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区域化正在遭遇区域安全的恶化。区域化颇为成熟的欧洲与区域化方兴未艾的东亚，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令人忧虑的现实。如何解释和看待这种日益凸显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一个新理论诞生的契机吗？区域化与安全环境恶化是一种发展的宿命吗？笔者在此首次提出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这一理论命题，并以该理论为解释视域，以东北亚为解释场域，对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产生的一般性原因及特殊进行探讨。笔者将继续以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为理论视域，结合不同的场域与议题，展开持续的理论构建与个案解析。
一、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现实与一般性原因
区域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种现实推进与理论构建的方向。然而，区域化的发展，并没有让已经渐趋成熟的区域或者成长中的区域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区域化的世界正变得更加不安全。作为区域化的模范生，欧洲正挣扎在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危机等系列危机之中；作为区域化的新星，东亚正纠结于海洋争端与朝鲜半岛危机之中。
目前，欧洲的区域化已经日臻完备，从政治到安全，从经济到社会，欧洲在诸多社会元素的组合中都已经高度机制化。一个更加统一、强大和安全的欧洲，似乎注定要昂首立于欧罗巴，阔步走向世界，欧洲似乎已经成为区域化的一个传奇。然而，一次次危机将曾经的安全岛欧洲推入到不安全的区域。
当欧洲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无法自拔时，乌克兰危机爆发。乌克兰危机始于乌克兰总统终止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转而强化乌俄关系，乌克兰内政与俄美矛盾、俄欧矛盾相互激发，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乌克兰东部一度二州陷入战争。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纷纷发出战争信号，欧洲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接近热战的前夜。2015年2月8日，德国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感慨：“战争与和平问题重归欧洲”。然而，这并不是欧洲面临危机的全部，随后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危机汹涌而至。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惨案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法国进入战争状态。2016年3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再次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16年6月24日，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欧洲区域化进入更为诡异的阶段。
东亚的区域化一度被世人看好，身处东北亚的中、日、韩经济体量在世界举足轻重，加之三国频繁的经贸往来东北亚一体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身处东南亚的东盟也进展顺利，东盟与中、日、韩的经济合作机制（10+1与10+3）已经成型，东亚的两个次区域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一体化正在为东亚区域化的形成提供强劲动力和希望。
然而，东亚区域化正在被一场海洋安全危机与朝鲜半岛危机所打乱，东亚正在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海洋危机由东海危机与南海危机组成。东海危机源于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南海危机源于菲律宾、越南侵占中国南海权益。东海、南海争端本该由当事国来解决，但是，美国参与其中，宣布美日同盟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舰船支持，不断派出舰机，以航行自由之名，行海洋霸权之实，对中国在南海本国岛屿上的合法作业展开文攻武吓。日本也亦步亦趋，开始染指南海。菲律宾执拗地将南海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并努力将其塞入东盟机制内，严重挑战了曾经助推东盟成功的重要原则——协商与合作、关注经济社会而非安全问题。尽管2015年末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但菲律宾将安全议题塞入东盟机制的做法，会对东盟的发展及东亚区域化产生重大干扰。
与此同时，朝鲜频繁进行核试验与弹道导弹试验，就在2016年朝鲜进行核导试验后，美韩宣布将萨德防御系统部署韩国。该系统的监测与防御能力远远超出针对朝鲜的功能，引发中俄与美韩的激烈争论，毒化了原本积极互动的中韩关系。美国执意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进一步促使朝鲜半岛核问题复杂化。如今，朝鲜半岛进入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接近热战的时刻。可见，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东亚区域的安全状况令人忧虑。
