毋庸置疑的优点，但它仍存在大量官僚性障碍。在中俄合作背景下，目标相互矛盾的参与者暂时处于探索共同点的初期阶段，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理解伙伴的利益和坦诚对话是成功的保证。
四、结论和建议
1. 为了引起社会对中俄学术合作倡议的关注， 重视和推动倡议的落实，鼓励参与者（常常是研究薄弱领域的开拓者）的辛勤努力，将中俄科学、教育和创新合作视为超越大学—学术界限、提升至多层次外交最高政治层面的合作是适宜之举。
2. 中俄宣布2018—2019年互办“科学、教育和创新年”是强调学术交流属于两国合作优先领域的良策。
3. 在不断加强的科教一体化乃至欧亚高等教育空间框架下，推动以学习语言和文化为主的大学生交流向联合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转变是中俄学术交流的战略发展方向。大学生交流专业多样化、扩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以及创办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是实现中俄学术交流转型的必由之路。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