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被误读的供给侧
针对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提出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何为供给侧呢？供给经济学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巴蒂斯特·萨依提出的“萨伊定律”，其核心理论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供给会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达到均衡状态。
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些列政策，加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将许多行业进行了解除管制，1982年使得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供应和需求其实是一回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人供应任何物品，一定是想通过价值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只不过因为货币储蓄的问题产生的“短期不均衡”，比如当老百姓的收入储而不用时，钱不能有效投入到生产中，不能转变为投资，收入减少导致需求不足，供给与需求产生了分离。
怎么解决这种在业界看来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呢？于是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论点。他提出要使用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宏观调控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也就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加大投资来拉动需求，刺激消费。比如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都是从需求角度出发，几年前的四万亿工程都是凯恩斯理论的实践，但这种重投资驱动，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导致了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甚至更加剧了产能过剩。
“萨伊定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才会产生供应与需求的均衡。在一个被管制或是垄断下的市场，供应和需求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下的，供给与需求会产生分离，体现出来的就是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交易费用高企等。
比如在农业领域，目前农业的资源要素还是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状态，农地的使用途径受到限制，土地缺乏高效的流通转让机制。同时，部分农产品品种与价格受到管制，因为粮食安全问题往往会纳入到政治范畴内去考虑。价格管制会扭曲市场价格的调节功能，管制价格就是管制农民的收入，农民如何创新呢？产业结构又如何调整呢？
任何有价值的产品都是有需求的，过剩只不过是局部不均衡的体现。说一个县的产品过剩是针对于这个县的需求而言的，这个县的需求满足了，我可以卖到隔壁县去，隔壁县满足了我可以卖到其他省去，全中国都满足了，我可以出口到国外去，实在不行可以低价处理，所以真正的过剩是不存在的，只要产品有价值，只要市场存在，过剩只不过是局部不均衡，而局部不均衡往往是受行政管制，缺失市场调整造成的交易费用太高。
2015年，我国大豆总产量不到1200万吨，进口却超过8000万吨。陈锡文说，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引导农民优化农业的生产结构，对有需求的产品要增加产量，对没需求的产品要逐步调减。问题是农民愿不愿意种？如果种大豆能让农民发家致富，我相信完全不用政府引导，他们自己会蜂拥而至。
利润太低按照市场的调节就要出局，要换成其它品种，这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就是通过产业结结构的调整来加快淘汰僵死企业，淘汰落后产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一、农业的供给侧改革不会是政府的行为，不是国家的调控，而是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
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从而产生了高昂的交易费用，从而阻碍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性，导致供需脱节。因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不要用行政的方式去调控和改造农业，而是更多的通过市场的方式，用市场规律来调节产业结构，用市场竞争来提升农业的产品品质，用市场机制来降低各种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降低交易费用加快产业之间的流通，比如各种税收，高速公路收费导致的高昂的物流成本，以及地方保护性政策的阻碍等。
所谓的产业升级就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市价为导向，以企业为主角，是一轮追求利益的分工与组织，竞争与合作的商业行为。所以，农业的供给侧改革不会是政府的行为，不是国家的调控，而是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用那只无形之手去库存、去产能过剩、去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供给侧的主角不是由地方政府，不是由农民，而是由企业来完成
发展地方优势产业，依靠产业之间的互补与交换来发展农业，这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早在很多年就有专家提出，也有很多地方实践了，但为什么大部分都失败了呢？中国很多地方特色产业都是由当地政府组织规划的，由政府牵头、也由政府招商，本质上是“有形之手”的行政规划。这与中国早年在工商业上的招商引资没什么两样，为什么政府在工商业做得那么成功？而在农业上却频频失手？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工商业的产权是独立的，其法人独立，所有权清晰。而过去农业的经营主体要么是政府，要么就是农户本身，缺乏一个独立的商业组织来运行。
市场的主角不是政府，也不是农民，而是企业。所以，中国的农业产业升级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也不是由农民来完成的，而是由市场的细胞企业来完成的。企业通过逐利性，看市价的高低来选择什么品种，种植什么产品，销售什么产品，一切向市场看齐，而市价就是最好的晴雨表。因此，供给侧的主角不是由地方政府，不是由农民，而是由企业来完成。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两种不同的产权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前提首先是承认人的所有权，赋予了人对资源的所有权，这才有市场的产生。
市场化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物品可以自由交换，而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则是要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即有了对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保护，才会有产权的转移，才能将农业资源实现市场化和商业化，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农业。所以农业的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对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对农业资源要素的产权化。
中国农民过去三十年被赋予了两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一是土地，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完成；二是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农民的生存不再依附于土地，工业化中农民用劳动力与企业交换工资，前者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者解决了发展问题。但到今天为止，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远远不够，不仅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农民户籍的自由迁徙上，还是在资源要素的竞争程度上，都无法支撑起中国农业获得更大的突破。
我觉得中国的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回归市场经济的本源中去，要在产权的基点上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市场化的基础上，而农业的市场化则离不开农业资源的产权化，农民的自由化与企业的竞争化，这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