一般认为，安全是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正是在实践（包括认知实践）过程中，某些问题以具有最高优先权的形式被提出，并被贴上安全的标签，某些问题变成了安全事务，这个过程就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安全化过程将某些问题变成了安全事务，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设计国的表述中都是经贸机制，但如今人们更倾向于以安全的视野看待这些经贸机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区域化充满期待认为随着区域化的发展，身处同一区域且相互依赖中的各国间安全状况会得到改善，即区域化会带来安全改善。然而，事实却差强人意，区域化也与区域安全恶化相随。尽管各种议题并非区域化的直接结果，但区域化与区域内越来越多的议题以安全面目出现同步，安全化在区域化的世界蔓延，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出现了。
那么，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产生存在哪些一般性原因呢？尽管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以下动因值得思考。
首先，区域成员对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权衡，导致区域成员产生对相对收益及其使用的担心，这促使区域成员对安全议题的关注。如果区域内成员之间存在敌意性认知或互信缺失，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担心。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会增加国家的绝对收益，随着各国绝对收益的增加，各国会更加倾向于相互合作。然而，现实主义者基于相对收益对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质疑。参与区域合作的国家固然会有绝对收益，但是，各国的相对收益是有差异的，更为重要的是，各国会担心这些相对收益会转化为对自己构成威胁的能力，特定区域内的敌意性认知或互信缺失无疑放大了后者。因此，随着相对收益差异的持续与对相对收益使用的担心，日益发展的区域化出现安全化。
其次，区域成员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对未来收益的消极预期，会促使成员对安全的关注升温；而区域内成员的多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可能进一步分化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并促使成员更加关注安全议题。
即使存在相互依赖，但对未来收益的消极预期，也会促使安全关注升温。戴尔·卡普兰（DaleCopeland）的研究已经表明，相互依赖中国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它们对未来贸易关系的预期。在特定区域内，随着区域化发展，各个国家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一般而言，只要区域内国家参与了区域化过程，国家在初期往往对规则制定与资源调整大多存在积极预期，即使初期收益较少，但它们往往会在区域化的背景下认为随着规则的进化、资源的优化，区域内成员的同一国际组织的共有成员身份，均会提供减少敌意和约束武力的机制和认知，区域成员会倾向认为区域体系的互助性特征增强，自己在未来的收益是乐观的。然而，随着区域内规则以及资源配置的固化，收益递减出现，一些国家会因收益持续不利于自己而滋生不安，而一些在初期曾经对收益颇为满意的国家可能也会由于收益逐渐减少而滋生不安。
与此同时，同一区域内新的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同一区域内的成员由最初简单的同一组织的共有成员身份，逐渐转变为同一区域成员隶属于越来越多组织的多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并弱化了区域成员对收益的预期。于是，区域成员对区域体系的互助性认知，开始让位于对区域体系的自助性认知。众所周知，在自助性体系中，迫使行为体对经济的考虑服从于对安全的考虑。
于是，在特定区域内国家因为对未来收益的消极预期，经贸议题被贴上安全议题标签的可能性增高，传统安全议题被激活的危险性增强。
目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未来收益的消极预期普遍存在。东盟共同体具有很明显的多组织成员身份。东盟共同体的10个成员有4个——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被拉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另外6个不属于TPP。美国抛出TPP，日本、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致使长期处于谈判中的中日韩FTA举步维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韩国犹豫再三加入，而日本则拒绝加入。可见，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区域成员的多组织成员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区域内成员的多组织成员身份分化并弱化收益预期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其三，特定区域内传统议题与非传统议题的叠加，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问题效应，即经济规模效应与安全规模效应。目前，议题叠加所释放的安全规模效应明显。
区域化为各种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配置提供了环境优化为经济、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区域化也将各种议题压缩在内定区域内。这些议题在特定区域的持续积累与集聚会产生问题密度和问题持久性。一般认为，问题密度的增加与问题持久性的存在会产生经济规模效应。问题密度可以增强国家合作的信心，促使它们相信自己的伙伴不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不会破坏对制度的投资。在问题看起来更持久并且问题密度更高时对制度的投资会得到更大的收益，因为它们会在更长的时期内适合更多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问题密度与问题持久性也可能产生安全规模效应。区域内议题既是区域合作的动力也是区域合作的阻力。当区域内议题不断叠加，问题密度越来越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区域成员对区域制度投资的信心和热情会受挫并降低，其效应呈现出释放互疑、滋生对抗、增加合作成本。在此作用下，各种议题可能均被贴上安全议题的标签，安全密度增加，区域化与安全化并行。
其四，区域内相互依赖的增强可能让使用威胁的收益更高而成本下降一般认为，随着区域内相互依赖的增强，矛盾或者冲突就会减少，因为如果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对抗的成本也会较大，因此，区域内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合作。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在区域化的塑造下，相互依赖的紧密程度已经把各个行为体捆绑在一起，利益捆绑的收益高，意味着利益分离的成本高，也意味着使用威胁的时候收益高。后者往往不被注意：因为使用威胁的一方不会过于担心对方会真的与自己完全针锋相对或任由争端升级为战争，它会预判对方考虑到利益分离的成本而有所顾忌，也会预判与区域关系密切的国家会考虑争端升级的成本而不得不选择介入。无疑，这促使使用威胁一方的收益增高而成本下降。菲律宾一度不断挑衅中国，强化美菲军事同盟，就是判断中国会顾忌东亚经济合作的大好形势而不会对菲律宾的挑衅采取过激行为就是判断美国会顾忌自己的全球霸权声誉而可能选择进入争端。
其五，区域成员将安全议题外包给经贸议题，也塑造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区域化寄希望于经济一体化：经济相互依赖的积累，随之而来的是安全相互依赖。这种逻辑是把安全议题外包给经贸议题。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利克森（FredrikErixon）分析道，中国与日本试图缓解相互间敌意的方式，也反映了这种贸易政策主导的逻辑。在通过有效对话减少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方面，双方都没有做足够的努力。虽然双方都意识到对危机管理的准备不足，但目前唯一有明确方向的对话是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这种贸易协定无疑会给各方带来经济利益，但无法替代关于安全问题的磋商。当相互提供贸易机会的磋商成为国家之间唯一有意义的对话时，实际的结果就是出口利益决定了一国战略方向的基调甚至内容。这里要说的不是停止此类贸易对话，而是说如果这三个国家将它们的安全政策外包给贸易政策，那么就会让商业上的讨价还价而非战略性的思维来界定它们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共同努力。可见，经贸政策无法代替安全政策，任由经贸政策主导安全政策，安全政策就会存在沦为经贸政策附庸的风险。因此，经年的区域化后是纠结的安全化。
可见，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一般性原因中，既存在国家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存在国家在区域化环境压力下被动选择的结果。那么，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中，参与东北亚区域化的主要国家以及与东北亚区域安全关联紧密的同盟扮演着怎样的独特作用呢？通过探讨产生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的特殊原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
二、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国家角色
东北亚区域存在三个重要行为体——中日韩，笔者之所以选取中日韩三个东北亚国家，主要考虑的是问题的区域性与紧密性。在东北亚区域内，中日韩三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互动是最为紧密的，尽管中、日、韩在安全领域互动的紧密性是以消极互动为表象的。即中日韩三国的互动既体现了区域性也体现了紧密性。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东北亚介入的广度与深度，美国已经成为东北亚区域一个最为重要的域外行为体。因此，笔者在此着重探讨中日韩美四个行为体在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国家角色。
首先我们分析中、日、韩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中的角色。
在东北亚主要行为体中，中国以其经济规模及发展速度，在东北亚区域化中举足轻重，一度被日韩视为自身发展与区域化的机遇。然而，随着区域化的演进，日韩对中国机遇的认知一度产生了重大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及其右倾化、朝鲜威胁的持久化，韩国对日本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东北亚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国家角色认知变化作用于东北亚的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
当东北亚区域化在艰难推进之时，中日韩之间的国家角色认知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首先体现在日韩对中国机遇与中国“威胁”的不同判断上。尽管日韩关系微妙的原因复杂，但有学者指出：日韩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两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韩国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韩国的商业机会，日本考虑到钓鱼岛争端以及中国追求海洋的雄心，认为中国是日本的威胁。日本的中国“威胁”认知与韩国的中国机遇认知，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并侵蚀了日韩关系，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形成具备了敌意性认知或互信缺失的条件。
其次，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挑战从价值观层面向现实层面全面显现，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持续恶化，韩国对日本的认知存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矛盾性与实用性。
由于日本对侵略历史和慰安妇等拒绝真诚的道歉，甚至对自己的劣迹百般辩解和混淆视听，这表明日本在历史认知和人权等价值观层面对二战后各个国家的价值观构成冲击。甚至日本学者也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战时妇女人权问题”。“除非慰安妇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日韩关系的任何改善都是片面的”。尽管2015年12月末日韩宣布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日本就慰安妇问题与韩国单独“和解”表明日本对人权的等级性认知与虚伪性认知，以10亿日元让韩国慰安妇“封口”表明日本对人权的蔑视和实用主义认知，韩国社会能否吞下日本版的人权，还有待观察。
日本安倍政权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未来在朝鲜半岛展开军事行动与恶化中日关系张目，这表明日本对东北亚国家构成现实冲击，也让东北亚国家尤其是韩国对日本的认知具有负面性。一方面，日本借2015年版《美日同盟防卫合作指针》的重新调整，对将来在朝鲜半岛展开军事行动制造借口。早在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Abe）对在朝鲜半岛突发事件中使用驻日美军基地评价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支援韩国将从日本展开行动很明显，这需要事先协商，因此如果他们要去向韩国提供援助，日本需要同意他们去”。一位韩国军官表示：韩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在朝鲜半岛突发事件中派遣驻日美军介入。另一方面，韩国对日本不断对抗中国、挑战地区秩序的行为越来越感到不安，韩国认为日本对抗中国的安全态势是潜在的威胁。2014年2至3月，由《朝日新闻》（AsahiShimbun）进行的中日韩关系民意调查（opinionpoll）显示，“你认为（对本国）构成最大军事威胁的国家”调查中，在日本55%选择的是中国，29%选择的是朝鲜；在韩国65%选择的是朝鲜，20%选择的是日本，10%选择的是中国。
然而近来随着朝鲜核导威胁的提升，为日本与韩国的接近提供了一定的动力。2016年上半年，朝鲜分别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试验，美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提上日程，在中国对萨德部署表示严重关切之时，日本则表示鼎力支持，展现出日本拉近日韩关系的热切期盼，这为韩国重新认知日本提供了机会。然而问题是，韩国基于国家安全而讨论部署萨德系统与朝鲜基于国家安全而发展核武器，既基于相似的逻辑，也会导致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恶化与半岛分裂的长期化。日本对该问题的支持无疑会强化上述问题。因此韩国如何在其长期目标——半岛统一与其短期目标——减少朝鲜核威胁之间认知日本的角色，将影响日韩关系的走势和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
其三，在东北亚区域化过程中，日韩对本区域主要行为体中国与区域外主要行为体美国亦存在不同认知。
有学者指出，日韩都把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置于优先位置。首尔和东京在处理与美国和中国关系时，漠视彼此，视对方为次要的利益攸关方。对首尔和东京而言，华盛顿是最为重要的安全盟友，北京是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因此，首尔和东京都对对方的战略价值模糊不清。与华盛顿相比，首尔和东京都视对方为不太重要的安全伙伴；与北京相比，彼此又视对方为不太重要的经济伙伴。首尔和东京不确信对方有多么重要。结果，双方都不太有兴趣和热情处理日韩关系中的问题。2014年5月，由《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和《韩国日报》（HankookIlbo）举行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认为美国或中国哪个国家对你的国家更重要”时，日本选择美国的比例是74%，选择中国的是14%。韩国选择美国的比例是47%，选择中国的是46%。
可见，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区域化的主要行为体，三国在东北亚区域化中的互动表明，对区域化中主要行为体的敌意性、矛盾性以及错位性认知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形成中扮演了独特的作用。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不得不促使人们反思特定区域内国家间军事组织的角色。因为没有人否定国家间军事组织与区域合作、区域安全塑造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国家间军事组织就是存在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日美、韩美同盟又关涉三个与东北亚区域关系紧密的国家。在这里，国家角色与同盟角色交织互动。目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运行之下，美国计划在未来实现日韩关系的接近，为对接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创造条件。但是，美国意欲实现的日韩接近与日美、韩美同盟对接，是以阻止甚至破坏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代价的，将进一步强化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
首先，基于中美韩三边互动与中美日三边互动，韩美同盟与中国、日美同盟与中国处于不同的关系状态之中。
韩美同盟与中国尽管存在矛盾，但韩美同盟与中国的关系相对稳定。近年来，中韩首脑外交与民间外交并举，中韩关系一度稳步提升。中韩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韩国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此同时，中美虽然存在战略互疑，在东海、南海争端中持不同立场，但中美经济合作相对平稳，首脑外交作用显著。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经日臻成熟，军事合作亦逐渐展开，中美在全球事务中合作潜力巨大。美韩作为军事同盟，两国缔结了美韩FTA，韩国也开始启动对TPP的第二轮预备谈判。由此可见，中美韩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三边。一方面，基于中韩FTA与AIIB、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韩FTA与TPP等经济机制的运行，尽管目前TPP与AIIB在亚太范围内存在一定的博弈，但总体而言，中美韩的三边经济关系相对稳健。另一方面，基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韩美同盟关系的机制存在，尽管中美关系在经受南海争端与东海争端的锤炼，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韩的三边战略与安全关系互动作用不可小觑。正是基于中美韩三边互动，韩美同盟虽然不断强化，但目前韩美同盟并没有将针对对象公开而明确地指向中国。
与韩美同盟相比，尽管日美同盟一再声称其存在与强化是为了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美同盟的强化导致了同盟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互动存在关联。近年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矛盾重重，在经济与安全领域都出现了大踏步倒退。中美关系本已存在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日本作为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更是搅局不断，中美关系时常跌宕起伏。在此背景下，日美同盟持续强化，由防御性同盟转向进攻性同盟，由地区性同盟转向所谓全球性同盟。继奥巴马总统宣称日美同盟条约适用钓鱼岛后，2015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明确指出美日将防卫包括离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在必要情况下美军将对日本自卫队的夺岛行动提供支援和补给。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和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Carter）在公布2015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当日，重申了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所有日本施政范围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立场，并且表达了美日两国对中国在南海推进填海行为的“担忧”。可见，由于中日关系短板存在，中美日三边在战略与安全关系上互动消极，因此，不断强化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存在紧张关系，区域化与安全化的悖论就会表现的愈发显著。
其次，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名为全球性同盟而实为地区性同盟，这对东北亚区域化与安全化产生了影响。
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均标榜已经从地区性同盟走向全球性同盟，从美日、美韩首脑峰会到美日、美韩防长、外长会议（2+2）会议，“全球性同盟”的言辞闪烁其间。尤其在2015年4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日美两国防长和外长在美国举行的（2+2）磋商委员会会议上达成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显著扩大，开始拓展至全球领域和网络太空领域。对此，国内及国际普遍将其解读为日美同盟“全球性”的里程碑。但是，我们应该对日美同盟的地区性保持充分的关注，因为无论日美同盟的“全球性”被赋予怎样的希冀，也无法改变其军事布局地区的主导方向。因为日本更加关注自身在地区内的利益，美国更加看重和倚重的是日本在地区内的基石和支柱作用，这是日美同盟的历史起点和现实轨迹。
面对充满挑战的区域，日美同盟从地区主导走向所谓的全球主导，言之可以，但行动尚早。与此相对应，韩美同盟往往被赋予半岛角色、地区角色与全球角色。韩美同盟的半岛角色，主要针对的是朝鲜问题。目前，与其说日美同盟由地区性同盟向全球性同盟转化，不如说韩美同盟由半岛性同盟向地区性同盟转化，即韩美同盟存在超出半岛角色的动向向地区同盟转化。例如，近年来韩美同盟在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将作战范围远超半岛的萨德系统部署韩国无疑存在突破半岛染指地区并针对中国的巨大想象空间。
可见，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都紧紧盯住东亚地区，更确切地说紧紧盯住东北亚地区。日美同盟的安全关切重点是中国、朝鲜，韩美同盟的安全关切重点是朝鲜、中国。尽管各种非传统安全纳入其中，合作的地理空间在拓展，合作的领域也在拓展，但只要同盟视野依然驻足某一特定区域，同盟的军事安全实质部分依然关注某一特定区域，“全球性”同盟便依然对次级盟国而言是一种战略慰藉，或者说是一个“愿景”性质的目标。因此，在东北亚，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仍剑指本区域，同盟的区域内向性仍清晰可见。
区域化需要区域内的军事组织降低其内向性，弱化其威慑性，强化其兼容性。然而，日美、韩美同盟持续将针对对象锁定本地区的特定国家，其内向性未变；在组织体系、合作内涵、军事演习等方面不断充实和提升，其威慑性增强；同盟机制与区域合作机制之间出现机制兼容困境，其封闭性明显。尽管目前出现了“同盟+X”的概念即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相互对接，或者日美同盟、韩美同盟分别与其他国家对接，展现出同盟开放的一面。但冷静审视，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封闭性，因为在既有同盟成员内部或伙伴国之间的组合对区域化有害而无益，因为它会清晰地传递这样的信号：任由区域化发展，但盟友依然是盟友，伙伴依然是伙伴，对手或者竞争者依然是对手或者竞争者。可见，区域内国家间军事组织强化其内向性、威慑性和封闭性，只能为区域的安全化兴风作浪。
其三，区域化的发展与同盟危机意识与同盟强化实践互动，为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滋生推波助澜。越是紧密的区域化，区域内同盟国日本、韩国越是担心被区域化吞噬或者被区域化主导国吞噬，从而滋生强化日美、韩美同盟就会增加日本、韩国战略价值的误判；非区域内同盟国美国越是担心日本、韩国被区域化整合或者被区域主导国整合，从而认为加强日美、韩美同盟就会加强日本、韩国对美国的依附。因此，同盟在区域化背景下反而得以强化，在区域化的同时安全化的问题随之而来。
作为同盟的主导盟国，美国对东北亚区域化与自身角色弱化、次级盟国优化一直保持高度关注。2015年2月27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蒂·谢尔曼（WendyR.Sherman）在访问东北亚之后表示：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处于关键时刻，其中有长期的危险，也存在减少地区紧张并使该地区成为促进全球繁荣与和平的全球强劲平台之一的机遇”，她声称“贯穿奥巴马政府剩余的时期，东北亚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焦点”，美国欢迎新的倡议，例如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亚洲，体系结构已经缓慢成形。但温蒂·谢尔曼警告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东亚国家是否根据开放、非暴力解决争端和尊重法治的基本原则来采取行动［17］2015年5月，美国学者埃文·A·费根鲍姆（EvanA.Feigenbaum）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载文指出：“华盛顿需要强化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外交政策。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其亚太再平衡或寻求中心地位的政策中再加上经济维度，而且要鼓励自由、开放与市场化的地区经济秩序”。“美国不会丢下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不管。它是重要的战略平衡器，而且它与安全相关的角色在近几年中逐渐增强，因为中国的选择和行动普遍让它的邻居们，从日本到印度再到菲律宾都深感不安。但是随着亚洲人对相互之间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公共产品的依赖逐渐加大，华盛顿很有可能面临领导权旁落和错失机遇的危险”。2015年5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题目为《更多的意志和能力：为中国的国际安全激进主义制定计划》（More Willing and Able：Char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ctivism），报告认为：“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而言，持续崛起的中国具备了成为重要安全伙伴的政治意愿与军事能力，尽管这并不注定会与美国产生竞争，但华盛顿应该更努力地与那些可能认为或将要认为中国是一个替代或者一个武器、援助甚至是地区安全供应的来源的国家加强接触”。“考虑到美国同盟机制（alliancearchitecture）的重要性，这一点值得特殊关注：确保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不会危害华盛顿的同盟。鉴于中国学者已经明确地表达寻求强化与美国盟友诸如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的关系借此弱化美国的同盟机制，这一点尤其真实”。可见，面对区域化，主导盟国美国产生对同盟弱化甚至失去盟友的担心，正在努力勒紧同盟的缰绳。
区域化刺激同盟内部紧密化，日美同盟在指挥体系上逐渐一体化，韩美同盟在军事合作上进一步一体化。长期以来，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的军事指挥体系存在差异，亦即日美同盟存在平行的指挥体系，韩美同盟存在一体化的指挥体系。但是，随着东北亚区域化的发展，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美、韩美同盟的指挥体系在趋同，并在一定环节上出现互动。
日美同盟从平行指挥体系向一体化指挥体系转变。2015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加强同盟的协作”（Strengthened Alliance Coordination）单独列出，强调两国将采取无缝、稳健、灵活、有效的双边应对措施采取全政府同盟的方法（a whole-of-government Alliance approach）。为此，美日将建立新的常设“同盟协作机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加强军事协作和双边计划的制定，该机制将便于美日两军从平时到紧急事态、从训练到情报的具体合作。2015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指挥体系内容的完善标志着日美同盟走向在指挥体系上的一体化。
韩美同盟以美主韩从为特点的指挥体系一体化一直存在。但是近年，韩美同盟在放缓移交战时军队指挥权（wartimeoperationalcontrol）的同时，在进一步一体化和紧密化。2014年10月，第46次韩美安保会议中，韩美商定再次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时间目标定在2020年中期以后。同年，美韩更新了《特别措施协议》（theSpecialMeasuresAgreement），以使美韩军队可以“今晚作战”（“fighttonight”）。2015年6月3日，美韩建立了同盟的第一个联合师（com⁃bineddivision），由美国第二步兵师（U.S.2nd Infantry Division）与韩国第八机械化步兵师的下属部队组成美国的一名两星将军指挥该部队，一名韩国一星将军参与指挥。该联合师是美韩两国唯一的在战术层面共享指挥和控制的军事单位。
随着日美、韩美同盟机制在平行紧密化的同时，美日韩三方也在纵向紧密化。为了应对所谓的朝鲜威胁，美日韩开启了三边外长协商机制。为了应对朝鲜及亚太安全形势，美日韩借香格里拉安全会议召开之际开启了三边防长协商机制。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美、韩美同盟开始了具体议题上的合作。2014年12月29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部就朝鲜核与导弹威胁达成三边情报合作协定，该协定为三国国防部自愿分享机密情报提供了一个框架。“自从日美同盟与韩美同盟成为美国军事再平衡亚洲的中心装饰品（centerpiece），新的三边情报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如果美日韩想分享共同的行动图谱，包括朝鲜军队的位置、部署和运动，三国之间的一些不同必须进行调整”。这一新的协定包括了国家领导人层面与国家军事指挥官层面的合作与交流。从功能层面来看，它赋予的不仅仅是军事对话它更意味着要在基于C4I（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s，Computers and Intelligence）技术之上创建一个军事网络体系”。但是，“三边军事情报合作协定点燃了韩国与中国的争论，一些观点认为三边军事情报合作协定将使韩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这远远超越了遏制朝鲜的能力，普遍被认为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希望利用朝鲜半岛问题，推进日美同盟、韩美同盟的三边化趋势是目前值得关注的问题。2016年4月1日，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开幕前，奥巴马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了三边会晤。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Rhodes）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了美日韩领导人会晤的内容。罗兹指出，“三国领导人会谈的焦点是如何努力加强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挑衅。美日韩是最紧密的盟国关系，共享亚太地区未来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愿景，三国的安全利益是相关联的，因此必须紧密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战。三位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与他们一起贯彻和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2016年，美韩宣布在半岛部署萨德系统，考虑到美日韩在萨德系统上的实质性合作，日美、韩美由双边同盟向美日韩三边同盟转化已经进一步显现化。
可见，日美、韩美同盟在区域化的背景下日益强化，同盟强化意味着同盟对区域安全消极影响的强化。事实上，美国再平衡战略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区域化的产物：美国面对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一体化趋势，深感被边缘化的危机美国再平衡战略反复强调美国“亚太身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再平衡战略依靠同盟强势回归，促使日美、韩美同盟强化，随之，中日、中菲关系激化，东海、南海争端同步化，亚太安全恶化。区域化与同盟强化并存，区域化与安全化同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论
通过对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产生的一般性原因以及对东北亚区域的国家、同盟角色的解析，我们发现，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并不一定是区域发展的宿命，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既是区域化环境压力的结果，更是区域内成员及部分域外成员进行主动政策选择的结果。因此，区域成员需要在区域化中重塑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需要平衡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并确保两者相互建构，区域成员身份与同盟成员身份需要找到均衡点与协调点，区域成员与同盟成员需要共塑新的共有成员身份与政策。总之，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是考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一个新课题，对其探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还存在巨大的空间。
注释：略
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GJ044）；吉林大学项目（2015LZY029）。
